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与全球经济议程”分论坛实录

主持人 朱光耀：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G20与全球经济议程”这节会议。我非常高兴向大家告知非常强大的嘉宾，我现在来介绍一下各位嘉宾的情况：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先生 土耳其财政部副部长Cavit Dada 德国央行执董会成员Joachim Nagel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 世界银行副行长Cyril Muller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经济学家、G20财金副手Catherine MANN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李稻葵 非常感谢！

首先请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发表演讲。

楼继伟：这个题目是“G20与全球经济议程”，G20实际存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真正起作用是雷曼事件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G20真正的和全球经济议程联系在一起了，使危机促使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也可以说危机把这个机构唤醒了。 G20在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地作用，取得了一些成绩。可以说当前我们并没有走出危机，大家所争论的是U型的复苏、V型复苏还是L型复苏，现在可以看到是L型的复苏。真正到没到拐点，或者是很微弱的拐点，我们也不敢做出明确的判断。

面临这么复杂的形势，G20在促进增长和就业、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方面，仍旧任重而道远。去年主席国澳大利亚提出了大家共同努力，在五年之内使得全球GDP额外增长两个百分点，获得了20国大家的一致赞同。 今年主席国是土耳其，提出了“3个I”（音）的主题。我们是下一任主席，现在三国叫做“三架马车”，我们对此是表示非常赞赏的。 我有一点观察，G20在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上午习主席也讲到了，现在碰到的是一个低的增长，一个低的通胀，一个低的就业，还有一个低的需求。但是同时还存在比较高的泡沫。在开幕式上他讲到了。

现在G20到底怎么办是个大问题。去年提出来额外增长2%，土耳其提出“3个I”，希望5个百分点能在五年之内落实。如果说不能够仅仅在金融市场稳定方面发挥作用，比如说一些规则类似于利润转移、税金侵蚀和其他规则上做一些推进。比如说习主席上午讲的状况，有真正实质性改善的话，两个百分点的额外增长有可能落空。那G20怎么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既然大家都认识到第一要有需求，习主席上午了是低需求。需求各国是不一样的，欧美恐怕是传统是消费过度的，投资是不足的。而中国投资是过度的，消费是不足的。

但是怎么能够创造这些新的投资、新的消费，这是在需求方面。 另外在供给方面，大家都认识到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那么结构性改革很难作为G20的议程，因为每一个国家面临的结构性改革不太一样。比如有的国家是要更为开放，更为法制化。比如中国是在推进依法治国，那么大力地清除腐败。有的国家是过度福利化，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 还有的国家可能中国和大多数国家也都差不多，碰到的问题都差不多。就是老龄化的到来，有一些其他发展中大国人口红利还存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拐点。像这类的问题都是特别个性化的，个性化的问题如果不解决是缺乏动力真正保证增长。所以现在到了什么阶段呢？一般性的题目，我们讨论都差不多了。整体的金融市场的稳定任务、规则大家都在做，但是怎么能够实质性地创造需求，怎么在供给侧进行改革？各国的内在需要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问题在G20这样的论坛上，大家找不到共同点，但是又是实质性的问题。我们很欣赏土耳其讲的“3个I”。 比如中国，以中美来比较，消费实际上不是增长很慢的，但是一段时间储蓄率非常高，投资还要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投资比较少，他们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增加投资，适当提到储蓄率。提高储蓄率就会跌，稍微一跌就会担心。

这个复苏有点像结构性调整不大的一种复苏，我们面对的和过去不一样了，我们面对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危机爆发的阶段，我们采取紧急的措施止住全球经济的下滑。然后进入了一般规则大家吸收一些教训，比如说过度杠杆化，金融要控制风险这些措施，大家有共识，已经采取完了。 下个阶段是什么？怎么能够实现额外的两个百分点的增长？这是G20面对的全球经济日程重大的问题。我们说中国正在进入新常态，实际上新常态提法不是中国自己提出来的，是IMF提出来的。这个新常态之下G20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当然不是仅仅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面对全球的新常态，G20怎么办？我在考虑的中国作为下一任主席国，我想明年怎么办，只能把题目提出来。

主持人 朱光耀：楼部长给我们出了一个题，希望在中国成为轮值主席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制定出非常好的宏观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够很好的出台。但是G20从2008年美国出现经济危机之后，有一致性的政策，确实G20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在土耳其轮值主席的组织下，我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成功。 正如楼部长说，我们非常赞赏土耳其提出的政策。现在请Cavit Dagdas发言。

