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生日快乐，吴敬琏老师）
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文/刘胜军
吴敬琏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对我所参与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鹤
今天1月24日，吴敬琏先生88岁生日。
1978-2018年，40年改革开放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学者的人生与改革开放如此紧密相连。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关头，他的身影从不缺席，年届90，依然活跃，依然“较真”。
▲李克强与吴敬琏握手
每次读吴老下面这段肺腑之言，我都忍不住泪目。吴老说：
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
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
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吴敬琏
可敬的“ 80后”
与吴敬琏拥有同样心境的“ 80后”不乏“大家”，有同样生于1930年的法学家江平、历史学家资中筠、经济学家厉以宁，还有1929年出生的茅于轼。
1945年，吴敬琏考入金陵大学附中。多年之后，他才偶然获悉，同级的同学中有一人名叫厉以宁。
这些可敬的老人，没有游山玩水、含饴弄孙，而是为改革呼吁奔走，代表了一代人“历史深处的忧虑”。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吴老忧从何来？他说：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思想、旧体制、旧路线的影响根深蒂固，而利用权力聚敛财富的特权力量也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强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不能够在紧要关头做出正确的选择，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走上歧途。
▲六位国级老虎
名门世家
吴敬琏生于一个媒体家庭，血液中流淌着媒体人的职业精神。
吴敬琏外曾祖，曾是晚清时代中国最大的火柴厂的老板，外祖父则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参与者。
母亲邓季惺是著名的女报人，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是《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的创办人。
1945年《新民报》成为拥有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北平（1949年北平正式更名为北京）等五地八刊的国内最大民营报业集团。年幼的吴敬琏曾目睹了母亲和父亲为了社会进步所作的踏实努力，并深受影响。
1950年，毛主席任命邓季惺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之后她又担任了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
（1933 年，一场特殊的婚礼在北京的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来宾拿到一张粉红色的卡片，卡片上是新郎新娘——陈铭德、邓季惺联合署名的协议：新娘不随夫姓；3 个孩子仍然姓吴；两人婚后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多年后，周恩来还曾拿邓季惺的这桩婚事打趣说：财产在谁手里，谁就有地位。）
1947 年，吴敬琏因患上肺结核病被迫休学。1948 年吴敬琏随母逃亡香港，待船去解放区，1949 年4 月回到北平。
1956 年吴敬琏与周南结婚。1957 年，吴敬琏因为在青年中宣传《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右派小说”，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吴敬琏、周南夫妇
顾准精神
1968 年钱钟书、杨绛、俞平伯、顾准、骆耕漠、吴敬琏等100 多位文化名人和经济专家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东岳公社“五七干校”。
塞翁失马，在这里，吴敬琏的人生观被一个人所颠覆：顾准。
吴敬琏后来获得“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美誉，可谓与顾准的风骨一脉相承。
1968 年到1972 年期间，吴敬琏与顾准在“五七干校”同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朝夕相处。
1974 年顾准去世时，吴敬琏是守在身边的惟一一位。吴敬琏如此描述顾准精神：
深刻：正如王元化所说：“许多问题一经顾准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勇敢：一般老百姓议论尚且有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的危险，顾准是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分子”，由他来探讨“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是冒着多么大的风险，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啊！
独立：顾准冷峻得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顾准只服从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么难舍难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标准，他都义无反顾地加以舍弃；不管是有多大权势的显贵，只要是有悖于真理，他都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
骨气：顾准是一位顶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汉子。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都不一定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
1974 年，顾准留给病床前的吴敬琏最后一句话是：
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为了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思维。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事后看，吴敬琏“完美地”实现了顾准的历史遗愿。
53 岁赴美学习
1983 年，吴敬琏迎来人生另外一次转折点。1983 年至1984 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彻底颠覆了自己的经济观念，完成了“思想突围”，这一年他已经53 岁高龄。
他带着很多问题而去：
经济体制的功能是什么？
衡量经济体制优劣的标准是什么？
经济系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转？
选择或设计经济体制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在耶鲁，吴敬琏发现，当务之急是补修经济学。
他从大学本科生的课听起，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一直到博士生的讨论课。英语不过关，听不太懂，加上理论经济学底子差，十分吃力。
令人敬佩的是，当时很多美国教授经常送书给吴敬琏，之后，就打电话约他吃饭，讨论书里的内容。
可他们哪里知道，正在补修英语和经济学的吴敬琏背后所付出的超出常人的努力。
关键时刻的关键声音
1985 年，吴敬琏提出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
企业从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的市场主体；
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以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需求总量的调节，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这种“整体改革”的主张，是我国理论界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1988 年吴敬琏、周小川合作出版《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
2012 年，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作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获得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华尔街日报》曾经评论：
