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健康生产力与经济发展上午发言实录

主题：健康生产力与经济发展

时间：2009年07月11日

地点：北大新光华管理学院

与会嘉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

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柯杨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彦峰

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

社会政策与经济分析处处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Hana Brixi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晓瑛

中国协和医院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军民

美国北卡大学经济系主任John Akin

GE大中华区医疗总监吴瑾

国家卫生部医疗监管司司长张宗久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John Langenbrunner

美国约克大学教授Paul Kind

高级副总裁和首席医务官Steven Miller

韩国医保首席顾问.首尔国立大学教授Bong min Yang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药监局局长方来英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司长姚宏

国家卫生部药政司司长郑宏

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评审中心主任卢凤霞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Lou Garrison

主持人：各位早上好，我代表光华管理学院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和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联合办的这一个健康生产力与科学发展论坛。

参加我们这次论坛的嘉宾包括我们政府的官员、学术界的学者，以及我们产业界的相关人士。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学术界、政府和产业界的互动讨论，来加深我们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这一块事业的发展和理解，以便为国家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下面我首先请我们几位嘉宾来上主席台，国家卫生部医疗监管司司长张宗久、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彦峰、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柯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

今天的活动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我们在上午举行一个间断的开幕式，我们有四位主题发言人，然后在11点的时候我们进入圆桌对话。然后今天下午我们有几位主题发言人和学生对话。

首先，我们有请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主任闵维方教授致辞！

闵维方：尊敬的王彦峰秘书长、尊敬的赵勇书记，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中外贵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诚挚感谢和热烈欢迎各位的光临，在这里参加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共同举办的“2009年健康生产力和科学发展论坛”。它是始于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实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极大的调动了中国人力的积极性，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合理利用，创造中国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为中国的复兴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若干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其中包括严重滞后的社会保障和卫生体制，尤其是医疗卫生问题，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提高，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高新医学技术的普及，以及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转型，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因为过去公共财政对医疗保障投入不足，以及医疗服务供给体系的低效，导致中国近期看病贵、看病难两大问题的根本原因。

面对新时期人们看病就医问题，国家经历了历时三年的广泛讨论和征求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9年4月6日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开始了新中国历史上力度最大、目标宏伟、挑战空前的医疗制度改革。据我所知，国家医改方案明确了近期的五大任务：

第一、建立覆盖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第二、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第三、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第四、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

第五、逐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各地试点先行。

中国的医改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伟大的规划，旨在增进中国人民健康体制，提高人力资本素质，这是落实“以人为本”的基本国策的重大民生工程，也是中国振兴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此外，国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也将有助于在应对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之际，减少国民看病就医的后顾之忧，扩大消费内需，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国民健康是重要的生产力，医疗保障则是培育健康生产力的重要制度安排。根据日程安排，大会上午将就集中讨论这个重大的议题，聚焦国家人力资本与健康生产力的理论基础，制度条件以及相应的宏观政策问题等等。同样重要的是，大会下午会转向讨论政策在操作层面、执行层面的问题。也就是深入探讨科学高效的资源筹集、配置和管理机制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刚刚开始，经验不足，因此，我感到非常高兴，下午的主题发言基本上都是邀请到了国外的顶尖专家，而我们国家医改主要部位在执行层面的领导同志都会参与互动和讨论。我觉得今天的论坛将为中外方提供一个非常难得的交流平台，让大家分享各自的经验、智慧和思想，为解决医改这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建言献策。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预祝各位在会议期间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闵维方教授，北京大学不仅有医学部，而且有好几个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都涉及到健康卫生和医药管理方面，北京大学也非常重视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和政策的推动，闵维方教授今天在北京大学为我们这个会议做一个讲演。本来下面会有国家卫生部黄洁夫部长致辞，但是由于黄洁夫部长的临缺，所以下面有请卫生部的同事张宗久先生代黄部长致辞，欢迎！

张宗久：今天本来黄部长来致辞，他刚才讲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不能来，他委托我致辞。在国家健康生产力与科学发展论坛上的致辞，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

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启动之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中国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国家健康生产力与科学发展论坛”，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贯彻落实中央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方针的具体行动，对促进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问题，不断提高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我谨代表卫生部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地祝贺，对关心和支持卫生事业发展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表示中心地感谢！

党的十七大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今年4月，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反复酝酿，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终于公布实施，新医改方案提出了到2011年实现全民医保到2020年实现全民医疗卫生服务可及的奋斗目标。明确了我国未来一个时期医药卫生事业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基本框架和政策措施。部署了未来三年改革的重点任务和工作安排，这对于推动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逐步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医改方案的出台，其最大的特点是公益性，他确立了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改革原则，这对于促进我国医药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具有重大意义。在改革的基本思路上，把完善制度体系与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结合起来，突出了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同时，提出近期从改革的关键环节和群众最为关心、关切的问题入手，着力抓好五项重点改革，在改革的目的上就是要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为核心。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但是新医改方案的公布与实施，并不表示未来医改设计已经完成。新医改不仅面临如何贯彻落实的诸多执行问题，还有不少领域有待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探索和实践，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脚踏实地，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去解决。

如：如何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如何规范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环境，如何在政府主导下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参与发展，如何实现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等等。

简而言之，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事求是的结合我国国情，切实对当前我国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不合理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通过改革去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事业发展，增加医疗卫生服务的合理供给与保障。促进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劳动者是生活力组成要素中最活跃，最具有创造性的因素。而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称其为合格的劳动者，因此，劳动者的健康是衡量其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基本前提。国民健康是重要的生产力，医疗保障则是培育健康生产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今天，更好的认识健康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探讨国家健康生产力与科学发展的协调统一，为推动卫生事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进步提供更多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支持，探索合理地公共财政投资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寻求更好的制度条件和政策取向，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次论坛的举办将为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创造良好的契机，为促进这一领域的交流搭建很好的平台。希望广大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真正的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深入的开展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经验交流，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推进医药卫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祝愿国家健康生产力与科学发展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黄部长，黄部长的致辞确实是给我们传达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政策的信息，下面我们再有请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教授致辞。

柯杨：各位尊敬的专家、同道，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想今天在这个全球卫生经济的国际会议马上要在北京召开的前夕，在我们中国的新一轮的医疗体制改革刚发布不久的情况下，今天我们在这开一个光华管理学院的论坛，关于国家健康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论坛我认为意义非常的重大。

它的意义不光是在于学界的理论的探讨，还在于对政府的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新医改的政策的建议。同时我觉得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其实也是给百姓提供更多的理解医改的依据。所以我觉得意义非常的重大。

今天让我来发言，本来我以为是代表北京大学对这个论坛的召开致辞，但是刚才闵书记已经代表过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再代表学校表达什么了，所以我就理解国迎老师让我来实际上是因为咱们北京大学还有几家非常强的附属医院，他是咱们医疗行业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力军。所以可能他是想让我代表医务工作者，代表医疗战线的老师们表达一些想法。但是我想我们有这么多的医院，医务工作者那么多，这个医疗体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也不见得真能代表大家，所以我就想只能我作为一个对医学教育，对医疗以及管理有一定的了解和经历的这样一个个人，对咱们今天的论坛，关于卫生经济学的领域说一点想法，说几句外行话。

我想这个论坛的题目叫做“健康生产力和科学发展”，所以说到健康，实际上大家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了，人的文明程度、物质程度越高的情况下，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就越高。而且交叉学科的研究达到了共识，已经认识到了对于健康来说，实际上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里面包括遗传、环境、医疗，更包括个人的生活习惯、行为。那么在这个比例上来说，大家也认识到了实际上生活习惯和行为是最重要的，占的比例最高。医疗在这里面按数据报道，对人的健康影响只占7%。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它占的比例低，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几乎人人在这一生当中，都会不止一次的接触到医疗，必须有这个过程，几乎不可能有人能躲开这个经历。当然可能在社会不发达的情况下，可能真的有特别健康的人，或者是不接触医疗的人，一辈子健康，但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在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后期，可能很大程度上有的人强烈的依赖医疗。另外医疗在整个的健康链条上，它的成本最高，花费最高。

