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和官员应形成良性互动

赵人伟,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

生于1933年,浙江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1988年-1991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赵人伟

1900年-1920年这代比较老了,是我们的老师辈,那一代主要是留学回来的。如陈岱孙,我们的系主任,哈佛大学回来的。这些人基本都是美国英国培养的。

我们这一代(1920年-1940年)就比较晚了,如刘国光,是我们的兄长辈,还有厉以宁等。这一代分两段,改革开放前,主要是宣扬苏联那一套经济思路。改革开放后,像吴敬琏和我,就吸取了东欧改革派的一些思路。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学习东欧的经验,厉以宁主要是介绍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在80年代比较活跃。50年代是学习,80年代是探索改革,怎么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1989年之后形势有了一些变化,但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们继续探索,又探索了20多年。

下面就是新一代的上来了,这一代的人很多都是海归派,像林毅夫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受的教育比较好,受过系统的教育,今后将对中国的改革发展起很大作用。这些人有的人在国外学习的时间长,有的国内学习时间长,他们的知识结构比我们要全面。我们大学时学的苏联,后来又自学了西方的,数学英语都是半途出家,转型比较困难,有的人干脆就不转了,电脑都不会用。刘国光比较特殊,本来在西南联大学的是西方那套,后来又到苏联学苏联那套,然后再转回来。

期望新一代的经济学家不但在理论上方法上推动经济学科的发展,而且能够对现在政策决策起到更大的作用。学者和官员应该形成良性互动。像我们这一代年轻时自己研究自己的,对决策者影响很小,决策者也不愿意听我们的,是分离的。理论应该转换为决策,作用才能比较大。

中国经济形态不明朗

朱嘉明,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

1950年出生,北京人,曾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

2000年之后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

朱嘉明

二十世纪,是中国追求经济现代化和建立现代国家的世纪,期间,先后产生了四代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人。我的划分不是依据他们的出生年龄,而是依据中国过去一 百年的几个关键时间。当然,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性。此外,我主张将整个中国,大陆和台湾,作为分析中国经济学人历史贡献的大背景。

第一代人主要活跃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自由主义流派占主流,但计划经济也是可以谈论的。其中的一些人参与了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例如,1933年至1935年的两次货币改革。这代人的经济理论基础比较宽厚,有古典学派;奥地利学派;马克思学派。其中,不少人的名字已经被历史湮没。第二代人主要活跃于抗日战争之后至1960年代。在这个时期,大陆是共产党执政,实现计划经济制度,而国民党在台湾执政,继续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所以,这代经济学家分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成为大陆的主流,自由经济学家是台湾的主流。前者参与了计划经济的建立,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方面,发生了在商品价值规律、价格基础和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的精彩辩论。而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人,是非主流,作点翻译和教点书,人才浪费。到了台湾的经济学人,经历和参与了台湾经济起飞的过程。第三代人主要活跃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大陆经济学家反思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思考变革开始于文化革命中期,为后来推动经济改革作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而且在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作用。在大陆的这代经济学人中,包括了经历过文化革命和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此时的台湾经济学家的主流,已经转入对后工业化社会的 研究。应该说,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学人,不论是大陆的,还是台湾和香港的,还是来自海外,呈现出趋同特征。第四代人主要活跃在1990年代之后。有少数经济学人,可能是跨越我上面所划分的时代的。

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要注意他们的理论和思想来源,更要注意经济历史和经济制度的演进和变迁。例如,研究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思想理论,不得不涉及改革历史。 中国改革的本来对象是计划经济,但是,中国认真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其实很短,扣除大跃进和文革,就没有多少年了。如今,改革就要进入第35年,改革过程比改革对象的时间长,这是不正常的。中国现在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还存在垄断和寡头现象,到底是怎样的经济形态,经济学人还没有给出科学的描述和解释。还有,很多问题到了中国,都要作具体分析,比如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总之,通过经济学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的当代经济史,很可能有很多新的发现。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

