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冀勇庆
6月16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破天荒地第一次接受了中国媒体的采访，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而在笔者看来，任正非其实深谙传播之道，而且特别擅长反其道而行之。之前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他的内部讲话，这些“不小心”流传出来的讲话，很大程度上是给外部人看的。
从这个角度推理的话，任正非这次出来见媒体，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向华为内部喊话。对于这一点，其实他自己也毫不讳言。前一段时间，华为在多家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很奇怪的整版广告，广告上只有一个人，是光脚讲课的院士李小文，广告语也只有一句：“华为坚持什么精神？就是真心向李小文学习”。在这次中国媒体的采访中任正非明确表示，其实“做个广告也是给员工看的，目的是希望华为人能够继续踏踏实实地做事，坚持艰苦奋斗精神。”
既然已经通过报纸上的广告向华为内部喊话了，为什么还要再进一步去见媒体，要知道，任正非这可是第一次。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任正非希望他这次传递的信号更强烈。为什么需要更强烈呢？因为队伍不好带了。在采访中他也很坦率地承认，“其实我们很多员工都不听我们的，包括高级干部，他们常常不看公司的文件夹，而是从互联网上吸取能量”。
在笔者看来，过去27年华为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人才上的成功。在华为还很小的时候，任正非就广纳贤才，对人才极端重视，给人才极高的待遇。当然，过去的电信行业也确实属于“高、大、上”行业，华为给得起这个待遇。笔者印象最深的就是2000年左右，华为已经能够将北邮的毕业生整班整班地收至麾下。
在招大学生的时候，华为喜欢招收那些家境一般的寒门子弟。每位大学生在加入华为的时候，都要经过将近半年的培训，给他们讲华为的文化和价值观。上岗之后还会给他配备一名导师，继续灌输华为的企业精神。在过去十年的采访过程中，笔者接触到了很多典型的华为人，他们极端地爱自己的企业，不允许任何人对自己的企业说三道四，笔者经常会因为多说了几句，就被他们骂得头破血流。
这不禁让笔者想起来曾国藩，想起来他带领的湘军，当年也只招收面相忠厚、手上有茧的农民，然后给他们灌输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这样一支队伍怎么能没有战斗力？正是湘军最终剿灭了肆掠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不过，在攻占了南京的时候，湘军已经开始变质。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率领的队伍进城之后就大肆抢劫，湘军将领们纷纷将抢来的金银财宝搬到家里。此后湘军渐渐衰落，被李鸿章创办的淮军取而代之。
华为现在内部所处的状况，恐怕与当年湘军攻占南京时的状况有一点相似。去年，华为的营业额超过了爱立信成为行业老大，上上下下已经滋生了骄娇二气，一些华为人已经不把任何公司放在眼里了。即使是任正非自己，也在公开场合喊出了要超越思科、超越谷歌的口号。
但是，正如湘军能够战胜太平天国却不可能战胜洋枪队一样，如今的华为也面临着一股强大的外部势力的冲击，它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来了，它一方面冲击着华为原有的业务，更厉害的是冲击了华为的人心。
这种强烈的冲击，其实在2000年左右左右就发生过一次。在第一波互联网高潮的时候，华为高管李一男、黄耀旭等人选择了离开华为去创业，这给当时的华为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此后，任正非不得不采用极端手段扼杀了李一男创办的港湾等公司，才得以稳定住军心。
如今，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战线越来越长的华为，已经越来越没有能力去封杀那些华为人的创业公司了，越来越多的华为人也聪明地选择了华为业务的边缘地带去创业，他们创办的公司有些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例如，前华为高管郑树生创办的迪普、宇视、宏杉三家公司已经做得风生水起，徐国祥的百分百公司也已经获得了百度的注资，卓日克的“老虎宝典”也成为使用最广泛的本地生活App之一。
还有更多的华为人被互联网公司延至帐下，他们既通晓跨国公司的流程和管理，还有国际化的经验，更懂得中国独特的商业环境，显然比那些只在跨国公司镀过金的“洋泾浜高管”要好使得多。于是，笔者看到了原华为副总裁胡勇正在帮助百度在海外冲锋陷阵，原华为终端CMO徐昕泉则加入京东负责海外事业部。
大学生们也不再将华为作为自己就业的首选。笔者经常接到一些大学毕业生的咨询，询问毕业后是去华为还是去互联网公司。虽然笔者给他们的都是无倾向性的建议，不过最后却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奔向了互联网公司。这也很好理解：虽然单纯从待遇上来看华为并不比大部分互联网公司逊色，但是更开放和自由的环境恐怕更适合这些个性张扬的“90后”们。
面对这种局面，任正非自己也很无奈：“其实我们面临的现实，人才也在流失。哪个企业说要IPO，我们的人也会往那儿跑，我们也抵挡不住互联网企业招我们的人。”华为大幅度地提升待遇，行吗？显然不行，因为“我们做的是大平台，不可能激励少数人，需要激励的是十五万人，如果十五万人的待遇都提得很高，就要客户给很多钱，谁愿意给？”笔者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华为现在的困境，其实是“不断下滑的电信行业大环境，与人才不断上升的丰富多彩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恐怕是无解的。再加上华为非常独特的“虚拟受限权”制度，使得这个矛盾更加无解。
笔者认为，不再吸引人才也不再有强凝聚力的华为，恐怕是任正非最担心的华为。而忧心忡忡的他，为华为开出了两剂药方。
一剂是“中药”，任正非试图通过向员工们灌输各种艰苦奋斗的“李小文精神”，重新统一15万华为人的意志。另一剂是“西药”，任正非通过进一步提倡“蓝血十杰”，向西方管理要效益。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两剂的效果恐怕有限。各种精神激励如果不能够与强大的物质激励相结合，至少与公司的光明前景结合起来，收到的效果都不会太好。咱们过去也经常提倡学习这个学习那个，最后的效果如何？大家都懂的。
笔者认为，向西方管理要效益也没错，但是华为现在的学习对象恐怕也有些问题了。从1996年开始，华为很大程度上是以IBM为师，学习IBM的IPD、ISC、IFS、LTC，这些管理模式非常适用于大企业业务，适用于“集中-控制”型企业。而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些管理模式是否还都适用？恐怕也要打个问号。我们已经看到，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昔日的“蓝色巨人”IBM也正在转型，而这次转型的难度恐怕不亚于当年郭士纳上任后的那次。
如果说过去很多大公司的倒闭是由于管理不善的话，在互联网时代很多大公司的倒下，恰恰却是由于管理太完善了，完善到了扼杀创造力的地步，例如我们看到的柯达、北电、摩托罗拉和诺基亚，摩托罗拉还是著名的管理工具“六西格玛”的发明者呢。
因此，笔者非常怀疑任正非这次通过媒体喊话的效果。作为中国最成功也最受景仰的企业家之一，任正非无疑是睿智的，但是他仍然无法超越自己的历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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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国企业家》主笔，曾任《IT经理世界》杂志社记者、资深记者、主任记者、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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