所以我的理解尽管人的健康依赖于很多不同的因素，但是在卫生经济学的领域，人们应该是对医疗体制是一个重点的研究对象。

那么我们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其实经历了一个挺长的过程，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如果算第一次的话，大的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到我们今天新医改的出台，我觉得让我们医务工作者学了很多东西，尤其是新医改出台前的这几年大家有很多的困惑，确实觉得对医疗体制有很多模糊的、不了解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次新医改出台之前的困惑，以及各种各样的、各种不同范围的、不同层面的讨论和争鸣，直到新医改出台，我自己认为让我们医务工作者对医疗体制的理解更加深刻了，过去很多非常模糊的东西现在理解一些了，至少对我个人是这样的。

比如说过去我们曾经理解是医疗体制好像就是医院的事，其实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可能在老百姓当中也有代表性，因为老百姓接触医疗就是通过医院接触的，所以大家可能认为医疗体制就是医院本身的事。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医疗体制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医疗保障，刚才闵书记重复了一下这次医改里面重要的几项内容，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最对突出的，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医保的体制。

那么我们实际上以前不懂，一方面是因为专业本身的限制，一方面在我们中国解放以后，其实我们除了改革开放以前，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中国除了有少量覆盖的所谓的公费医疗，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种对于居民、对于所有的老百姓，尤其是对于农民的这样一种正式的医疗体制，所以大家对这个不理解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看所谓的第一次医疗改革的问题，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承认我们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我们确实往前发展了，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在医疗体制上面所谓的第一次改革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大家都在抱怨，它的问题是什么？认为第一次医改的问题是因为把医院推向，失败是在这里。但是当新的医疗体制公布以后，我自己的认识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实际上所谓第一次的医疗体制的改革，如果说不叫失败的话，他的失误我觉得是我们的医保建立，医疗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医院体制的改革没有同步，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么如果说我们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我们的医院体制是国家包的，是一种不管是不是全部，但是也是一种有点像补供方的一种形式。那么在原来补供方的形式互补的情况下，要转变的话，规律应该是转向补需方，补需放又没有跟上，所以谁都没补，所以造成了我们这样的失误，并不是因为医院走向了市场。

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觉得还有一个失误就是当把医院推向一个市场当成一个失误的话，那么他的问题还在于把医院推向市场的过程当中，把基层的医疗和城市大医院提供的不同的医疗，以及公共卫生全部推向或者是部分推向市场混为一谈了，因为这里面应该有所区别的。现在大家知道公共医疗更多的层面上应该是政府主导，政府包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产生了，我们走到今天看到的是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都集中体现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我倒反而体会到了，实际上这样给我们的提示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看待新一轮里面的大医院的改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觉得首先因为这样的问题的认识，我们再反过来看新改革方案，我觉得他是正确的，把我们中国新的医改方向引入了正面，尽管还有一些执行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没有完善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里程碑性质的中国医疗改革的方案，我们也是非常拥护的，当然这个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更关心的是这么复杂的医疗体制里面，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我更关心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大医院改革，但是这里面依然存在困惑。所以在这里面我提两个问题，或者是代表我的困惑，或者是代表一些问题，不见得准确。

第一个，如果我们认识到城市大医院的改革，他在第一轮里面的问题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新的医改已经提出来全民享有卫生，已经开始健全医保的情况下，那是不是说我们就走了政府决定要走补需方这条路？我自己觉得如果是决定了走补需方的情况下，就不用再去争论，或者过多的去强调和争论医院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他是营利的还是非营利的，当然这还有一个过程。因为现在给我们医务工作者和社会，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误导的，大家觉得所有的医改里面都有方案，但是大医院里面没有方案，这还留有了很重要的改革余地。甚至有一种舆论的导向，说医院应该是政府全包起来，包括城市大医院。基层医疗我只是说的常规大医院，因为我们的附属医院几乎都是在这一块的。那么是不是就觉得应该是政府包起来？我也查了一些单词，“公益性”不一定政府包起来就是公益性，它还有扩展余地。另外一个如果我们知道现在的医院，第一轮改革并不是医院本身走向市场的问题的话，也许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不是说政府要不要全包起来的问题，而是真正的解决制约医院发展的问题。比如说医院收费体制，医院当然现在还有很多问题，包括法人问题等等，但是最核心的就是收费体制的问题，到底怎么样收费，这里面收哪块的费，现在是药品、设备这些东西占的比例多一些。收费怎么收法，当然现在也提出来，一个是收支两条线，一个是医药分开，我觉得至少在医务工作者里面那个不可及，那个其实就有点像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意思，实际上对医院的发展是不利的。

所以真正应该探讨的是怎么样更合理的收费。那么这里的问题实际上谈到收费的问题，为什么大家老在说收费问题不好解决呢？就是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一个就是医生没有积极性了，另一个极端的就是过度医疗和过度的诊断。那么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根本的问题呢？它的本质问题就是医患之间的经济上的矛盾体，我们不愿意是市场行为，所以我们就找不着一条最合适的路。当然我也同意有的经济学家说的，我们什么情况下就能把医患的这种有点像“对立”的关系给解决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是看得病越少，病人生病越少，医生得到的机率越高，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状况。但是这个只能在基层医疗里面实现，在城市大医院，他的定位是疑难重症，他不可能实现病人不得病，他得到的就越多。所以在城市大医院的经济体制改革上，我们是不是更加实事求是的承认正式面对这里面他的市场的属性，同时我们去寻找包括现在大家正在探索的以病种、病群怎么样收费的标准，去探索这种更合理的标准和方法，同时制约和机制去完善，另外医院里面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以及职业化的管理等等，应该深入的探讨，而不应该造成在新一轮的改革里面的那种，好像是政府全都包起来，让他实现这样的公益性，这样的高调，我觉得这样是误导。

同时我觉得在过渡时期如果能解决好的话，其实政府应该在过渡时期应该给城市大医院承担的社会负担，那些很多比如说抗震救灾等等方面一系列的这些，包括他存在的一些问题给予一定的补偿，让他平稳的过度。这是第一个问题，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考的建议。

第二个就是在我们整个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强调的比较少的一个方面，就是实际上在我们中国现行的状况下，优质的医疗资源还是非常稀缺的，这个稀缺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的稀缺，我们人不少，质量没有达到那么高，大家不断的在说我们中国的医生比例和老百姓的比例，甚至于超过西方社会。但是实际上我们中国在把什么混为一谈呢？是在把医务人员里面所有的医生、护士、检验、技术人员，相关的人员都混为一谈是我们足够了，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的质量也不够，其实数量也不够。另外从学历分布上，我们中国的很多官方数据都反映出来不够。还有结构上也是不合理的，包括我们的医生比例等等等等。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应该下大力气在人员的分布上，政府在诱导人员的分布上，应该特别有所作为，同时在这个过度阶段，城市大医院里面的优质资源，他的放大效应应该得到重视。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过度阶段充分放大我们现存的优质资源，可能在政策上给予一些支持，对我们这个过度应该是比较好的。鼓励政策要有很好的制约，在鼓励医院里面在扩大床位上，在对纵向和横向的合作上面，在对基层人员的培训上面，在医生的多点行医上面，在医院体制改革过程当中，社会资本的注入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同时对于好的机制的探索和鼓励，肯定也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们在现在的情况下，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尽量的让我们仅存的有限的优质的医疗资源得到放大和发挥，为更多的老百姓服务。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医院，人才配制不合理，我们的大医院承担了很多的医疗服务，非常的辛苦。所以原来我们的观点说大医院定位是什么样的，不能扩张，但是我自己对这个观点还是有一点改变的，也提供给大家提供参考，当然问题还是非常的多，我只是提供这两个吧。