Cavit Dagdas：感谢您。非常感谢您的盛情邀请让我参加博鳌论坛，这是非常美丽的地方。我要感谢刚才楼部长讲到了G20议程的重点，我觉得G20已经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是良多的，并且都明白现在的政策是什么。 政策还包括了标准化等等，这是在雷曼兄弟事件之后，当时主要要解决的是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的系统重振的问题。结果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我们看到澳洲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时候提出了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目标，就是额外增长2%。问题是怎么实现这一点呢？20国现在也有了自己的结构调整，还有IMF、经合法组织都在同步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如果能够完全做好的话，在2018年的时候全球经济可能会会比现在的基础情况提高2.1%的增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愿景。 我们土耳其也欢迎这一个目标，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现在总体的承诺，就是有不同的支持，包括了经合法组织、IMF的承诺和所许下的承诺。我们也在实时关注他们的过程，我们认为2018年2.1%的增长是可行的。 雷曼兄弟之后，每个人都说投资的差距、投资的鸿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鸿沟给填平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投资。经济设施的投资、私营部门的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我们主要的议程就是怎么样能够去在基础设施当中有私人的基金，能够在当中起到作用。

澳洲当轮值主席国的时候，在澳洲会有一个中心，是能够使得这些项目运作起来的，同时世界银行也会参与其中。另外一点是包容，在成员国家当中包容意味着什么呢？包容是全球性的议题，要把这一个重点放进来。比如说像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打破国内基础设施不公平的情况或差距的情况。 另外一点，我们怎么把最不发达的国家融入到W20的议程当中来，要把这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融入到全球的经济当中来，而他们能够发挥很大的潜力。所以这是我们提出的三个I的政策。 在11月我们的峰会上面，希望成果会出现，当时会把轮值主席国交给下一任轮值主席国，希望中国也把这个议程持续执行下去。大家就能够共同了解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共识。希望我们2010年对于在中国轮值主席国有很好的发展。

主持人 朱光耀：非常感谢您，感谢您给我们一个非常综合性的情况介绍，就是在土耳其当轮值主席国的时候的G20的议程。我们在基础设施发展，还有其他的开发问题上面这都是很关键的议题。Cavit Dagdas是非常重要的人士，在G20作为一个重要联系人的角色上面做得非常好，工作非常认真负责，而且也是非常努力。他跟我们进行非常长时间的讨论和开会，希望您在博鳌能够过得快乐，好郝享受一下博鳌美丽的风景。楼部长和Cavit Dagdas都介绍了情况，G20的情况可能大家都明白的情况。G20的轮值主席国会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轮流执行。我们还会有一个欧元区的国家加入，不知道是哪个国家，但是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了Joachim Nagel，德国央行的执行董事会成员，我知道德国央行在欧元区是非常独一无二的银行。

Joachim Nagel：非常感谢您，我觉得执行议程对我们国家来讲也至关重要，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我会说这一些。但是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情况。首先我想代表德国央行总裁，感谢能够给我们这次机会到博鳌来，同时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德国最近事件的关注跟哀悼，谢谢！

我想跟大家从德国央行的角度讲一下G20，以后德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首先感谢大家盛行邀请我来到美丽的博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博鳌。也要感谢楼部长，感谢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G20的情况，以及感谢Cavit Dagdas的介绍。 现在G20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在全球经济环境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在这样举步维艰的情况当中有很多政治、经济跟社会的不确定性，我同时想讲一下中国跟德国友好关系发展得非常好。在财政上面中德高层财经论坛对话在柏林召开，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的会议。我们两国都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特别是在德国是在法兰克福。 我们也非常支持亚投行的工作，我们想成为亚投行创立国之一。更重要的是我们也非常支持G20在全球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合作跟贸易合作的推动者。 我来讲三点，第一点是我刚才讲到了上个星期在德国柏林中德都承诺，要去执行G20高峰会议的执行议程。在2018年的时候希望能够实现额外2%的增长。同时支持峰会，而且赞赏G20做的一系列努力，希望能够有共同的行动跟做法来实现峰会的目标和峰会的议程。希望能够推动有正面积极的结果。德国会积极地支持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在2016年的高峰会议。 第二，中德都在鼓励自己的金融机构，在创新上面能够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有非常有建设性的都是项目出台。 第三，中国跟德国都意识到IMF会在一揽子计划当中做操作。这个是今年的一个做法。我们这一个议程、项目应该继续反应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在全球经济当中的重要性。我们也要把人民币放入一揽子计划当中。 同时IMF提出的项目能够给我们很好的机会，让我们了解到把人民币的作为特别取款权的一部分，人民币是合格的货币。