经济学家要追求真理 不要逐利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生于1948年,广东人,1994年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余永定

我对老一辈经济学家非常尊敬,他们为中华民族复兴奋斗终身,他们非常独立,很有见解。虽然和我们这个时代相比,他们信息相对少些,国际化程度低些。实际上我们和他们相比,有更好的条件。所以需要经济学家,一方面要努力学习提高理论修养,经济学尤其是这样,经济学有大的概念体系,缺一个环节就可能造成理论的错误,另一方面要注重实际,必须要密切紧跟中国经济发展,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只有理论和实际结合,才能产生真知灼见。

经济学家应该向浦山老师学习,不要追求名利和低位,那些都是身外之物。在中国经济学界浦山的名字并非耳熟能详,但他是中国少有的世界级经济学家。浦老师对名誉从来不放在心上,他不受名誉的影响。

经济学家要追求真理,当形成了某种主张,就把这种主张大胆的说出去,哪怕有错也没关系。学术界有非常公开的负责任的辩论,为经济发展道路提供很好的参考,为决策者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路线提供帮助。

前两代发展经济学令发展中国家失望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1952年出生于台湾,1979年来到大陆

2008年-2012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浦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学家,虽然浦山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但浦山先生一生追求用知识贡献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回忆起浦山先生,我很激动有两点和浦山先生相同。

我跟浦山先生有相同的背景,相同的研究领域和相同的追求。从背景来讲,浦山先生是我的老前辈,他194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就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贡献他的所学来参加祖国的建设,这是我个人走过的经历,我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原本也是想拿到博士学位后马上回来,但因为我的妻子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博士学位,晚我一年拿到博士学位,等到她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爱人跟我也像浦山教授、浦山夫人一样回到了国内工作,这是晚辈向前辈的学习。

我感到特别激动的第二点是我跟浦先生的研究领域相同,浦山教授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技术的创新和就业,是发展经济学里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他回到国内工作以后,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他做太多学术研究,但在80年代回到研究岗位社会科学院以后,他研究的是转型的问题,他1989年就在国际上发表论文,也是国内最早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

在80、90年代世界学界有一个非常盛行的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经济是双轨制经济,但浦山先生在那篇论文中非常清晰、逻辑严谨地阐述,像中国这样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最适合的是双轨制。在当时,我想大部分人不理解,但是现在,证明走双轨制转型的国家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经济都在稳定发展。那些走被认为是最好的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普遍都停滞了。

浦山先生研究的发展跟转型也是我研究的领域,我们知道浦山先生一生的追求是希望用知识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学生,我们当然也是希望用所学到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于中华民族的繁荣与昌盛。但非常遗憾的是,现有理论非常不完善,以发展经济学来讲,它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从现代经济学独立出来变为一个分支的,第一波发展经济学理论叫“结构主义”。即发展中国家迅速去发展现代发达国家先进的产业,但事实是发展中国家那些产业发展不起来,因此就以国家配置资源的方式替代市场,直接去发展发达国家的现代产业,这和我们国内50年代所提出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是一样的。从它的原理来讲是相同的,用意是好的,但结果是坏的。政府用一代人的努力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越来越大。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界的认识做了180度的转变。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的干预太多,由于政府干预,创造了很多垄断,产生各种由于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寻租和贪污腐败现象。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像发达国家那样有比较高的收入水平、生产力水平,就应该像发达国家那样采取同样的体制,就形成了《华盛顿共识》那一整套的政策建议,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提出这些理论政策的人用意是好的,但问题是推行的结果又跟上次一样没有达到大家的愿望。发展中国家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下推行发展政策,他们的经济增长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平均起来低于在结构主义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水平,不仅这样,他们经济发生波动的频率还比六七十年代高。我们并不是为了理论描述的世界而生活,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我们要的是结果,但是,这个理论再次让我们失望了。

经济学家用理论和实践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刘姝威,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和厉以宁教授

2002年经济年度人物

刘姝威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用理论和实践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见证了这一点。