当然我们的医院在管理上面需要改革，在很多方面，在服务质量上，服务的态度方面，都还需要不的改革，在这都不说了，仅供大家参考。

最后，我觉得这些年因为我自己的工作的关系，我听了很多的关于医改的争论、讨论、会议，也看了不少包括咱们北大几个大专家的文章，甚至于他们写的书，我觉得受益匪浅。这让我不光是对医疗体制的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同时也加强了我对医学教育本身的认识，因为我们在医学教育里面一直在强调医学教育为了适应他的职业要求和适应医疗模式的这种新的不断改变的要求，我们是需要不断改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尤其是在我们中国以本科起点的、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医疗教育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不断的注重医生的素质和发展，他的道德水准，他的人文、社会的知识面和人文精神的发展。

在这其中我特别体会到经济学本身他真是一个特别贴近人性的科学，他是直面人性的科学，因为一个社会制度的安排，如果好的话，他是挖掘人性最好的一面，如果不好的话，他是抑制人性好的一面，倒把恶的一面挖掘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对学生的理解，人性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着每天面对的工作情况，医学教育里面教的医学知识，几乎都是针对人体的，我们的知识体系里面并没有人性这一课，那就是说我们关注的其实更多的是人体。只有到什么情况下呢？就是进入精神病学这一学科的时候，就医学知识本身，我们才关注到心灵的问题，只有少部分支持，最终走向这个专业的只有小部分医生。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懂得很多人，但是我们并不真的懂得，所以我特别鼓励我们的学生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对人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对大的行医肯定是有好处的。

当然，我觉得我们过去的教育，包括这个职业本身的特点，就是让我们的医生变得很窄，因为他也需要专心的做业务，他也是很窄。但是同时存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在医改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说怎么医生没有声音？我觉得确实医生本身由于他的这种背景，加上他的个性和工作性质，他身在其中却真的是不懂医疗体制。而且特别难说出系统的，特别有名堂的东西。当然我们也不乏有一些医学专家后来变得很有见地，但是总得来说医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同时我也想告诉大家，医生这个群体也还是非常聪明的，他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在我们中国医疗体制走到今天的情况，拿我们这些城市大医院的医生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一个完全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的情况下生存下来的。他在很多的矛盾的政策、矛盾的体制下生存下来的。而且他提供了大量的优质的医疗服务，就看看我们中国现在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先进水平比较，几乎就没有更多的接轨的地方。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医生提供了大量的优质服务，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还保持了医生的高尚的品格，包括在各种救灾场合，包括在提供各种服务方面，医生还是很专业的，这是一个体现。

第二个，当然，还有我们的很多院长都是有医学背景的，又没有理论管理知识，又没有经济学知识，他们连滚带爬的把医院带起来，很不容易的。所以医生虽然声音不多，但是他们最能判断，在争鸣当中谁说的话更合理，谁说得话更可行。所以我非常同意国迎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实际上医院体制改革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怎么能摆得正，更合理。他说其实是体制问题，至少主要不是道德问题。同时我也非常同意周其仁老师说的，我们中国人的改革，更多的是自己的积极探索和摸索。所以我自己特别体会到改革的成功要有政府，要有学界，要有时间者合力。

最后，我觉得这次大会我知道有很多重要的议题，而且我觉得社会的期望值也是很高的，我们特别想体到经济学界的这些专家对这个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正确的导向，而且我们也体会到经济学专家的声音实际上是比较中立的。因为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把患者和医生放到对立面“打架”了，有的时候谁说出来的话，都带有利益的声音。所以应该正确的引导民众，虽然医患关系非常复杂，而且我始终也是认为医生一方还是主动方，应该有很大的余地去改进。我们在教育当中，在医院的管理当中一直是这样引导的，但是机制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解决好这些问题，大家都受益，如果解决不好这些问题，最终永远是患者的灾难，患者的灾难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灾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会成为患者，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柯杨校长的精彩演讲，她的演讲当中提到了我们中国医疗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她作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领军人物，她的这个想法是来自实践，而且也是来自理论的理性的思考，这些对我们都非常有启发意义。非常感谢从她嘴里说出的经济学，特别是人性的科学，讨论了很多的政策，更为中立，我非常赞同。其实我们经济学家在某一种政策的后果的时候，他不一定说赞成这种政策，所以我们要清楚，采取任何措施都是有成本的，所以再次感谢柯校长。

下面，我们要进入主题发言阶段，我们非常高兴有请到四位主题发言嘉宾，一位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彦峰先生，还有我们政府的，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先生，最后还有两位我们北大的，一位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另外一位是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教授。

我看一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可能要相对控制一下时间，每个人的发言在20分钟之内，最好15分钟完成。首先有请我们的前辈，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彦峰先生发言！

王彦峰：尊敬的张维迎委员长，尊敬的赵勇书记，我们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非常高兴和光华学院共同举办这一届论坛。在这里，我代表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对诸位的光临表示热烈地欢迎！

今天我借这个机会主要的讲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健康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我的题目叫做--论健康是生产力。

今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的意见》，为我们国家绘制了一幅人人享有公共医药卫生服务的蓝图。为把这幅蓝图付诸实践，需要在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大量的工作。特别是要做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使我们这一届领导同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使他们科学地认识健康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地位和作用。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在几千年来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中国人一直存在的最大问题，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就是“民以食为天”，就是吃饭问题，温饱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历朝历代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在旧中国是这样，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60年有50多年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有20多年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到了新世纪，就是21世纪，准确地讲，是到了2002年，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那么人的需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健康就成为全国人民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的一个重大的利益问题。但是，在对待这个健康问题上，我个人认为我们有一些有关部门的同志，还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对人民的健康对我们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认识并不是太足。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说如果资金是有限的，所讲到的问题都是上大项目，高楼大厦、工厂、高速公路，这个院、那个院，开发区，对人们健康的投入很多地方在规划当中，可以说是省多少钱把他放进多少钱，没有就算了。

因此，健康的投入和经济发展相比是滞后的。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GDP人均产值增长了20多倍，但是我们在国家，在健康投入上可以说还不到1%，差距非常悬殊。前几年看病难、看病贵，各个地方非常厉害，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我们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有2亿5千万人吃不饱肚子，国家集中力量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大力地支持，有一些贫困地区的人民刚刚脱离了贫困县，就是一场病又变成穷困了。

所以农村有这样的话，大伙可能很多同志都听说了，就是说“奔小康盼健康，一场病全泡汤”，害一场大病，过去都是辛辛苦苦才脱离贫困县，又恢复到了贫困地位了。这说明了什么情况？我们有些同志认为把钱集中起来上大项目可以脱贫，不能说这个想法是错的，但是发展经济靠什么？靠人，如果人都有病了，你想发展也发展不了，想经济发展快一点，想使社会主义前进的快一点，实际上倒是拉了社会主义的后腿。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的主体，人和社会的生产力都是由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构成的，这三大因素构成的。而劳动者在这三大因素当中是最活跃、最革命、最有创造性的因素。生产工艺、生产原料这些，都是构成生产的必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它们是经过人劳动以后创造出来的价值，它们不能增值。只有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当中才能生产出大于他本身成本价值的资本价值，这部分新的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已经讲了，叫做“生意价值”，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那部分价值。我们现在叫做什么？叫利润。

这是我们实现扩大再生产，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源泉，国家或者企业家为了让劳动者不断地创造出这种新的价值，他就必须增加对健康需求的投入，保证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所以我这三年来一直强调这个东西，06年我就提出健康是生产力的概念，道理也就在这个地方。当年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旧的概念。说老实话，在上个世纪50年代，基本上每一个机关干部、每一个学校的老师、每一个大学的学生都知道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问题。现在很多资本论都放在一边不看了，所以感觉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大伙儿不妨再看看资本论里，讲的是一清二楚的。科学发展观在对待人的健康上的应用，不是“以人为本”嘛？你搞生产也好，搞高楼大厦也好，搞开发区也好，搞高速公路也好不都是为了人吗？如果不为人的话干什么用？