主持人 朱光耀：感谢您的贡献，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讨论，也非常赞赏、非常感谢您的努力，促成了中德，而且帮助中德的高层财经对话的顺利执行。 问问您对于特别提款权的看法，同时特别希望特别提款权一揽子计划中的货币，我们想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您是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的，想听听您的意见。 现在我们是个开放性的讨论，也想听听各位的看法。如果对任何嘉宾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针对G20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提，请在提问题之前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问：我是华尔街时报的记者。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特别提款权的问题，人民币会成为其中的一个货币。在您看来，对于中国来讲可能性有多大呢？ 第二，在IMF作为第二大的决策，就是有一票否决权的，您觉得美国在这个上面的立场是怎么样的？怎么看待人民币作为一个货币加入特别提款权？

主持人 朱光耀：朱民从IMF的角度来谈一下，而不是从美国的角度谈一下。朱民：实际上我们都有几顶帽子了，有好几个身份。刚才德国的嘉宾讲了德国的立场，大家可以理解基金正在重新审视SDR一揽子货币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机构关键的，也就是必须反映全球经济的格局。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货币可以说在贸易活动中，还有在资本市场资本流动中的地位在不断上升。所以来重新审视人民币的情况，而且来探讨比如说对特别提款权进行重新审视的话，必须要考虑到人民币这种新的情况和地位。 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可以说在贸易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活动，中国是世界上非常大的贸易大国。在自由使用方面，在金融部门人民币相当程度上是广泛使用，但是还有很大的限制，我们知道这一点。 几周以前，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周小川行业一直讲到中国加大资本项目改革，这样的话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可兑换，这是大家欢迎的一种举措。也就是说他们中国当局竭尽全力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我们正在重新审视这样的工作。 但是现在在计算或技术分析的阶段，所以还是要等一等，就是要了解一些基本的情况。

问：我也想讲讲G20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就其本身考虑到G20在过去几年影像有利所下降，你觉得我们需要更加小的、更加整合的G20吗？比如说新的G7和G8的版本，而且还有一个技术问题。为了加强G20的执行力，是否你觉得我们需要一个秘书处？我不知道嘉宾是否回答或者评论一下我的问题？朱民：我第一个问题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G20创新的问题是远离G7转向G20，可以反映更大经济的转轨。还有在治理方面的转变，没有必要走回头路，重新回到G7或G8。搞一个新的版本，我不知道新的版本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二十国峰会是很大的创新性的改革，适当地反应了变化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应该保留。 三方机制轮值，土耳其中国都是轮流担任主席，我觉得这样三方的架构不错，而且证明是有效的。我们必须在过度期，在做轮值主席的时候做到一致性。

主持人 朱光耀：讲到G20的秘书处问题已经讲了很久了，但是没有得出结论。土耳其主席之前也没有得出结论。G20、G4、G7这方面讨论了很多，但是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我觉得G20最好。为什么呢？因为包括了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同时也包括世界上主要的发展中国家。 从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从治理的管理角度来说是在不断变化和改革，所以我们现有的体制世行、货币基金会、OECD，大家都在努力，也就是说跟发展中国家合作来打造现有的机制。当然，我们需要改革、改进，但并不是摒弃现有的架构。也就是说我们对现有的全球财政体系进行改革，而不是说是摒弃。这样的话，我觉得是符合G20国家的最佳利益。 我们有些分歧，但是必须团结，必须一起努力。我们我们通过努力可以获得满意的结果。

问：我来自于财新。新兴市场在G7没有得到很好的代表，有这样的说法。现在20国峰会可以达成WTO一致，大家觉得欧盟作为一个实体，作为一个单位来参加。让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出声音，这样的想法是否可行？Joachim Nagel：我是一个银行官员，不是一个政客，但是在政客方面我也有一些经验。我觉得这样做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借这个机会来回答第一个跟这个问题有关的问题，我觉得20国峰会是很好的结构。因为有两个重要的国家，他们在引领20国，也就是土耳其和中国担任轮值主席。我觉得他们可以提出重要的话题，所以我对此是充满了希望。