经济学家任重道远

老一辈经济学家多数亲身参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后两代经济学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中逐渐成为中坚力量

对于未来改革的深化,经济学家任重道远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用理论和实践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见证了这一点。自1900年以来亦或是更早出生的经济学家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林毅夫所说老一辈经济学家“一生的追求是希望用知识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向经济学家致敬,网易财经对自1900年以来出生的经济学家进行系统综合整理,制作成《新中国经济学人简史》。

《新中国经济学人简史》把自1900年以来的经济划分为四代,并从中选取了近千名经济学人。其中第一代98位,第二代214位,第三代408位,第四代263位。第一代经济学家是1900年—1920年出生的,如薛暮桥、孙冶方、顾准、张培刚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第二代经济学家是1920年—1940年出生的,如董辅礽、吴敬琏、厉以宁、张五常等。第三代经济学家是1940年—1960年出生的,如杨小凯、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等。第四代经济学家史1960年—1980年出生的,如李稻葵、魏尚进、姚洋、陈志武等。

《新中国经济学人简史》是国内媒体首次对经济学人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有如下特点。一是对经济学人进行划分,首次提出四代经济学人的概念。按照出生年月把自1900年以来出生的经济学人分为四代,每20年为一代,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孙冶方、董辅礽属于前两代,中青年经济学家如林毅夫、钱颖一、李稻葵、姚洋等属于后两代,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完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是经济学人的时间跨度大,囊括从20世纪初出生到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经济学人,其中也有例外,如马寅初1882年出生,虽然经历过晚清、民国时期,但他的人口论对新中国影响深远,所以也纳入了《新中国经济学人简史》。三是经济学人简史对象全面,既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人;有早期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也有接受系统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者;无论是在高校、科研机构研究经济的理论派,还是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实践派。四是经济学人资料来源丰富。部分老一辈的经济学家资料保存下来的很少,网易财经通过各种途径尽可能的搜集第一代和第二代经济学人的资料,其中既有来自经济学家传记,也有来自学生对老师缅怀的文章,亦有来自期刊杂志中关于经济学家的介绍。

老一辈经济学家如顾准、薛暮桥、孙冶方、董辅礽和吴敬琏等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们怀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理想,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在意识到这个制度的弊端后,他们以极大的勇气批判亲手建成的制度。顾准在1957年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薛暮桥从1930年代研究经济学,中间经历了相信计划经济,后来又力主改革、走市场经济之路的漫长过程。他坚定地倡导和积极推动市场取向改革、提倡和坚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1980年9月,薛暮桥在《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中提出:“我目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孙冶方是中国经济学界对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系统质疑的中国经济界第一人,也是对经济体制实行根本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孙冶方在逝世前论述了实行商品经济的必然性,针对中国大陆当时的经济体制状况提出财税、金融、价格、外贸和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方案,并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初期,董辅礽就勇敢地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他还首次提出并坚持所有制改革。当时,他因为这个理论提得太早而受到了批判,但中国改革的实践却验证了他理论的深邃和独到的洞察力。吴敬琏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后期则倡导深化改革,国家应该进行顶层设计。

回顾老一辈经济学家,他们多数亲身参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而第三代和第四代经济学家则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中逐渐成为中坚力量。如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建立,但仍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未来改革仍将进一步深化。诚如著名经济学家朱嘉明所言,“中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已经34年了,计划经济从1953年开始实施,到1978年开始改革,在中国存在的时间也就25年。改革过程比改革对象的时间长,这是不正常的,改革的正常进程是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回归主体,今后要做的一是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二是实施政治改革。”

《新中国经济学人简史》是一项繁杂的工作,在制作过程中很多人给予支持和帮助。感谢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为本书题词,感谢赵人伟、朱嘉明和刘姝威为本书作序,感谢林毅夫和余永定回忆前辈为本书提供素材,感谢柳红在《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和梦想》一书中对经济学家划分的方法给本书启示。

如果对经济学人名单有疑问,请发送邮件到money#service.netease.com发送时把#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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