健康是生产力，从理论上讲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问题，从现实生活来讲，也是我们天天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只有人健康了，精力集中，劳动效率就提高，只有人健康了，不生病了，至少可以节省医疗费，人健康了，寿命延长了，就可以多为国家创造财富。所以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些问题，我觉得前几年就是在我们一些主管部门的领导同志对这个问题想不通。

所以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个问题，关心人民的健康，国家多投入一点，使人民的健康都好一点，不但不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还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国内有一些同志，也是博士后生，博士博导，但是他们我觉得有一些情况不如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研究得透。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早节成为西方国家学者们研究的人文话题，比如实际银行组织专家研究二战以后40多年为什么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么快？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经济增长的8%到10%，应当归功于世界人民普遍的二战以后人民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也就是说是人民的健康增长以后提高的。美国的哈佛大学研究亚洲经济为什么进步的这么快，他们经过研究也得出一个同样的结论，亚洲经济之所以增长这么快，30%到40%来源于人民健康素质的提高。健康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我国也很明显。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是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首先解决温饱问题。由于温饱问题解决了，人的体力增强了，就为我们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我们之所以劳力对外那么快，外汇储备这么多，现在成为第三大经济实体，一个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这一条，也是由于人的健康问题。

所以温饱问题解决了人们的身体增强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我们部分的领导同志认为对健康的投入，健康在国家经济发展当中的地位的认识是不到位的。他们误认为健康的投入是一下子看不出来的，因此是一种不增值的消费，纯消费。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去年也就是2008年，咱们国家人均GDP产值是22000多元，一个人住一次医院是5000多元，这就是说如果增加一个健康的人，就等于增加22000多元的产值，减少5000多元的医疗费。反过来说，如果增加一个不健康的人，一个病人，那就是说要减少22000多元的产值，增加5000多元的医疗费。咱们国家根据抽样调查，有多少不能参加生产的人呢？这是一个抽样调查，大概全国有1亿7千多万，将近1亿8千万的人是这样的，都是由于我们的医疗条件不够，所以因病致残，长期不能劳动，大家算一算这笔帐，如果投入多一点，健康条件好一点，这1亿8千万人都能参加劳动，他的产值算起来可能比现在高得多。

所以事物发展都是国民经济、国家社会是一个整体，各个部门的需要是有一定的利弊关系的，经济发展和人们健康的需求是呈正比的，经济越发展，健康需求应当相应的提高。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你健康需求落后于经济发展，或者是健康需求超过经济发展，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我们好多同志光知道看病难、看病贵，到底道理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有一些有关部门的主管部门，他就是这个问题搞不清楚，为什么搞不清楚？就是他忘记了资本论的基本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了，所以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和提高人的健康水平的量是相对的。

我为了证明这个问题，大伙儿也从实际情况了解一下，所以我们特意请了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同志过来，给我们讲唐山建设示范区的过程当中的情况。今年2月份他们才在唐山开展了“健康唐山、幸福人民”的活动，这个效果非常的明显。人民的健康水平明显的提高，各种疾病明显的降低，我想这个例子是非常生动的。

科学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论坛，使各界领导和全国人民科学地认识健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的处理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健康的需要的互相促进的关系，使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快、人民更加健康幸福、社会更加和谐。

最后，祝这届论坛获得成功，谢谢！

主持人：谢谢王老的精彩演讲，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类最大的矛盾就是搞不清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究竟我们活着是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下面，我们非常高兴请到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先生，赵勇是一位实干家，我前一段时间刚去过唐山，去了以后让我大感惊讶，现在的唐山很不一样，唐山人们的幸福指数比GDP增加的快得多，下面有请赵勇来做主题演讲。

赵勇：今天回母校参加这次很有意义的论坛感到非常的高兴，向母校的汇报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首先，我要向母校的领导、老师、同学们以及今天来的各位嘉宾表示亲切地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讨论国民健康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觉得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国民健康与经济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国民的健康水平提高了，对经济的发展会打下一个坚实地基础。同时，在目前的背景下又是解决后顾之忧，拉动消费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同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健康产业的发展又将成为一个新的增长极，对经济的增长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发展是不是就有利于促进国民健康呢？这个不一定就是正相关的关系。如果发展好了，对健康是一个保障，如果发展的不好，社会不和谐，环境不友好，对健康可能还是一个损害。这样的例子在人类文明精神当中比比皆是。我们所期待的是国民健康与经济发展实现一个良性的互动，实现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这恐怕是我们期待的一个理想的目标。

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发展模式的选择，就是要真正的走科学发展之路。如果没有科学发展，国民健康不会有保证，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唐山这几年就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按照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唐山提出的一个要求，“努力把唐山建成中国第一个科学发展的示范区”，我们在这三年的实践当中也历经了很多的艰辛，也也很多感受。我们首先是确立了科学发展的新理念，把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作为医学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我们也确立了科学发展的新的思路，就是走新型工业化，走新型城市化，走城乡等值化和社会治理和谐化的新路子。通过这“四化”来推动科学发展，落到实处，与政治、经济、文化结合起来。

我们制定了科学发展的新的标准，大家都说科学发展，到底什么是科学发展呢？我们搞了两个指数，一个科学发展指数50项指标，一个是人民群众幸福指标25项指标。用这75个指标来指导规划、推动工作、评价干部，现在看来这两个“指挥棒”非常管用，有了这个标准就有了一把统计的尺子，大家都可以量到底谁的科学发展做得好。这里面就是把老百姓的健康水平的提高作为了一个重要的指标，把促进社会的和谐，包括人的心理健康都作为衡量的评价的重要指标。200分里面GDP只占了25分，经济增长再快，你的GDP达到了100%的增长，你也在这200分里面只得到了25分，那就到年底面临弹劾、面临下岗的危险。

我们探索了60个科学发展的新模式。科学发展到底怎么具体化，不能当成标签、当成口号到处喊，怎么样落到工业化、城市化，落到社会治理方面，探索了60个新的模式。其中包括全民健康的模式，比如我们在农村里面探索了牛、羊、猪集中圈养，搞集中沼气池和集中发电，试点反应很好。集中起来以后用牛、羊、猪的粪便搞沼气发电，现在看来不用大电网的电，就用生物制能源可以解决农村的发电问题，这个现在得到了全面的推广，花钱也不是很多，类似这样的模式成功以后面向推广，同时找到了科学发展的路径，生产发展之路、循环发展之路等等，还打造了科学发展的新的平台。

大家知道唐山是地震以后崛起的一座城市，地震把唐山变成了一片废墟，24万人罹难，但是我们仅仅用了32年的时间，现在唐山成为了很重要的城市，和北京上海一起排在了49位经济总量，超过了五个副省级城市，去年的经济总量达到了3561亿，人民GDP达到了72美元，这是中华民族创造了不可战神的力量的奇迹。

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上又建设了中国最大的开发区，5600平方公里，唐山湾，相当于5个香港，8个新加坡，现在全面展开产业聚集，发展势头强劲。同时在城市里面我们又造了四个新的生态城市，张院长前一段去了，我们5月1号刚刚开园，在城市里面挖了两个相当于两个杭州西湖的南湖，5月1号正是对老百姓开放，18平方公里的森林，给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健康休闲的场所，老百姓非常高兴。同时建立了一套新的制度，领导干部都要送到新加坡培训，提高领导干部科学发展的本领。所有的副县以上干部都要到新加坡培训三个月，然后再回来工作。去了六批，现在回来的效果非常好。

