据财新网报道，刚刚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职上谢幕的周小川，有望接替曾培炎出任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继续在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开放的对外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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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上午，周小川最后一次以人民银行行长的身份在梅地亚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 史丽 摄
⊙记者 李丹丹
70岁的周小川，即将挥别已创立70年的人民银行。
数字巧合的背后，是15年的全情投入，是青丝到银发的斗转星移，是伴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步履不停、步伐坚定。
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与他国中央银行相比，我国中央银行需要承担的使命更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目标，还需推动改革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维护金融稳定。
目标的高度和多元化，决定了工作的难度。在周小川的央行行长生涯里，“系统”“平衡”这样的字眼必不可少，也多次被他本人提及——对改革系统整体推进，对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弊平衡协调。
他的工作成效有目共睹。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15年来，人民银行治理日益完善，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中央银行日益迈进，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金融领域改革开放日益深化，在“深水区”里的摸索和尝试不仅有益而且稳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茁壮，市场“四梁八柱”已搭建完成，对风险的抵御能力明显提升。
“有幸”二字，是周小川对自己央行行长生涯的淡然总结。明眼人却深知，在周小川的不懈努力下，人民银行在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全球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得以确立。
改革与开放的践行者
临近退休，周小川公开露面的次数屈指可数。2017年至今，他在国内有5次央行系统外的公开发言。
5次露面，他均提及了改革与开放。
与同时代的官员一样，对改革与开放的实践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从1986年担任国家体改委委员、对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开始，再到中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建行行长、证监会主席，再至2002年12月出任央行行长，他的履历无一不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关。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浩大的系统性工程。周小川在多场合均强调，改革需“系统”“整体”和“配套”，需要优化和权衡不同目标。这种系统性整体推进改革，以及统筹协调的能力，对于系统工程专业毕业的周小川来说，或许更为擅长，也更有心得。
1988年，他与吴敬琏合作出版《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作为“整体改革理论”的主要贡献者，周小川与吴敬琏、郭树清一道，成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0）的获奖人。
时间证明，周小川基于这一理论的实践卓有成效。“中国的金融改革能走到今天不容易，他在中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位与其共事多年的央行人士如此评价。
周小川上任伊始就面临一块“硬骨头”。彼时的中国银行业“伤痕累累”，不良包袱沉重，资本充足率很低，已被部分外媒评价为“技术性破产”。
2003年“非典”时期，周小川向国务院作了《改革试点——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的汇报。这份报告创造性地提出，运用外汇储备注资大型商业银行，并详细设计了“四部曲”方案：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剥离处置不良资产——外储注资——境内外发行上市。当年9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
个中艰难，未经历之人难以体会；最终结果，却是世人可见。今日的四大国有银行已位列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之林，较低的不良资产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在整体改革理论里，改革先后顺序至关重要。在国有银行这一微观主体改革成功之后，央行主导的利率市场化“惊险一跳”、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存款保险制度、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等宏观序列的改革才逐步推进。
去年年底，周小川在一篇文章中总结，改革开放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性，促进了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结构优化。金融业已发展到了更高层次的市场准入，以及更广泛参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阶段。
“双支柱”的探路人
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关联性和复杂性不断提升，金融稳定愈发重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已成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在这一背景下，“双支柱”一词应时而生，一支柱为货币政策，另一支柱为宏观审慎政策，是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理论的重要创新。
“双支柱”虽为新词，但是回顾周小川在央行的岁月，人们发现，从很早开始央行就是一边在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箱，一边把住金融稳定，不断摸索央行的宏观审慎职能，着力减缓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
在他任期内，货币政策完成了从行政调控到市场调控、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工具箱日益丰富和完善。如同他选择佩戴IWATCH一样，他对货币政策各类工具的选择，也是务实并富有创新意识的。
2003年4月央行顶住各界质疑，创造性地推出央票调节流动性。近年来，随着流动性创造渠道改变，央行又陆续创设新工具，包括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这些工具不仅大量获取实践经验、市场信息，还疏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构建出市场利率走廊。
从使用效果看，这15年我国经济低通胀、高增长的态势有目共睹。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
