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通胀单一目标制对现阶段中国尚不现实

（原标题：周小川：通胀单一目标制对现阶段中国尚不现实）

北京时间6月24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华盛顿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央银行政策研讨。他在演讲中表示，对中央银行来说，维持价格稳定的单一目标制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制度，它简洁、容易度量、便于沟通，但对现阶段的中国不太现实，这与中国处于经济转轨中的国情是分不开的。

维持价格稳定的单一目标制，又称为通胀目标制，一般是指中央银行明确把某种通货膨胀率的目标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甚至唯一目标的政策框架。1989年，新西兰成为首个采用通胀目标制的国家。目前，全球共有20多个经济体实行通胀目标制。

周小川表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赋予央行的年度目标是维护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从中长期动态角度来看，转轨经济体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央行还必须推动改革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动态的金融稳定和经济转轨，转轨最终是为了支持更有效、更稳定的经济。

中国央行重视价格稳定，这是各国央行都有的目标。经济增长和就业重叠性较大，也是某些其它央行的目标。但周小川指出，中国央行功能中比较特殊的是改革开放、发展金融市场和国际收支平衡，也比较注意协调其它政府部门。

中国央行为什么要支持并组织改革开放？周小川认为，转轨早期的共性问题是价格严重扭曲，税收体系扭曲，非货币化实物分配，资源配置非常低效，银行也还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缺少银行法、会计准则、审计、贷款分类、财务报告等方面的健全制度。首先，中央银行是否利用货币政策支持价格、税收等市场化、货币化改革？这些扭曲和资源配置错误的损失通常最终都集中于银行体系。大家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许多转轨国家的银行体系都被巨额的不良贷款拖垮了。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转型中面临同样的问题，亚洲金融风波则进一步加剧和暴露了这些问题，中国银行部门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等指标严重恶化，国际业界普遍评论中国的大型银行已经陷入了“技术性破产”。这时，不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健康的金融机构体系，就没有金融稳定可言，中央银行难以实现价格稳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无从谈起。因此，在这一历史阶段，金融改革和实现金融系统健康化和稳定的重要性甚至要高于通胀等传统目标。

当转轨经济体的旧有银行体系被拖垮且财政虚弱时，小的转型经济体可以“出售”银行来寻求金融机构健康性，也比较容易找到愿意收购的外国银行，中东欧的转轨国家较多见到这一模式。但中国的银行体系庞大且层级多，也难有外国银行有能力和意愿全面介入。中国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来救助银行并进行改造。但当时财政没有足够的资源，1990年代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低点仅约为10%，还有大量的计划经济历史包袱，所以央行不得不设法救助金融机构和维护金融稳定。在这一过程中，人民银行剥离了政策性不良资产，对问题银行进行了注资，并推动各大型银行公开发行上市、转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治理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宏观上维护了金融稳定，顺利走出了亚洲金融风波的危机。同时，注重监管体制、法规建设、会计审计标准、贷款分类、财务报告等方面的微观制度建设，为银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和金融稳定奠定了基础。

中国央行为什么要发展金融市场？周小川在演讲中指出，转轨经济体通常价格机制僵化，缺乏成熟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绝大多数计划经济在转轨时都没有股票市场、没有公司债，金融产品种类匮乏，更没有衍生品工具用于进行风险管理。这种情况下，即便央行想让货币政策向市场化方向靠拢、想建立现代化的宏观调控框架也不可能，货币政策也无法正常传导。改革初期，业界并没有足够的动力来发展金融市场，央行不得不考虑做这件事，中央政府也指定央行来发展金融市场。因此，人民银行推动金融市场发展，是其更好履行货币政策职责的内在要求。

中国央行为什么要关注国际收支平衡？事实上，对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国际收支、资本流动、汇率和外汇储备都是影响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关注国际收支平衡十分正常。这一点基金组织可能更清楚。而转轨经济体还有自身特点，因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价格、贸易、汇率政策往往存在严重扭曲，许多转轨经济体都经历了国际贸易的崩溃和国际收支的大幅恶化。

中国在转轨过程中借鉴了东亚外向型国家的发展道路。这对中国经济的各方面改革开放都贡献良多，但也提高了中国对国际贸易和外资的依赖度，导致国际收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央行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和价格稳定目标。因此，中国央行必须要关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相应也需要承担管理汇率、外汇、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国际收支统计等职能。财政在转轨早期、中期面对大量显性和隐性亏损，处于极度困难的阶段，可以理解会对金融改革、汇率、国际收支取避让策略。从中国这些年的情况看，内需和外需都向正确的方向得以调节，也应对了亚洲金融风波，说明央行关注国际收支的体制是对的。

周小川坦言，这样的选择不可能只有收益，没有成本。有些事是有代价的，关键是代价不能高于收益。他列举了多目标制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如目标重叠、目标冲突，以及一些技术问题如多目标能否加总和如何确定权重。模型复杂时，不够简洁，沟通不易。

他认为，与同样处在转轨经济中的世界其他央行相比，中国央行推进了改革，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大体上保持了金融稳定，也赢得了机会去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可以说收益大于成本。尽管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体制选择带来了信用增长过快、高杠杆率和影子银行等问题，但也只是相对其他新兴市场比较而言。

周小川最后指出：“转型终将会大致告成，央行目标函数将走向简化，许多国际经验也将更加对中国有实践意义。当前的中国仍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货币政策的目标和理念也仍在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