我们在建设科学发展示范区的精神当中，搞了一项行动叫“健康唐山，幸福人民”行动。这次在王彦峰理事长的支持下共同做的，半年以来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因为没有任何一项民生措施能够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行动起来，如此的关切。搞了这项行动之后，老百姓发展的积极性是空前的调动，现在唐山的干部群众都是铆足了劲，科学的发展，快速的发展。1到6月份经济增长了10.1，地方财政的财政收入增长了14.7，尤其是遵照循环经济的要求，社会固定资产增长了65.7%，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并且去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十座城市之一，这个行动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要推动国民健康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怎么样实现这个良性互动呢？我们的体会关键是三条：

第一，实现良性互动迫切需要政府发挥指导作用。这个良性互动是一个系统工程，正与刚才柯杨校长谈到的，他涉及到了方方面面，如果没有政府的指导，这件事情很难完成。那么政府在里面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抓的首先是确立一个模式，就是科学发展模式，这是最关键的一条，没有这个发展模式其他的无从谈起。

第二个，搞一个规划，规划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把它定下来，把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把提高健康水准落实到规划的每一个环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由法律效应定下来。

第三个，政府要加大投入。随着GDP的增长，健康方面的投入要随着不断的增长。我们今年光这项行动，光体检一项今年公共财政拿了7个亿，给每个老百姓，包括农民在内每年搞一次免费体检，每个人建立一个健康档案，给每一个人制定一个健康计划。我们的农民，中国的农民恐怕唐山也有代表性，95%以上的农民从来没有体检过，不知道身上有什么毛病，这次一体检才真相大白，过去劳动老觉得头晕什么事？老吃药也不好，他不知道自己的血压高。我们一查很多年龄大的人都有高血压，高血压的问题很好解决啊，现在有医疗措施可以解决啊，老百姓过去不知道啊，体检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包括很多地方病，政府要加大工作投入，同时要创造国民健康的一些新的模式，包括刚才讲的“三个一”的模式，包括生活习惯引导的模式，包括地方病干预的模式，包括全民健身的模式等等。搞若干具体的模式，让老百姓参与其中，每一个人都跑不掉，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让自己更健康的路径和方式，这是政府应该做的。同时要打造健康环境，没有好的健康环境，没有空气质量，没有好的水的质量，吃再多的药，搞更多的锻炼也不管用。因为空气很污浊你每天跑步，相反的可能对健康有影响，呼吸进了更多污浊的空气。我们这几年政府下决心，淘汰了1500名四家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粉尘、二氧化硫的排放大量减少，现在唐山的空气质量比北京好多了，几乎天天是蓝天白云，大家不信可以看一看。尤其是生态城市的建设，我们在渤海之滨建设了1500万人口的生态城市，5.8平方公里的淡水湖，大片的湿地，应该说世界一流的，五个国家帮我们规划的。同时唐山主城区的南湖城市中央城区公园30平方公里，没有一个城市全部达到生态，并且水质非常的好，这个面积相当于纽约中央公园的8倍。

第二个，要实现国民健康与经济发展的互动，需要全民的能动作用，一个是我们政府的指导作用，一个是公民的能动作用。健康不是个人的事情，我们觉得很多老百姓没有确立起这个观念，你个人的健康不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国民健康是国家财富，也是国家的软实力，“东亚病夫”，那个时候中国有什么竞争力？国家有什么实力？每一个老百姓自身如果健康了，本身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对国家的一份贡献，不是个人的事情。

那么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呢？很多人觉得是自己的事情，我多吃盐、多吃油，尤其是中国的北方，老百姓很多的毛病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当造成的。吃盐吃的太多，吃油吃的太多，早晨不刷牙，冬天不洗澡，这个不得病才怪呢。所以老百姓的能动参与，这里面关键一个是有健康的知识，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学校里面是很大程度上缺少这个课程的，没有给学生更多的健康知识，我是很赞成刚才柯杨校长讲的，你这个就是对人自身，对人性都没有更多的了解和把握，实际上当一个医生也当不好，对自身的健康也很难把握。所以王理事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健康是生产力”，我是非常的拥护，并且在唐山积极的实践。生产力人是最能对的，要他自身把内在的激情调动起来，才会激发生产力，激发这个主体，健康的知识，然后就是健康的生活习惯。

健康是自身管理出来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健康里面占了70%以上的因素，别人帮助不了自己的健康，医院起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自身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里面要给老百姓有引导和干预，我们现在给每家每户发一个盐勺，还有一个计油器，每天吃多少盐，每天吃多少油都有明确的定量要求。

还有一个全民健身，再一个每个人都要当志愿者，我们现在医疗的注册志愿者28000人，我们动员有能力、有条件的人都来当志愿者，传播理念帮助别人。

最后一个就是要实现国民健康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迫切需要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当今世界政府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经验证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带来一场新的科技革命，而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又会带来新的经济的增长，会提供一个强大的引擎和动力。我们今天正站在这个关口上，科技革命现在整体是衰减的，预示着新的一轮科技革命即将到来。

新的革命有一个很大的特征是与生物健康有关的科技，将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以埃及为特征的科技革命改变的是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话，新一轮科技革命可能会改变人们的生命过程，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方式。这个可能会来得更深刻，来得更猛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站在世界的前沿加大投入，用最现代的生物、健康的科技来推动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同时又要在经济增长当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瞄准生物健康产业。生物健康产业可能成为和新能源，甚至比新能源更重要的下一轮的增长点，在这方面投入，我觉得不会是低水平的投入，也不会是重复的投入，也不会出现像很多经济学家所担心的，很多投入过一段时间可能成为坏账，可能成为麻烦。如果和新科技革命相伴随，在新能源和生物医药上面下功夫，可能会引领经济增长，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不会成为麻烦，我想这个可以实现良性互动。

我今天作为一个地方的干部，结合地方的实际谈这么一点浅显的感触，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主持人：谢谢赵理事长，我想不能让你再谈下去了，再谈下去北京的人民都移民去唐山了。下面我们有两位北大的教授，这两位教授在过去的几年里边为中国的医疗体制的改革做了好多的研究，发表了非常有影响的一些观点，所以他们在我们政策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我们首先有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演讲！

周其仁：谢谢邀请，我的意见很简短，就是看现在的医疗改革的形式，可能要加快医疗服务的开放，为什么这么看呢？很多人认为政府增加了投入以后，医疗的看病贵、看病难会很大程度的缓解，这个前景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医疗服务的供和求不平衡的形式形成了很多年。以2005年以前，78年到2005年的情况来看，我做过一些分析，就是我们国家的GDP用现价算增加了约50倍。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包括社会的机构和个人用医疗卫生服务的开支，就代表这个需求增加了约78倍。其中个人用于医疗开支增加了200倍。那么这是一个从需求看，是医疗服务的需求是远远高于GDP的增长。

但从供给方面看，我们机构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各类医疗机构增长是76%，其中医院增加了一倍多，诊所增加了不到两倍，公共卫生机构增长的很慢，所以总数是增加了76%。医护人员增加了75%，其中医生大概增加最高的是护士，增加了2.3倍，医生增加的人数不到一倍，这个在2005年之前，我们收入的增长，跟医疗需求来看是严重的供不应求，所谓看病贵、看病难就是这么一个统计数据的老百姓的表达。

那么05年经过了医改的讨论，讨论了三年，这三年中国的GDP增长更加快，都在11%、12%这个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非常快，基本上跟GDP增长同步，达到了11%、12%的水平，包括农村。其中用于医疗卫生开支的需求增长也没有下降，而这三年改革由于医疗体制的未来方向不清楚，我们对医疗方面的各种机构、社会资本、医院改制差不多都停下来，等着这个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三年我看到的情况是看病贵、看病难的情况没有明显的缓解。