楼继伟：第一我很同意德意志银行的看法。第二，问我的问题朱光耀副部长已经回答了，我没有什么多说的。

Catherine MANN：刚才说20国峰会，好像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实际上20国峰会在全球的问题，比如说税金减弱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提出了这方面的项目。而且继续是这个项目的大力推动者，这个项目已经跨越了20国峰会的范畴，其他的发达国家不属于G20国家，也包括那些低收入的国家，也都参与进来了。 可以说G20一方面包括高收入的国家，一方面包括低收入的发展中经济体。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一个功能讨论的平台。比如说经济增长和财政稳定。还有第三个，G20非常积极的平台，也就是跟各国进行合作，对内部政策改革过程进行评估，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也就是说由成员牵头的，搞一个国家政策路线图的评估工作。在圣彼得堡也继续了这样的工作。土耳其更进了一步，实施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在G20的过程中，因为每个国家都是自愿加入的机构，提出了自己增长的战略，也就是说非常自愿地制订了一些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能够帮助他们国家前进的一些政策，也就是说自愿的参与。而且这又是一个同业评审、评估的平台，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帮助相关的国家能够进行适当的政策改革。G20包括高收入，也包括低收入国家，正是这样的群体，所以能够造福于两类这样的国家，实现对每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政策评估过程，而且是自愿这样做的。我觉得这是G20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问：我来自旅行箱包行业。G20有没有能力进行会员国家的话题讨论，就是关于会员成员国周边之间，如果说产生阶段性的政治边界磨擦的话，不会影响到成员国之间经济贸易的往来。因为常常有的时候就周边国家发生政治冲突以后，就是说可能是一种自发就会有一些被干扰，但是事后哪怕道歉了。主持人 朱光耀：现在G20是纯粹的经济论坛，在未来讨论什么东西的话，这是由成员国来决定。我可以告诉你，就现在来说G20是一个经济和财政的论坛。

问：我们是智囊机构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大家可能知道有很多这样的智囊机构。请问楼部长和朱民博士，您觉得对G20来说，智囊机构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Cavit Dagdas：这些智囊对我们平台非常重要，通过这样的平台可以听到来自企业的反馈意见，比如对经济、对劳工的观点。G20不光是听政府的声音，同时也要听来自于企业的观点。比如说今年我们的议程，当时关注的就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我们想成立中小企业的论坛，听听来子中小企业观点的意见，他们怎么看待二十国集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20国集团听到不同方方面面的声音，比如来自于私营企业、私营部门。比如说你可能是这个行业或另一个行业，这些方法都是很好的机制，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二十国的这一些议程，大家到底怎么看，别人怎么看，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平台。朱民：我觉得你问得很好，二十国集团现在是非常大的内容组合，比如说有B20、T20，T20是我们一个智囊组织。我们还有S20恩，S20是一个社交媒体的组织。还有Y20，这是年轻人的组织。还有L20。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内涵，都关注了实质性的议题。我觉得这都反映了一个需求，就是把各方面的想法和方法都听进来去解决问题，因为G20集团现在对维持全球的经济稳定来讲是很重要的机制。我说，我们要了解别人到底怎么想，什么事情是他们认为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去保持架构，比如说把B、L、Y20内容。

Cyril Muller：我觉得您的问题，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内涵，还有外延，我觉得很重要。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组织呢？他们花了很多的力气跟G20集团交流、打交道，为什么这么做？这恰恰证明了G20集团的重要性。我们想一想在G20集团当中，有一个单一、单个的平台，让我们进行确确实实的讨论，有实际性的讨论。同时G20国的成员国也在切实地做事情，想要对全球的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20个集团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之后和在国家当中都表现得更加有效了。像这样的专家在讨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一代的20国集团，有广泛的议程，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做点什么去预防未来的相关危机？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潜力的。因为我深信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不同的方方面面的组织，他们事实上是能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意见，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渠道，比如有通过政府的，有非官方和非政府的渠道。

