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6月14日讯 网易财经第五期《财经读书会》暨江春泽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首发式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隆重召开。

本次读书会以“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主题展开研讨，我们邀请了作者江春泽女士，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高尚全、钱颖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等，还有《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宾鸿、《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以及各大媒体齐聚读书会，就热点经济问题展开对话。

钱颖一在发言中称，“计划（经济）按比例听上去非常的有道理，”但是“想证明市场比计划，作为计划配置中更有效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他认为，“在很多程度上是反我们直觉的，跟我们直觉是不一致的所以我首先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过很多的发展，哈耶克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就是一般的我们通常的普通的人特别是专门的专家没有想不到，就是分散信息和知识的有效利用。”

整个20世纪人类的探索，希望能有更好的资源配置机制，更好的分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9世纪的时候的那种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问题，是很不满意，希望能够用更好的办法来改进。

以下为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发言全文：

钱颖一：首先表示祝贺，我跟江春泽老师的接触大部分是通过经济社会比较杂志和后面的比较杂志，已经将近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也是仔细读了这个书，因为我们这是学术研讨。所以我想就一个问题来做一些解读，以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本书有26章，我就想谈谈第一章。因为我想很多人对第一章读得比较快，但是我觉得这一章非常重要。而可能目前熟悉的人很少。

这个第一章它是讲，西方经济学的争论，一直追诉到1902年。这个历史是非常重要的，1902年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没有计划经济国家，也没有社会主义国家，而提出的这些学者，经济学家都是西方人。学术争论实际上反应了当时整个学术界或者是知识界对这么大的问题的关心。这跟我们后来的那时候还没有苏联呢，还没有计划经济呢，这个的争论后来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之大的。这本书中间介绍了一部分，我想其实一直沿袭到现在学术界争论。

在江老师这本书里说了，计划和计划经济这是两个概念。我想说的是一个是作为学术上的市场和计划作为市场配置的机制，还有一个现实中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个概念，我觉得这也很重要。一百年前的这个争论，帕来图是意大利人，他的学生博洛尼，后来泰勒是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

他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他做年度演讲讲到计划的机制，也是一个非常高追究的。后来的兰格，他后来是到了苏联做了副总理，他原来是波兰的。这些都是很主流经济学界的一些经济学家，这是一点。

认为计划是可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边像佛密斯，还有罗宾斯，特别重要的是哈耶克。这样一个纯粹的学术上的探讨，是很有价值的，也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探讨经济体制比较经济体制的最开始的根源，来源于这个地方。而他们探讨的问题不是小事是个重大的事。可以说20世纪经济学中有很多的争论等等。这是其中的不说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重要之一的一个争论，就是资源配置的根本机制，计划和市场。这个过程我不说了，书了有很多的描述。

这个争论到了40年代实际上是哈耶克一篇有名的经济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用途。

这篇文章是极其经典的，应该说那个争论在这个程度上有了一个节吨性的结论，你要想回答为什么市场比计划更有效率，是件不容易的事。直观上讲，市场是每一个人个人，每一个企业自己做决策，看上去很混乱，而且自己做决策的时候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怎么会更有效率了。

计划按比例听上去非常的有道理，所以想证明市场比计划，作为计划配置中更有效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且在很多程度上是反我们直觉的，跟我们直觉是不一致的所以我首先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过很多的发展，哈耶克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就是一般的我们通常的普通的人特别是专门的专家没有想不到，就是分散信息和知识的有效利用。

因为我们越是有知识的人，我们想到的知识全是专业知识。你要想到专业知识，你永远证明不了市场更有效，你只能证明计划经济更有效，但是他就想到了这个经济中每一个人个人、企业、家庭拥有很多分散的本地信息。

而这个信息是随时随刻在变化，因地因时，而不是专家信息。哪怕是一个我们街头的卖菜的人，卖伞的人他都知道因为气侯的变化，冰淇淋会卖得怎么样，需求怎么样。因为下雨所以雨伞的需求会怎么样，这是最简单的普通手法。那么他认为一个经济中，最有效的利用这样的信息，什么样的体制资源配置最好，他从此来证明市场经济。当然仅好本地信息不够，那一定是混乱的，还必须有一个公共信息，那就是价格。

所以这样的一个思路听上去以后，确实是比较令人信服。但是一般的越有知识的人越想不到这个。因为我们太重视专业知识，认为教育程度越高知识越高那当然了计划经济它就有优势，所以这是到40年代。

但是这个思想作为经济理论来讲在后面有很大的突破，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它这个是用大白话说的，你听上去有道理。

怎么能用严密的理论证明出来，很多经济学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早思考这个问题的是贺尔威资。社科院技术经济所让我来给他做翻译，当时他在北京讲课就是他的几篇论文，非常深的数学，但是在那里边他是明确的比较两种体制。两种资源配置的机制，计划性的，或者说是市场性的，但是他非常重要的突破性贡献，引入了信息，非对称信息。

那么之后又有包括马斯金和马尔斯，他们在此基础上又做了很重要的贡献，所以他们三类人是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们的思想根源前都是出自从1902年到1945年哈耶克的文章，但是他们没有觉得把这个问题论证，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