09年4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医改方案，特别部署了2011年之前这三年的行动方案，这三年的方案温家宝总理已经宣布要增加8500亿，在40000亿以外要增加8500亿的投入，大家知道这个投入的方针是吸收了医改讨论当中很重要的间接，2/3补给了需方，1/3补给了供方，补给供方的部分主要用于组建基层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那这个是什么局面呢？在我看来1/3补给供方，2/3补给了需方，就是原来需求增长更快的力量上又追加了新的力量。把原来不看病的很多人覆盖到看病这个范围内来，刚才赵书记讲的情况我在其他地区也看到，一做体检，看病的需求比过去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问题是谁给他们看病呢？给他们看病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原来就是一个不到2到3倍的增长，对应78到200倍的增长，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中国从78年以来，很多难，吃饭难、出门难、住店难，现在看病难还存在。现在追加了8500亿，2/3给了需方，1/3给了供方，我的看法未来几年供求之间的压力不是会缓解，而是会加大。因为1/3很多是修设备，这个设备不等于医疗服务能力，你投资一个房子不等于看病的力量增加，你要形成看病的力量，招募有经验的人员，训练提高服务都要有一个过程。

所以为什么今天发言讲这个意思呢？就是不要认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决定，中央已经史无前例的在医疗方面增加了开支，剩下这几年在医疗供求，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这个挑战的出入在我看来，就是相对于其他领域，这个政策都要落实，扩大医疗服务的开放非常重要。这里头有一个概念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医疗的问题是一个保障问题，其实这个保障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财务保障，我生了病，收入低，没有钱看病，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第二个层面是医疗的服务保障，就是你有了钱，有没有合格的医生，合格的护理来给你解决治病的问题？很遗憾，我们到目前为止在公众的认识，包括专业的讨论当中，这两个层次分得不清楚，我认为这来自于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长期没有对医疗服务的价格进行管制，医生的收入非常高，所以医疗服务的供给是充分的。

唯一的问题是由于医疗收入非常高，很多中低收入的人群看不起病，所以他有一个财务保障第一位是医改的问题，中国不但有财务保障问题，但是也有服务保障问题，我们的收入高速增长，人民群众对医疗需求迅猛增长的国家，城市化在推进，这些都指向提高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我们有很多医疗服务的学生，但是不愿意去医疗机构，因为合法的收入偏低。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未来的三年当中，平衡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所以我的看法，医疗服务领域下面三年要非常强调扩大开放。

那么哪些内容是扩大开放呢？一个就是《决定》里写的，要加快改革。因为最重要的一个开放就是让已有的医生和医护人员能够充分的发挥服务的潜力，这方面有巨大的余地。

第一，我们的结构布置不合理，因为人口在流动，人口走了，医疗配置人员是按照原来不流动的格局配置的，所以医院服务的网点要重组，也要流动。《决定》里写了要让那些有品牌的大医院通过连锁，我认为这个政策要很好的贯彻。同时特别鼓励社会各种资本，包括境外的资本进入中国的医疗服务行业，扩大开放。我们在其他领域的开放证明，他可以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情况下，大大增加我们利用世界资本技术管理。

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中央制定了吸收全球各种人才的计划，我认为应该高度的注意吸收卫生服务人才，吸收有品牌的机构到中国来。我们在医改讨论当中就注意大这个现象，中国在很多领域开放很到位，王永庆如果到大陆来，在任何大地方办一个工厂，从中央到地方都欢迎。要办一个医院，从99年到现在都没有批下来，这种问题的不平衡，确实有问题存在。因为医院高度依赖于品牌，如果我们内生的有品牌的医院资源不会一下子那么多，可以通过开放去解决，我的看法是各个地方的竞争要像招商引资一样的招医引医，否则难以适应服务增加对医疗服务的要求。

当然我不反对刚才讲的，健康生产力更多的要以预防为主，特别刚才赵书记讲的，不知道大家听了没有，他讲的过程当中说了一句，希望北大医学院到那里开一个分院。因为有很多疾病的形成不是一天可以消失的，环境改善了，这个疾病不是一天会相应的消失，更重要的是收入提高以后，大家对疾病的敏感程度会提高。过去认为不是病的现在会变成病，过去认为不需要花很多力量治现在需要治。我的看法是随着收入的增长，这个需求还会很高的增长，所以扩大开放非常重要。

扩大开放之后还有一个对内开放的问题，我们现在搞了基层的卫生组织是对的，但是从78年以来，我们当年的赤脚医生形成的乡村医生，他们多年在地方、村庄里面经营、开业，获得了老百姓的承认，他们的服务能不能纳入医保的领域里面来？我看有一些地方的政策是不同的。一些地方是开放的，他们的服务只要老百姓愿意选也可以拿到医保农和里面报帐，但是一些地方试图重新垄断起来，只有政府办的机构才能力纳入医保。这种要调整。所以高端、低端、中端都要开放。

价格的政策非常重要，基本医疗服务的价格，中央的《决定》里讲了，要在财政斥资保证的前提之下，按照成本的原则定价，但是在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部分，应该也必须让市场的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年我们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货币量，这个货币量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当中会起到他的作用，就是说多少年以后，就不能用1块钱买到2009年1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

那么哪些领域会更加买不到？一定是那个领域供给不足的部分，当物价指数总水平往上走的时候，哪些领域物价指数会走得更快呢？一定是供给不充分的。所以我们不要让医疗服务变成未来几年当中供给不充分，相对价格涨的更快的部分，就应该注意扩大对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的动员，要让更优秀的人学医，要让有俱备资质的机构开办各种各样的医疗服务的机构。包括对境外，要鼓励身体还可以，经验非常丰富的退休医务人员开诊所，执行这次中央《文件》里讲的可以多点行医。因为医护劳动是高度依赖于医生、护士这种个人的人力资本，包括他的服务精神。

因此在这个改革当中，这次改革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么样变成以医养医？这个改革当中千万要谨慎，不要在以医养医没有解决之前，就轻易的动以药养医。因为以药养医毕竟还在养医，如果以药不能养医，以业不能养医，那最后谁来养医呢？医生没人养，他已经变医生就算了，新的优秀的人会进入这个行业吗？这样的话会陷入长期供给不足。

所以相对价格的灵活，我不认为我们的价格制定机关可以对医疗服务这么多样的项目，可以按成本定价的原则制定反映供求的价格，这是非常困难的。过去的经验是一轮价格调整十年，而十年当中街上的价格全变化，相对的价格根本追不上市场变化的速度，这些领域的改革，我认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最后一点就是公立医院的改革，很多大院长有一点意见，说这么大个《决定》，对公立医院就是往后放，没有指出公立医院到底怎么改。我在座谈当中有一些院长有这个意见，我问他们的问题，我说这个《决定》里面有没有说你不准改？他们说也没有说哪些地方不准改，我说这就是好文件。他没有说你不准改你就可以改啊，中国的实践从来不是说先写清楚才把他做清楚，中国的实践从来是做清楚再把他写清楚。我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估计到形势的重大变化，就是不因为我们出台医改方案，医疗服务业的供求在未来好像会缓解，我的看法，由于我们出台的补贴的侧重，加深过去累积的问题，加上这三年继续在累积的问题，我认为扩大医疗服务的开放，可能是今后在贯彻执行中央和国务院这次医改文件当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周教授的精彩演讲，我想这里面两个信息非常重要，第一个是解决中国的医疗服务问题，还是要充分的利用价格进去，如果我们不充分的利用价格机制，我们现在制造的好多东西可能不是在缓解问题，可能现在变得更严重了。第二个，任何价格的扭曲都会导致道德的堕落。这个我们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如果走后门的话，腐败就会出现。如果我们不能按照他本身的价值报他的报酬，那他就会引起一定的道德上面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刚才柯杨校长也谈到了，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下，就是说任何在价格竞争的扭曲，一定会带来道德的扭曲。我们想要解决包括医患人员的矛盾等等，必须要认识到根本的原因。下面我们再请我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基金管理研究院的执行院长刘国恩教授。刘教授长期以来从事着药品、卫生、经济学的研究，在国内外杂志上发有大量的文章。在过去几年，他领导光华管理学院这方面的研究队伍，为我们的政策也出了很多的意见，下面有请刘国恩。

