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8月6日讯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今天召开主题为“国家药物政策：促进优质与创新”的学术论坛。
国家人力社会保障部医保研究所研究员董朝晖在发言致辞药物经济学的应用价值。他指出，对成本和产出之间的权衡，药物经济学中有三种方法：平均每获得一个健康的产出需要多少钱？平均多获得一个单位产出需要多花多少钱？再一个评价方法，假设产出差不多，钱就这么多，选用两种方案，哪个更加节约。
董朝晖还指出，在欧盟五个国家2007年前后政府对价格干预的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到，07年以前，药品直接降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但07年以后这个措施逐渐被淘汰，就是由于药物经济学的大量引用，监管部门可以动作替代药品之间的价格比较、国际参考定价和药品使用量价格协议对药品价格进行管制，没有必要直接通过药品降价的方法（进行管制）。
以下是文字实录：
董朝晖：
各位下午好！我汇报的题目是药物经济学评价的应用。
药物经济学这个词汇可以说是这轮医改中的热门话题，我们这本《药物经济学指南》就把药物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做了规范，提出了更加明确的研究结果，如何表述，能够应用于哪些方面，同时在应用中有哪些局限性，讨论了这些问题。
但说实话，药物经济学的应用在我们国家好象还是停留在许多文件和一些理念中，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主要是理念上的讨论，很少有实践证据，我们提了三个问题：
什么是药物经济学评价？我们的指南中做了规范。
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结果在应用中能做什么？它的局限是什么，不能做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促进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应用。
关于药物经济学的评价，讨论这个问题的话经常会看到这一点，对传统的药品市场来说，药品准入包括三个方面，质量、安全和效益，在全民医保的社会中，一个药品能不能得到医保肯定是很重要的，即使它经过了市场许可，但如果还是不能获得医保肯定的话，还是不行。
一个新药方案是不是合算，我们应该为新的治疗方案支付多少价格、多少费用，如果这个治疗方案被引入到医保报销目录之内，新药怎么定清单。最后，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出发，应该鼓励哪些人治疗清单，限制哪些人治疗清单。这些问题都会在预算评价和公平性评价里得到肯定。
从上面的这些问题可以得出一个核心理念，成本和产出的权衡，在药物经济评价中，成本包括四个方面，这在我们的指南中也已经讨论了，首先是直接的医疗成本，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的投入，包括药品投入、器材投入、检查医务人员的劳动等等，再就是直接的非医疗成本，有时治疗过程中花费了时间，交通费、陪护费，再就是间接成本，由于疾病死亡导致生产力损失，或者由于疾病请病假、休学，再就是隐性成本，指那些由疾病或治疗引起的痛苦、恐惧、紧张等。
产出在药物经济学中经常用三个方面的指标来表示，最简单的就是临床指标，吃了这个药以后血压降了多少，血糖降了多少，再就是效益指标，实际上它是用偏好来说的，我们在药物经济学中经常用一种办法测量，问一个受访者，带病情况下可以生活十年，那么你愿意在完全健康的情况下生活几年？这是对生命质量的时间权衡，两种方案，让受访者选择，表明他的偏好，根据受访者对偏好的选择，我们可以对不太健康的生命进行调整，变成完全健康的生命。
在药物经济学评价中，一个最高级的指标应该是效益指标，我们经常听到一个声音“健康是无价的”，实际上这个概念是非常主观的，完全可以测量出来，比如一个人感冒，用普通的方法治疗，可能需要2块钱，需要三天，但有了新药，需要花50块钱，但第二天感冒症状就好很多，这个人到底会选择原来2块钱的治疗方案还是50块钱的治疗方案，他会有所权衡，对低收入者来说，他会选择2块钱的，对于高收入者，工作经常要和客户打交道的，他可能会选择50块钱的治疗方案，这时健康价值和货币价值就测量出来了。
对成本和产出之间的权衡，药物经济学中有三种方法：平均每获得一个健康的产出需要多少钱？C1和O1假设表示新方案的成本和产出；C1和O0表示传统方案的成本和产出，两者相减，可以看出成本是不是节约了。
第二种评价方法，平均多获得一个单位产出需要多花多少钱？O1+O0表示的是相对于老方案，新方案增加的产出，C1-C0是相对老方案增加的成本；
再一个评价方法，假设产出差不多，钱就这么多，选用两种方案，哪个更加节约，最常用的是前面两种评价方法，但我们在评价中经常会看到这两种评价结构的矛盾，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传统治疗方案中，如果使用A治疗方案能够获得一个生命质量，需要五万块钱，如果使用B治疗方案能够获得两个单位的生命质量，需要15万块钱。做简单评估，对A来说，每获得一个生命质量成本是1万，对B方案来说，每获得一个生命质量，成本是7.5万，乍一看，好象A方案更便宜，应该进入目录，B不应该进入，因为这是两个竞争性产品，但换一个思路来考虑，如果我们用A方案替代B方案，那么多花了10万块，但多增加了一个健康生命，10万块买一年的生命值不值得？可能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收入来权衡，相当一部分人觉得是值得的，但也有一些低收入人会觉得10万块钱买一年的生命不值得。这说明，在药物经济学评价里没有一个标准结果，每个人对生命价值都有不同的偏好，他愿意支付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可以解释这个差别，英国临床研究院“多少钱购买一个生命质量是合算的？”英国的推荐是4.5万英镑；在美国大概是5万美元。乍一看觉得美国高于英国，但实际上因为文化不一样、生命质量保障不一样，导致英国人愿意为生命质量多花一些钱。
看中国的情况，可接受的成本为人均GDP的两到三倍，大概是7.2万人民币买一个生命质量在中国比较合算，我们国家地域贫富差距是很大的，拿上海和北京的情况反映，我们发现上海大概是将近20万人民币买一个生命质量合算，如果按人均GDP的两到三倍来折算；同样，在北京大概是17.5万人民币，也是合算的。
这说明了什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10万块钱买一个生命质量单位，在我们国家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情况，在北京地区合算，但在中部地区不一定合算，在西部地区更不合算。