最后衍生出来的信息经济学，衍生出来的激励相容概念都是从当时的争论出来的。这些概念一旦引出来它所研究的不仅是比较市场与计划，而且是企业内部问题，政府内部问题，市场监管问题，一系列的在非对称信息下的，就都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第一章，很多人可能觉得很遥远，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遥远，它从知识的学术发展脉络来讲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有个背景最大的背景就是整个20世纪人类探索，希望能有更好的资源配置机制，更好的分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9世纪的时候的那种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问题，是很不满意，希望能够用更好的办法来改进。

所以有很多探索，这里面有个探索20世纪发现，是很失败的。有些探索是认为是比较成功或者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它后面既有时代的大背景，又有学术理论争论的非常深入的思考。同时也有后来在现代经济学的框架下，利用数学工具，把它严谨化、严密化，然后又带来我们的新的认识。所以这样的一个学术的演变过程，我想因为即使是现在在国外的教育也不一定都关注这一条。

因为大家比较局限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比较窄的问题，对大的根本性的问题既缺乏了解也对历史上知识比较缺乏。所以我是非常觉得第一张很重要，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好奇和探索的精神，让江老师后来一直从事了后面这么多有效的工作。我觉得对我们后一辈的人非常值得学习，我就讲这些。

谢谢。

吴敬琏在演讲中

网易财经6月14日讯 网易财经第五期《财经读书会》暨江春泽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首发式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隆重召开。

本次读书会以“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主题展开研讨，我们邀请了作者江春泽女士，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高尚全、钱颖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等，还有《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宾鸿、《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以及各大媒体齐聚读书会，就热点经济问题展开对话。

吴敬琏在演讲中称，“在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决定做说明的时候说，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计划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呢，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呢。所以这个问题看起来呢并没有找到最终的答案，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同意的答案。”

他还提到，“列宁说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首先走出去的只是一小部分中小企业，其余都掌握在我们手里。由于无产阶级国家掌握了一切制高点，掌握了土地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就完全可以保证经济活动仅仅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他讲到了股份制，他说这个东西在掌握着所有制高点的情况之下，我们随时要改变就可以改变。”

以下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发言：

吴敬琏：刚才说我比江春泽研究更早，这个可能不大合适。在这个探索的道路上，我们是并肩前进的。我们是老朋友了，进入经济学这个行当是差不多的时候，是1951年开始同学的，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

我想讲两点，第一点就是对江春泽教授祝贺，祝贺她这本书的出版。这本书探索了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配置的最好方式，这个命题。

这种探索是我们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参与的。所以她这个思想历程，读到她这本书的时候我们都感到有同感。甘苦是共存的，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我们经济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是跟这个进程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现在来回顾这个过程，对于我们今后怎么坚定我们的方向，继续推进改革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应该说不但是一个历史的回顾，而且对我们今天和未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这本书已经表达得很具体，很详细了，这种思想矛盾解决的历程和中国的改革一样，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解决一些矛盾又发生一些新的矛盾。

第二点我就想说，这个过程没有结束。就是求证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因为在一本书里它可能把这个问题因为说得清晰就会简化一些细节，但是重要的问题不是简化了细节，而是这个命题本身它在演化过程中会复杂化。

比如说从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来说，这本书是从帕瑞克的假说开始，似乎到了列宁就做了结束。但是实际的发展，就从理论上来说，也比这个过程复杂得多。它主要的问题在于帕锐克这个假说它后来有了演化。帕瑞克这个假说，在新的理论的框架下对他进行了理论研究。

20年代到30年代的大争论里面，社会主义大争论里面，波哈林的这个理论是认为已经求证了，已经得到了证明了。

因为当时新古典是一个主流的经济学派，在新古典的前面下，帕瑞克的假说应该说是能够得到证明的。也就是说帕瑞克的假说是这样的，就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同样的在资源配置上解一个方程，解自然配置方程组。这个方程组的解法有两个解法，一个解法就是通过市场的竞争形成一个向量，各种资源的架构。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解法，就是用计算的方法。

因为在新古典的完成信息的假设上这两个解法完全是同价的。用经济计划的解法，用计算技术来解这个组，得到的解跟市场解是等价的。它是在20、30年代，这个大争论中作为一个理论基础认为波哈林的论证已经证明了帕瑞克这个假说，是对的。但是它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在当时，后来严格的说法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情况之下有这么多的数据，几百万个未知数是没有办法计算的。

所以由这个理论它就演化出一个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跟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一样的，按照南国的传人就是布鲁斯的说法，市场社会主义的要点就是在国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引进市场机制。由计划委员会模拟市场，就是说供不应求就涨价，供过于求就降价，这样它的效率就跟市场经济是一样的。

这就演化出来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变形，就是帕瑞克的理论演化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市场社会主义，而市场社会主义这个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它的影响要比帕瑞克的纯粹的理论要大得多。