李稻葵：我是唯一没有任何官方头衔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得更轻松一点。我听了那么多的问题，有一个点是不是大家觉得20国集团的强劲势头没有那么强了，我觉得现在要面对现实，现在的事实跟以前不一样了，特别是经过金融危机以后的情况。 我们应该想些什么？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创新？G20国集团能够做些什么？在两年有土耳其和中国做轮值主席国，这是两个新兴崛起的经济体。有人这样进我说，事实上20个集团可以包含所有的非政府组织。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已经有博鳌亚洲论坛了，这就是非官方的组织，我们已经有了很多这样的组织。 其实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这些是能够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能够做，而且让普通老百姓了解我们讲什么、做什么。用很简单的语言讲出来，大家都知道。 第二点，我建议我们可以在达成一致的原则上面来做些什么，比如中国、美国、欧洲国家同意了某点东西，可能三个国家同意了就可以去宣布，也许其他的国家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这三个国家就可以去宣布这个内容了。 另外一点是创新，我们可以把一些讨论延长，其他的讨论可以缩短。比如现在讲到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这些内容就可以加强。

主持人 朱光耀：让我们有请楼部长。事实上刚才李教授从学术的角度讲了，我们来请楼部长。楼继伟：我刚才说过，G20早就存在，是雷曼兄弟事件把它唤醒了。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由财长会向峰会报告。然后在峰会上做出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这么演化出来的。 现在大家已经说到了有L20、B20等等，有很多了。明年中国将作为主席国了，我数了一下，在中国，或者中国前头的20的会议有一百多个。这一百多个，差不多十个左右是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或副手会议。其他百十个会议还要向财长会议做汇报，我刚才说过向峰会做汇报。我想到这个事情，头都大了。 中国有句话是集思广益，各方面都有很多很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但如果这个出口有很多的会议，最后出口到财政部长这里，大家开会向峰会、向领导人报告，我们觉得恐怕很难操作。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这些一个一个的20向领导人报告，领导也听不过来。 还有个做法是不是能够简化一点，有这么多20，我们能够听到足够多的意见就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机构都是越做越大，然后做加法是容易的，做减法很难。我倒不是什么学者，也不是当部长。就是说明年轮到我们当轮值主席了，很发愁，这是这么个看法。

主持人 朱光耀：下一个问题。问：我来自于财政部，G20国集团在过去的时间里面，在促成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当中，但是复苏步履缓慢。现在我们有这么多专家，可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来自世贸组织的代表，虽然有IMF和世界银行的代表。但是WTO并没有代表。 在您的角度来说，您觉得20国集团在促进全球贸易发展上面能做些什么？特别是在现在的时间点，贸易的增长是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

Catherine MANN：我觉得您说的挺对，贸易增长是比经济增长更加慢，而且全球的增长总体来讲都是很缓慢的。不但是要包含富裕国家，同时也要包含新兴市场。在20个集团吸收能够有更多的国家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二十国集团能做些什么呢？在贸易方面能做些什么呢？有几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要意识到一点，即便是在我们国内的计划当然，很多国家都把二十国集团的进程吸纳进来了，从澳洲、土耳其做轮值主席国的时候都看到了这一点。 而且大家都希望能够消除贸易壁垒，这是我们国内发展战略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另外就是评估和实施过程，在土耳其做轮值主席国的时候就把这一点放进去了，我们看到这个动力就是贸易自由化、降低贸易壁垒。即便在各国国内的经济增长方案当中，已经看到了这些内容，这也是二十国集团的重要议程之一。 那么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服务的重要性，服务是全球价值链很重要的一部分，有两方面。第一是要意识到服务可以是数据服务、交通服务、金融服务，这些都是重要的组成方面，是我们推动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组成方面。 这在贸易服务方面的内容，我们应该包含得更加多。而且服务本身就是一种贸易，我们也可以来推进。所以我们在把服务这一点放在国内增长发展方案当中，我们觉得是能够有溢出效应的，就是能够促进全球贸易的发展，跨国的贸易、跨境的贸易，这一点都是可以去强调的，这是在二十国集团进程的议程当中是非常强调的一点。

朱民：我非常感谢您提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真真实实的问题。全球贸易现在是有很大的结构性调整，很有意思。在2007年、2008年的危机以后，一直是这样。就是全球的贸易增长平均值都是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在过去的14年当中都是这样。 在14年以前可能贸易的增长是两到三倍，甚至是四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倍数。可是这是一个影响全球的情况，所以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您讲得很好，在三十年强劲的贸易增长只求，现在贸易已经变化了很多，跨界贸易占到了10%了。可以想象一下利润。还有因为技术的推动，经济规模对贸易或者对制造业的全球化不是一个问题，而且对贸易规则也将产生影响，也就是贸易变得权力下放、更加分散，所有这些都影响到贸易。 但是我们看到在服务行业出现了新的东西，也就是服务贸易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好的措施，没有一个好的服务贸易的措施。但是很多服务贸易跟商品贸易有关，比如说iPhone的制造业其实不大，但是很大一部分卖出、销售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之内。所以怎么样来理解服务贸易，也就是说在服务基础上进行服务贸易的全球合作非常重要，我觉得G20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全球经济议程，贸易的问题我觉得也应该包括在里面。