刘国恩：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在这里讨论大家非常关注的医疗体制改革的相关议题。我今天早晨不敢像其仁教授那样敞开的阐述，因为我是严格按照规定的题目做的认真的准备，所以我就不再谈医疗体制改革的问题。今天下午的部分还要集中讨论政策层面的体制问题。

我这里就今天上午的主题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就是王彦峰理事长刚才讲到的，“健康是生产力”的重要理念，他根据他的理解做了非常充分的阐述。我从另外一个侧面来阐述一下，为什么作为国家宏观战略发展的一个选择，健康生产力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基石，认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关于这个题目的重要性，我想他和我们国家在4月6号推出的国家医改方案是息息相关的，医改方案里面我们讲的很清楚，一个最主要的是国家医改方案界定了这次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非常伟大的目标，那就是“建立覆盖每一个人的基本医疗服务”的保障体制，这一点大家不要把它小看了。我在三天前，在我们光华管理学院和“休克疗法”之父，当时我给他报了我们改革的方案，他当时觉得是非常宏伟的，非常了不起的方案，因为不是很多国家在中国现在这样的发展阶段敢做这样的承诺的，虽然后面的工作非常的艰苦，但是这个承诺本身已经是值得我们认真的考虑和研究的。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国家在确定目标的同时，具体做出了一个行动的计划，就是在未来的三年，新增8500亿投资到卫生领域，教授已经说了，2/3汇集到每一个人，来配置新增资源。

我想我们讨论健康是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就体现在这里，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国家为什么要拨这么大的财政资金到医疗卫生领域，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认识到在未来，我们国家后面确保还可以对卫生进行投资。这个更多的是可以从健康是生产力作为发展基石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发展路径，增强个人、企业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我就从这个方面，大概花十几分钟给大家做一个重要的阐述，我觉得我们要是对这些东西不理解，那么这三年完了以后，以后会不会还有持续的财政对健康的投入呢？我们要是理论基础不清楚，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短期的行为，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那么就健康作为生产力的概念来说，其实在人类文明里面，王老已经提到了，不管是中国的文明也好，还是世界的文明也好，基本上都能够找到健康同财富、繁荣、富足等等紧密相连的这种信息的传递，还包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等等。从历史观察来看，我们每一个宏观统计的数据都可以明确的表现出健康和各个国家所有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不能够说明是一个因果关系，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似乎这两者之间有高度的相关性，至于谁影响谁，值得我们学者深入的研究，告诉我们的有关决策部门，我们如何来更好的配置资源，带动两个方面的发展。

从理论和机制上来看，其实早在1972年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布鲁斯曼就讲的很清楚，健康具有两重属性，一个是健康的消费属性，一个是健康的投资属性，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在2000年的时候，哈佛大学的大卫就阐述了四个具体的机制，解释为什么健康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教育的投资，包括效率和各种激励的提高，还有人群的健康会带动外资对那个地方的经济的发展和投入，再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也就是说当人群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人们用替代影响的方法，通过“少生子”来维持自己家的小孩个数来维持人口数量的减少，这样的话每一个小孩得到的资源，父母的爱护和教育的投资都会相应的增加。四大机制告诉我们健康是扩大生产力的。

从实质来讲，我们可以找到相当系统一致的证据，显示健康是实实在在的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瑞德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在美国，从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人的不同健康状况下面，他的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是相当不一样的，并且成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阶梯性的关系。健康的状况越好，收入的情况越高。随后他进行了非常严密的计量经济学的考证，你们会发现，当一个家庭和个人有一个重大疾病的时候，那是绿色的线，蓝色是轻微疾病的时候，产生的医疗服务的开支是上面的图，大概是平均起来28000左右，有一个重大的疾病在美国，人均会多消耗27000美金左右，但是他的财富也同时下降接近18000美金，这是通过严密的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算出来的一个结果，这是美国的一个证据。

还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我们也发现在很多国家层面上，如果我们初始的经济水平相同，比如从1965年开始，在经过长达30几年以后，发现那些在1965年初始收入水平相同的时候，只是因为婴儿死亡率比较高这么一个主要的因素，后续30年的经济发展基本上都是偏低的国家，所以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告诉我们一个因果关系，就是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的整体发展。

那么从另外一个数据来看，这是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得主Robert Fogel，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他用了上百年，将近200年的欧洲的数据，来证明欧洲人的身体健康对工业的发展阶段的影响，他的研究数据结果显示，在英国，在过去近200年的发展阶段里面，有接近于30%的家庭的收入增长是因为健康状况的提高而带来的，换算成家庭收入的增长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人均平均每一年收入上涨在1.15%左右，这是很高的数字，我们中国的数据也提供了类似的信息，中国的政府和美国的北卡大学联合的数据，这是美国NIA给中国提供的最大的数据之一了，而首席研究人就是我们北卡大学的经济系的系子，他这个数据对我们的贡献非常大，我希望大家能够用掌声对他表示感谢！

这个数据事实上到现在，我所知道的是像全世界的学者，包括中国的学者在内，为研究中国的健康提供的数据可能是最全面的。我们也根据这个数据做了一个实证研究，我自己带领的研究团队做的。我们也发现，即使在中国的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的时候，我们把城市和农村分开，我们再进行健康状况的分级，我们在绿色的线发现，在控制了家庭、个人和地区的不同因素之后，剩下的一个净的健康影响都解释了在那个时候，农民收入增长的非常大的一个部分，绿色的线告诉我们，随着个人的健康状况不断的增加的时候，人均每一年，到健康状况最好的地方，他比健康状况差的人平均要高200块人民币左右，这是90年代的时候，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据。下面的线针对的是城市人口，影响不大，因为我们的城市人口很大程度上是保障体制，缓解了对他带来的冲击。

最后，我还要谈两点，就是大家对这次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我们从健康投资和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的角度来看，有没有可以发挥的空间？这个地方我想大家的认识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是我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的。这次国家做出了要加大对卫生的投入，建立覆盖人人的医疗保障制度的选择。人人的保障建立，我个人以为在很大程度上如果建立的好的话，会减少老百姓至少是看病、治病的后顾之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老百姓的，我们认为有必要拿出来的图形进行内需提高的部分，可能会产生实际的效果。

这个方面我给大家提供一些实际的数据，基本上从美国、台湾、越南的数据来看，在90年这些数据显示，当那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应的医疗保障制度之后，不管是美国人的储蓄也好，台湾人的储蓄也好，还是越南人的非医疗消费也好，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那么这个地方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因为纯医疗保险的储蓄增加了5.2%，减少了17.7%，台湾的数据也是反映了相应的储蓄的减少和增加。我们最关心的是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实证？我们中华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的几位管理者正在进行研究，似乎在相互的比赛，看看谁能把证据先拿出来。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用2004年到2006年的数据，两位学者发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居民，用于食物消费的部分增加的幅度，比没有参加新农合的人增加了6%到7%，这不是简单的统计关系，这是用经济计量模型做出来的结果。

我们用城镇居民的消费数据，我们用他们07年到08年最新的数据，我们也看到类似的结果，在所有家中有参加医疗保险成员的家庭当中，如果至少有一个人参保的家庭，和没有参保的家庭相比，在我们的模型当中也显示出，他平均的内需消费增加了大概4.5%，如果是我们因为医疗保障的增加，如果增加的比例没有超过收入的4.5%，即使不考虑到所谓的成熟效益，就是第一轮的影响，内需都会通过医疗保障制度建立而得到促进。

事实上我们只谈的是第一轮的影响，还有所谓的成熟效应，如果算成熟效应以后，内需的促进力度要比我们这边看到的要大，当然，我们的数据线没有办法看到最后的综合效应。但是我给大家提供两个图，我想谈一谈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对内需的影响。