对成本和产出的评价，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提出了一个规范性评价，现在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并且，看括号里的数字我们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国家近几年内对它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进行了修订，大致可以体验出，药物经济学的发展是相当快的，最近五年它在技术上、标准上有了一些进步，所以很多国家都对他们的指南进行了修订。
在我们国家，06年已经有了第一本药物经济学指南，由于当时我国刚刚引入药物经济学的概念，当时的指南从结构、技术上来说也比较粗糙，08年以后在北大医药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医药学会的合作下重新修订了一版，现在我们拿到的是2011年4月份的新版。
在这个指南中列出了一个工作规范的清单，九个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研究问题的确定、研究设定、怎么测算成本、测算成本中要注意哪些问题、健康产出如何测量、东西方法的差异性、公平性、预算影响等，指南如何应用？在我们的《前言》中已经写了，两个方面：药物经济学评价根据指南来做研究课题，可以提高整个研究的质量和规范性；再就是卫生相关决策部门的决策者，决策者可以根据指南的相关要求对评估企业递交的药物经济学报告进行质量上的考核。
药物经济学在医药政策中的应用，我们国家很多文件都已经说明了，包括09年4月份的新医改方案提出，药品定价应该引入药物经济学研究；2009年8月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也提出了对基本药物的遴选要引入药物经济学的方法；2009年8月份，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目录修订时也提出了要参照药物经济学的原则；2010年6月份的药品价格管理办法中，也提出了要参照药物经济学的评价。
如果看前面几个文件，我们脑子里会形成一个印象：药物经济学是不是被政府管制的？因为前面这些文件不是定价就是目录遴选，都是管制上的东西，我个人认为，药物经济学评价在两个方面，如果为管制服务，那么应该是为管制的科学化，同时也是为医药企业的市场竞争创造更加公平的环境。
首先，如果药品是按照健康产出来定价的话，那么就会激励企业以健康产出为导向研发产品；
其次，在药物经济学评价来讲，它的评价指标是标准化的，可以引导同类产品，甚至是不同类别的药品进行竞争，因为我们的考评指标都是健康产出，在这个平台上，有不同功效的药品，比如心血管药品和扩管药品进行对照，相互评价哪个更有效果。
再次，在药物经济学评价中，价格干预更加透明，企业面临的政策风险降低了。
在这里我列出了欧盟五个国家2007年前后政府对价格干预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07年以前，药品直接降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但07年以后这个措施逐渐被淘汰，就是由于药物经济学的大量引用，监管部门可以动作替代药品之间的价格比较、国际参考定价和药品使用量价格协议对药品价格进行管制，没有必要直接通过药品降价的方法（进行管制）。
反过来我们要说，药物经济学不能做什么呢？刚才说了，药物经济学的评价是成本和效益的评价，但效益是谁的效益？药物经济学研究是专家做的，很可能是专家的效益，专家的效益怎么来？他是通过对社会的观察，所以我认为，在标准药物经济学研究中，专家的效益基本可以等同于社会的平均效益，因为专家的效益是通过对社会平均效益的观察得到的。但我认为，社会的平均效益不能等于每个社会成员的平均效益，刚才已经看到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对生命价值（的偏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生命群体所认为的生命价值也不一样，所以药物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不能代表所有社会成员的偏好，只能代表社会成员的平均偏好。
这也提醒我们，药物经济学评价在使用时，在各个领域是不一饮的，在公共领域它可以成为政府采购、支付的直接依据，比如在医保报销目录、医保采购目录方面、政府采购方面；但在市场领域，药物经济学结果只能为医生和患者提供用药参考，并不是强制性措施。
在基层医疗机构我们使用非基本药物合是否合适还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在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他们对基本药物的选择不一样，贫困人群在经济受限的情况下，可能会在政府资助下使用基本药物，但富裕人群完全可以使用费基本药物。还有对医保目录的使用，对政府采购、非基本药物的使用，即使你采用了最科学的办法来对药品进行遴选，但也不能排斥其他人使用其他的药品，因为每个人对健康的偏好不一样，对药品的效益也不一样。
在这里我定出了一些促进药物经济学成果应用的政策措施，我认为，促进药物经济学应用不只是加强药物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还是机制、体制上的调整，使每个利益相关者对对药品的成本和产出进行权衡，比如，药品的生产标准是不是跟国际接轨，如果没有这一条，那么在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可能会评价出不同的东西，名称可能一样，但如果生产的东西不同，就会评价出不同的东西，这时候药物经济学评价就不能替代药品的生产标准。
还有一点，是不是应该按健康产出来定价，而不是按成本定价，这样可以促使厂家致力于提高产品的质量，否则他可能都会把心思花在虚报成本上。
再就是建立医保和药品供应之间的谈判机制，即使政府定价过高，我们也可以通过谈判机制把价格拉下来。
其次是改革负债，提高医疗机构的成本，有了这条，医疗机构才会对药品健康产出成本，这样才有可能在临床得到应用。
最后是加强对信息的披露，让医务人员和患者在选择药品时自己对药品的质量和信息进行权衡，如果我们再给出药物经济学的成本信息，那么医务人员和患者就能作出更好的选择。
我汇报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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