Cavit Dagdas：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就是说在雷曼兄弟之前贸易增长的2%、2.5%，要找到问题所在是结构的变化。或者是雷曼兄弟倒逼带来的后遗症，随着时间的过去是否可以恢复呢？经济在恢复，但是贸易并没有回到危机前的水平。IMF、OECD，还有世贸组织，我要看一下是否是结构问题，是否因为双边的安排影响了贸易的增长，或者是因为保护主义产生了影响。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如果这方面搞一个技术报告，要在峰会上看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刺激贸易的增长。

主持人 朱光耀：我觉得这是有关政策方面很好的交流。李稻葵：我觉得要摒弃一些传统做法，不光是央行会议、财长会议，G20应该搞一个贸易会议，我觉得应该可以。领导人花了很多时间来讲贸易，一个可能是开会需要很多时间，要了解情况。朱民：刚才讲土耳其财长，这就需要一种结构的变化，这是一个机制问题。比如WTO多边或双边在起作用，所以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这样使财长和贸易部长都来开会，最好把劳动部长和外长也都放在一起。因为设计了非常复杂的问题。

主持人 朱光耀：下一个问题。问：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的争论认为如果中国资本账户因为SDR有点仓促尽快开放以后，会不会对中国的经济有不好的影响？李稻葵：我的中国将逐渐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同时还有点非常重要，即使中国的资本项目已经完全开放。比如说搞这样一个机制，两周之内如果两百亿美元消失了，也就是储备率消失的话，有一个防火的措施或程序，央行可以中止人民币兑换成美元的做法。也就是说像股市一样有刹车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宣布的时候，如果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流的话，可以通过这样的机制来解决。

Joachim Nagel：我觉得资本项目的开放，好像并不是说匆匆忙忙的。因为我的经验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平衡管理的过程，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做一些试点，再慢慢推广。要看一下历史的情况，比如说七十年代布莱顿森林体制的崩溃，那时候带来了很大的波动性。我的理解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中国采取了非常好的方式来逐渐开放。

朱民：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重大的问题。二十年、十五年以前中国制造业和全球的供应链联系程度不到20%，也就是说实体经济程度开放有限。现在中国差不多50%的产品跟全球供应链有关联了，中国可以说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因为中国占到全球贸易10%，中国几千亿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且每年有几千亿的资本留出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自由化的市场之一。 但是经济开放了，金融部门没有开放，这样就带来了一种不平衡的情况。所以有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实体经济和金融体制应该保持一致。中央银行宣布资本项目开放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属于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改革。因为资本项目已经有一些开发了，也就是说只有剩下的9项没有开放了。比如居民资本流出还有一些限制。中国一直采取部分的限制，这一点很赞同。 第三点，我们开放资本项目的时候需要谨慎，但是我们根据经验发现资本项目开放的时候，有些资本的流动性，如果没有很好的货币政策，如果没有合适的交割体系、支付体系，如果说没有一个资金流出监管体系的话就会出现风险。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你开放资本市场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种机制的建设，在货币政策的框架还有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都非常重要。而且我相信中国政府正是朝着资本项目开放的前提。

问：我是新华社记者。请问土耳其的财长，下一个G20峰会有什么样的预期？

Cavit Dagdas：我们部长2月份批准了一些优先工作，G20工作组也有一些计划，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峰会之前有一个内部的报告，就是怎么样来进行结构改革，制订这样的议程。从投资角度来说也会有一个计划，我们还有一个对于金融架构的影响分析，这个工作也会做。 还有IMF的配额报告，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还有国际税收要做这个工作，也是OECD项目方面影响分析，这些工作都要做，这就是我们工作日程的安排，所以有一些需要实施，有一些进行分析。比如说金融改革带来的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减少汇款的成本，但是这可能会受到金融改革不利的影响。就这类问题搞一些政策反应的或行动计划，来根据报告的结果。我们跟中国朋友一起合作，来看一下制订日程，我们也获得一些反馈的意见。比如说怎么样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怎么样加强基础设施投资的金融工具，轮值的时候有这样一些预期。