最后做一个综述，这个综述不是我做的，是英国的几位学者做的，他们对5个国家的健康投资的经济回报做了一个总结，我只告诉大家结果。对于美国，医疗服务的投资的经济的平均回报是148%，也就是说1.48倍，对于投资平均的经济回报是2.74倍，法国是47%，意大利是2.29倍，西班牙是2.52倍，所以根据我以上提供的这些理论框架和实证基础，我们可以做出最后的判断，就是关于健康是生产力，对中国发展的启示，第一点，在各种层面上，不用赘述了，锦涛书记在十七大报告里面讲的很清楚“健康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这是健康是发展的根本，“以人为本”的实证来看的。我今天阐述的更多的是关于健康是生产力，作为发展模式对我们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证实了，促进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或源泉是对人的健康的投资和健康生产力的提高。

最后我谈到了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应对措施，似乎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对应对当前金融危机还是应该有相当大的作用的，所以我倒更希望看到我们的4万亿里面，不要过多的投资到大建筑项目，可能很遗憾，大家现在算一算，400亿的投资项目里面，从我报纸上看到的，至少在80%以上是大型的基建项目，这个还是得引起我们更多的深思。

从中国的长期发展来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更仔细一些，更审慎一点，而不是一窝蜂的都上。就这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刘国恩教授，非常精彩。今天上午的四位主题演讲人还有前边的几位演讲嘉宾讲的都非常的精彩，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健康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最后我强调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在评价一个政策的时候，从经济学的标准来看，不是说这个政治的目的是好还是不好，而是说你采取的一些措施最后于你的目标有多大程度是吻合的，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你目标再好，但是如果你的措施导致的结果恰恰和你的目标背道而驰，这个就是不好的。非常遗憾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关医疗卫生的体制改革的讨论当中，我想太多的感情用事，太多的政策目标当作评价政策的标准，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包括我们现在新的医改的措施，我们有一些后果，当然我们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看得到。

第二点我要强调刚才讲的一点，我确实感到非常的困惑，就是人类究竟什么是我们的目的，什么是我们的手段，我们真的闹不清楚，包括刘国恩教授刚才讲的很好，但是我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这样活的健康一点是为了内需，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们现在似乎有太多的东西都是手段大过目的了，我们刚才也说了消费，你刚才打出来了“三架马车”，为什么消费？因为为了GDP，不消费的话GDP没法增加，达不到目标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大家讨论。

好在后面我们还有多半天的时间，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听到一些我们的学者，特别是我们从海外特别邀请来的远道而来的专家，给大家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

（茶歇）

（圆桌对话，主持人白重恩）

主持人：我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白重恩，我们下面的这组圆桌讨论有几位非常杰出的专家，在我们听了前面几位的发言以后，我觉得我们还有几位非常杰出的专家来给我们讨论今天上午的主题。

因为前面拖了一点时间，所以刚才今天会议的组织者告诉我说我们今天的圆桌讨论也向下面顺延，我们到一点钟结束。

我们今天几位专家分别是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的处长Hana Brixi，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晓瑛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教授，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刘军民教授，社会政策与经济分析处处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Hana Brixi，GE大中华区医疗总监吴瑾女士。

大家都看到我们几位都是非常专业的专家来讨论我们今天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紧，我们先请各位专家以比较短的时间，比如说5分钟的时间先简短的讲一下，这样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留在后面，跟观众来互动，或者是我们这个专家组的成员之间进行互动。陈司长，请您先做一个简短的发言。

陈文玲：今天上午这个会我认为非常有价值，健康生产力有两方面，一种是显在的生产力，一种是潜在的生产力。那么显在的生产力就是说你现在具有的健康水平，潜在的生产力就是你通过努力，通过改造我们的医疗卫生体制，疾病预防体系而获得的健康水平。

我们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已经出台，近三年要做五件大事，我觉得如果说要使我们8500亿投资有效、可持续的话，我们就必须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的可持续才可以保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成果和他的路径是一致的。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来看待健康生产力的问题。

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五件大事之外有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我们曾经做过的一项研究，就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体制基础，或者说我们的健康生产力的基础，是要建立健全国民健康和疾病预防体系，保证全体国民获得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使全体国民获得好的健康保障、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和健康教育。健康才能使我们整个的医药卫生体制保持它的持续。

因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影响人类健康的众多因素进行的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只占15%，其他后天因素占50%以上。我们国家1957年居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占死亡率23%，到2001年已经上升到75%，这些年已经上升到接近80%。因此我们的医疗费用的支出，我认为目前还集中在治疗阶段。治疗疾病中大部分的费用集中在抢救阶段，因此也就是说我们的医疗费用绝大部分用于治疗疾病和抢救疾病。

我认为我们将来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应该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疾病的预防和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比如我们曾经提出来，能不能考虑把保障人的健康的一些项目支出列入医疗保障的项目呢？比如说你的健身，比如说中医按摩、足疗等等这些保障健康的支出，将来能不能作为医药卫生保障的一些重要的考虑呢？

因此我觉得，作为健康生产力是要有制度做保障的。那么在整个医药卫生体制的制度设计中，绝不能忽视预防，绝不能忽视我们的日常的健康投入，我就谈这一个观点，谢谢。

主持人：下面请Hana Brixi女士。

Hana Brixi：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参加这样的一个论坛，我首先感谢前面几个重要的发言人做出了非常好的，有独到性的见解性的发言。当然了，我们谈论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健康水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说经济的发展和健康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而且健康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会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推动社会的发展。所以我第一个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如何来确保我们发展的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上，我们如何来推动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我想谈的是中国目前的形势，在经过了30年和40年的转型和改革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已经能够真正的扭转了非常健康状况低下、经济水平的落后，经济水平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所以在这里面我想重点强调的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明确在人人享有医疗保健，人人享有健康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目标之上，我们说中国的各个方面如何来确保经济资源的增长，如何真正的刺激内需，保证卫生资源的极大的投入，是需要我们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过去的30年来，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了长足的增长，外汇储备达到了1.9万亿元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正确的认识到投入，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认识到这样一个成本效应的产出，来提供一个非常有效的、具有高度成本效益的初级卫生保健和人人享有健康的策略，尤其是提高通过加强妇婴和孕产和妇女的健康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千年发展目标，降低产妇死亡率在千分之五以下的重点。另一点我要提示大家，我们如何保证发展很高效的，保证他发展的高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来解决这样的一个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第四点我们要强调一点如何提高保障妇幼的卫生服务的水平，使得人人都能够享有高的服务保障。所以我们也想提示大家，我们来真正的确定这样的问题的实质所在。

最后一点也要提示大家，我们如何来进行卫生保健的投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提到第三点，就是把资源列为一个重要的项目来做，因为公共的医疗机构首先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另外还有就是一些私营的医疗机构和相应的一些资源，他们也可以在以公益机构为主的系统当中发挥他的作用。

需要分析一种超越政府的额外的能力建设是什么样的，他需要根据政府的决策优先顺序来安排。政府确实是要强化在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方面的投资，因为实际上这里面有许多事情要做，有很多要支持的地方。所以显然这一定会有很多地方也超越了政府的财政的能力，所以你要有一个优先的目标来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来做，把政府来作为一种主导力量，作为公共资源、卫生资源的动员等等这些。要有一个比较集约化的投资机制和管理机制。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考虑一下建立模范模型的机制，通过这样的模型的建立，可以帮助中央政府的决策，而且他能够教育其他的省级机构的政府级不本怎么样来运作。另外，比如说用什么样的补偿机制帮助政府实施这样的策略。

所以总结来讲，健康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而且是一种手段，政府可能要投入到GDP的2%的比例来做这样的工作。因为这是需要政府来起主导作用的。

第三点，要更加广泛的考虑到公共管理机构、政府机构来参与，像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省级的政府来共同做好这件事情。所以这不仅仅是卫生部门还有其他的部门的参与，谢谢。

上午发言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