当然，这些操作也不能称之为完美，毕竟高达170万亿元的M2余额直至今日也是有所争议的。周小川也曾感慨过特殊时期采用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现在回顾起来，如果适时退出能够再做快一点，也许更好一点”。
另一支柱——宏观审慎政策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央行对其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却并不短。
2003年银行业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剥离时，人民银行就认为，监管可以分设，但监管机构负责不了管理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必然要运用最后贷款人职责，还是要由中央银行把关，为此要成立金融稳定局。
“事后的实践表明这是正确的决定。” 周小川在人民银行内部的一次学术讲座上回顾道。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我国央行较早探索了宏观审慎政策，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走在了国际同行的前列。2009年人民银行就提出要运用宏观审慎性调节工具，随后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风险管理，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探索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
2011年人民银行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其核心是要求金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就做多大生意”，不能盲目扩张和过度加杠杆。2016年起，该机制正式“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直至今日，MPA的体系一直在完善中。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声音试图把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说成旧式的规模管理，把它说成是一种行政性手段。”周小川指出，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理解。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然的话，三期叠加效应会更突出。
针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周小川也有未尽事宜。他坦言，当前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管体制机制缺陷的镜像反映。
就在周小川退休前4个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意在加强金融监管统筹协调，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获通过，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行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人民银行。
这意味着，周小川的继任者在“双支柱”领域的摸索还将持续，任务也更为艰巨。
“人民币的最佳代言人”
从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始，到离岸市场不断发展壮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中人民币被更多地使用，再到2016年人民币被正式纳入SDR篮子……这一路走来，人民币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认知、理解和接受。
在这个过程中，凭借着深厚的专业积累、流利的英文表达，以及对人民币倾注的心血，周小川被称为国际舞台上“人民币的最佳代言人”。
2009年3月，G20伦敦峰会召开前夕，人民银行网站颇为罕见地刊发了周小川的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文章提到，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
彼时，大家都看出了周小川欲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的雄心，但是市场的一致预期是“不可能”，毕竟当时的人民币从哪个角度观察都不能满足“可自由使用”的标准。
人民银行国际司在《人民币加入SDR之路》一书中回顾，人民币加入SDR是其国际化程度持续提升的结果，也是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减少资本管制“三驾马车”不断推进的结果。
确实，近年来金融业对外开放、减少资本管制是显而易见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在逐渐完善。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日间波幅逐渐从0.3%扩大到0.5%再至2%，人民银行也逐步退出了常态化的外汇干预。
尤其是2014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稳步增长、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以及对外经贸投资大幅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驶入快车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中的使用范围和规模快速上升，离岸人民币市场进一步拓展。
2015年适逢5年一次的SDR审查，人民币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当年3月下旬，IMF总裁拉加德访问中国。事后看来，这次访问颇具重要意义。彼时，周小川与拉加德进行了深入交流，阐述了中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设想，并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初步介绍了中国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的改革计划。
中国的改革计划使拉加德深受触动，她公开表示：“人民币加入SDR不是是否会纳入的问题，而是何时纳入的问题。”返美后，她亲自负责SDR审查工作，加强了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的工作力度。当年的4月和9月，周小川又在国际场合不遗余力地阐述了我国有序推进各项改革的计划。
2015年11月30日，IMF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并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周小川7年前那篇文章中的内容，终于从“建议”变为了“事实”。
2016年周小川与拉加德之间曾经有过一次高手间的对话，以拉加德问、周小川答的方式进行。这段对话也勾勒了下一阶段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蓝图。
当时周小川提到，汇率政策和汇率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关键要素。中国汇率制度的变化是服务于中国总体发展战略的，并应符合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因此很容易理解，下一步人民币汇率制度应符合市场经济的更高要求，即汇率更加灵活，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资金流动更加自由，本外币兑换更加方便，并能为本国和外国投资者提供风险管理工具。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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