主持人 朱光耀：好好学习一下三大金融机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朱民：有关全球经济议程的问题，G20过去的情况都讲了三大支柱，一个是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增长，因为经济放缓。第二个问题是保持经济的稳定。第三个是全球的治理改革。 现在我们看这三个主要的支柱，增长还是非常慢的，而且强劲不足。在促进就业以及基础设施投资上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要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增长，仍然是我们的议题之一。土耳其讲到了实现2%的实行的问题，对于2016年中国当轮值主席国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主要关注的题。 第二点，在过去的两届轮值主席国期间，这个议程比如说像巴塞尔2，还有特别提款权的问题，大家都会觉得我们某些方面在机构上面、在系统上面是得到的一些改善，金融行业在过去的两年当中不错，增长得还不错。全球的金融资产事实上是比2007年增长了2%，在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当中，这一个增长是达到了30%，这是比2007年增长30%。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银行，还有很多影子银行的问题，风险就大。 第二，市场的流动性仍然不足。 所以第三个金融稳定性问题就做成了，所以现在文弛金融稳定性就成为了中国作为轮执国主席的议题。第四，IMF的改革。全球不同机构的合作。 这三个主要方面仍然是中国作为轮值国主席很大的议题，现在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比如说从包容性来讲，就是新兴市场能不能容进来，能不能让他们参与新的议程？这是我们的预期，也是一个挑战。

Cyril Muller：作为二十国集团来讲有一些没有融入系统的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有新兴国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做法。我期盼我们二十国集团能不能作为一个全球的领导者的组织角色。 还有结构调整、结构改革，二十国集团的领导层面的关注工作主要是保持经济稳定性、打击金融危机。可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实际上是更加多种多样的，在很多的国家当中，不同的国家在执行起来层面不一样、做法力度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一方面二十国集团是能够更加改进的，在台面上提出我们的方法，就好像贸易谈判一样，而不像以前的宏观经济或微观经济的讨论。 还有一点，实体经济越来越高的呼声，大家都希望这些领导者每一年都能够达成某一些目标，当然这也是很大的压力了。我参加过很多会议，在布里斯班会议的时候就说要去开G20国会议，然后还跟土耳其朋友聊到，这两个轮值主席国之间的空档非常短。 我刚才讲到一点是结构调整、结构改革，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如果没有二十国集团，2008年没有二十国集团的话，还是会发明某一个集团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意识到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很好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Catherine MANN：总结来说，我想讲几点。大家怎么认为中国当轮值主席国有怎样的议程、创新，讲到创新要促进投资。土耳其在做轮值主席国的时候已经讲到这一点了我还要去提高能力，每一个国家、全球经济要增长得快，这个经济能力要提高，能够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提高。 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创新、更多的投资。我们怎么样把它好好地分配？因为现在在更多国家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投资，量很大。比如说这儿有个桥，那儿有其他东西。有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好地分配起来了，所以我们要想到，也许在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很多事情是可以有其他的机构、公司更加好地来操作的。这些是我们的实体经济应该应对、应该回答的问题，而且要怎么做、怎么保证创新投资是在踏踏实实落实的，在一个沃土上面成长起来的。 比如你可以建立新的公司，旧的公司可能会被打败了。有的地方一些工人可以进行调整，有恰当的技能技巧，这就是我们在制订政策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环境，我们的一些创新、一些变化是好的。而且是以经济能够好的适应、反应的方法来操作，这是一个成长的通道。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我们怎么做。就像前面讲到了，那就是政策、结构政策。结构政策比如说像促进劳动力市场环境，适应变化，而且帮助贸易环境来适应变化等等。 其他两个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有改革、有变化，这个做法是好的，那么回应应该是很热烈的。我们有政策有需求，这两方面是彼此相辅相成的。我相信20国集团应该在这方面来做些工作。

主持人 朱光耀：今天的讨论结束，我相信今天的讨论是很开放、很开诚布公地回答了很多老问题，也提出了新问题。我们涵盖了很多的内容，包括了二十国集团的架构、模式，以及中国而土耳其在做轮值主席国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有哪些可能性。把轮值主席国的位置从土耳其交给中国以后，我们有怎样的期待。 还有刚才讲到了特别提款权，还有在未来怎样去改善全球的金融架构，以及环境上面能够做些什么。我觉得我们的讨论是热烈的，再次感谢我们的专家，谢谢各位的参与和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