中国如果有一位经济学家的话值得倾听，那他就是吴敬琏。与斯蒂格利茨不同的是，这位中国经济学家更像一座桥梁，嘴对着领袖的耳朵，脚站在百姓的中间。
吴敬琏这种“连接江湖与庙堂”的独特定位，源于一段特殊经历：
1986 - 1987 年吴敬琏出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这不仅给了吴敬琏直接操刀顶层设计的机会，更有趣的是，吴敬琏组建了一个明星研究团队：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和郭树清。这些此后在改革开放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官员，与吴敬琏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吴敬琏以他的学术理念培养了一批精英改革家
1988 年4 月，针对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实行物价闯关的决策，吴敬琏提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的研究报告，并作出预警：
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商品的价格，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果然，激进的价格改革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
▲1988 年抢购风潮
弥天大勇
1990 年7 月5 日，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参会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桂世镛、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人。
吴敬琏主张：
“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
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说：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中央已经确定了的提法，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
吴敬琏与对方争得面红耳赤。会后“吴市场”（在当时包含贬意）的称呼不胫而走。
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冒险、需要极大勇气的“较真”。
1992 年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道路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历史性抉择，“吴市场”从贬义词变为“美名”。
吴敬琏具有温和的个性，但一旦涉及到学术争论，他又变得好斗。那些反对市场经济大方向的极左论调，他一个都不放过。
朱镕基的伯乐、已故经济学家马洪在吴敬琏 70 岁生日的贺辞中说：
吴敬琏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建言献策
1997 年 5 月，吴敬琏撰写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研究报告，由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向党中央提交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对确立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作出了贡献。
这一建议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得到了充分体现。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吴敬琏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
1999 年，吴敬琏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
2000 年，吴敬琏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吴敬琏警告说：
一旦路径被锁定（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吴敬琏还是一位无畏的反思者，即使对自己过去的观点也不断反思改进：
在改革初期有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改变了这种天真的想法。
现在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使得腐败几乎不能遏制。我当时自己也觉得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但是有一点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注意到，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
“股市大辩论”
吴敬琏最著名的一次烦恼是 2001 年的“股市大辩论”。
起因是吴敬琏在央视节目中痛陈“股市连规范的赌场还不如”，一语激起千层浪。
随即，经济学界5位大拿厉以宁、萧灼基、董辅礽、吴晓求、韩志国召开发布会批评吴敬琏，强调：
“我国的证券市场像一个新生婴儿，不能用猛药来治理……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
吴敬琏毫不退让，甚至出了一本书《十年纷纭话股市》来系统回应。
当时很多投资者股市亏了钱，怪罪吴敬琏，甚至把他家里的窗户玻璃都砸坏了。
但时间是最好的裁判，时至今日，吴敬琏以“敢说真话”而赢得了广泛尊重。
经济转型冷静旁观者
吴老总能穿透各种表象抓住问题的本质，不被一时的表象所迷惑。
21 世纪初，苏南模式红极一时。但吴敬琏很早就意识到这一模式的问题和缺陷，并组织人员去调研（笔者也参与了这一过程），并在 2006 年出版《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提出了清醒的预见，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明确的出路。
中财办主任刘鹤如此评价该书：
这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著作…将对中国未来发展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他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对我所参与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也了解到，他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对相当多的参与国家重要经济政策制订的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吴敬琏是刘鹤发起的“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重要成员
2012 年 9 月，吴敬琏在《财经》杂志发表重要论文《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犀利指出：
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2013 年 1 月吴敬琏、马国川出版《重启改革议程》，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思想支撑。吴敬琏在书中忧虑地指出：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还只是走在半途。它在 20 世纪末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
现行体制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的要求还很远，即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也呈现出一种缺乏规则和权力多方干预的“原始”状态。
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 严峻的现实表明，只有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实质性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才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笔者衷心祈盼十九大之后，改革能衔枚疾进，在 2020 年取得决定性成果，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高质量发展”。
因为有吴老，中国是幸运的。吴老生日快乐！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综合
作者：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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