于是我们不管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中国在改革的相当长的时期，曾经把市场社会主义…卡瑞蓝在社会主义实际经济那本书里专门写了一章就讲市场怎么统一。从南斯拉夫的的改革，一直到80年代初期的中国改革，在卡瑞蓝看来都是属于市场经济的探索。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曾经非常热衷于东欧的苏联的这些社会主义改革。至于说中国的改革呢，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它的这种思想的影响。受到这种思想影响当然一方面有本地思想，也有东亚模式的示范作用。

所以坚持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市场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可以能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中国最典型的表现就是80年代后期的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股权试点。主要的国有企业都进行了试点，当然这个试点在1965年的苏联的（科西星）改革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显然这种改革它的思想理论的来源就是市场社会主义。

今天的时间不允许我做深入的讨论，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仔细的去读一读卡瑞蓝那本书里关于市场社会主义这一章，他的分析，后来事实也证明他这个分析是非常深刻的，非常有道理的。

即使是国有企业，在这种条件下，就形成了卡瑞蓝所说的国有企业的双重从属。一方面从属于行政，一方面从属于市场，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双轨制，双轨制它带来的结果大家现在都已经看得很清了。

照卡瑞蓝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提供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不管是在布列涅夫的改革或者是东欧改革走得最远的匈牙利都没有成功。

另一方面就是在我们今天这本书里，在开始的部分讲了，从帕瑞克的假说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为结束。看来这个也不能这样说，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列宁作出的回答并不是引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中共中央的决议对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明白的宣布，我们恢复市场经济了。但是它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经济命脉。

我们这本书里引用了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会议拖拉斯基的新经济政策的质疑，这本书45页上，托罗斯基在代表大会上上新经济政策把我们引向何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脱落斯基的回答是市场经济。列宁其实做了回答，列宁这个回答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列宁说不会。

为什么不会，列宁说因为我们掌握着制高点。制高点这个词，他是用德文，中文翻译上叫命脉。这就成为一个市场经济许多人都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把制高点。列宁是这么说的俄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引入市场经济新经济政策是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说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首先走出去的只是一小部分中小企业，其余都掌握在我们手里。由于无产阶级国家掌握了一切制高点，掌握了土地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就完全可以保证经济活动仅仅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他讲到了股份制，他说这个东西在掌握着所有制高点的情况之下，我们随时要改变就可以改变。

所以这种特殊的国家掌握着一切制高点的情况之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就是对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来说是毫无危险的。所以就是列宁这个解答，他其实也做了变形。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国家控制的形式，后来发生的变化，他们争论不休，支持波哈林的人说斯大林背叛了列宁，支持斯大林的人说他执行了列宁的原来的指示。是因为形势使他必须这样做。而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随时就应该转入，实际上列宁去世以前已经说过我们可以转入。

于是在外人看来，莫衷一是，到底是哪一派真正遵循了列宁。客观的说列宁本身的这个设计就不是一个，我们不要说现代市场经济了，它就不是一个市场经济，是国家控制下的，或者后来在21世纪我们出现一个语言，叫做市场是在国家的驾驭之下的，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不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或者是列宁的国家驾驭控制下的市场，这种思想的观念，在我们这里还是相当的深远的，它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所以在十八大又提出了这个问题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在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决定做说明的时候说，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计划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呢，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呢。

所以这个问题看起来呢并没有找到最终的答案，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同意的答案。因此前天春泽给我打电话说是她的收山之座，因为她求解的过程是否已经功德圆满的完成了。

我今天一来就说不行不行，这个求解的过程未完成，还得继续努力。所以我祝愿我们江春泽教授，给我们新的著作，继续和我们一起来求解这个问题，谢谢。

高尚全与江春泽、吴敬琏

网易财经6月14日讯 网易财经第五期《财经读书会》暨江春泽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首发式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隆重召开。

本次读书会以“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主题展开研讨，我们邀请了作者江春泽女士，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高尚全、钱颖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等，还有《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宾鸿、《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以及各大媒体齐聚读书会，就热点经济问题展开对话。

高尚全在发言中称，政府配置资源还是市场配置资源，从历史的比较的结论，这个在中国国内外的实践也证明了，说明政府配置资源是不行的，在国外也证明了。我1986年带了一个18人的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专门写了一本书叫《艰难的探索》在捷克考察，捷克本来很皮鞋很有名叫的叫巴结尔皮鞋，搞了计划经济以后没有名牌了。

我们回顾一下前30年，轻骑的中国模式，就是这个生动的反应。什么叫中国模式呢，因为经济微机以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外国经济不行。为什么一枝独秀呢，形成了中国模式。什么叫中国模式呢，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因此四万亿投资就出来了，政府配置作用为主，同时要发挥一些市场的作用。所以实践当中我们就反反复复的。市场的决定作用应该是说中央作出的决定，我们要贯彻中央决定，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是作为主体，政府也要发挥作用。

以下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演讲全文：

高尚全：我开门见山，讲两点感受，三点看法。看了这本书以后，还是很受启发。

她运用了数学理论猜想，把1902年巴德贺教授作为猜想，这个我觉得很生动，所谓猜想没有经过实验，更没有经过求证，猜想可能猜对了也可能猜错了，是个未知数，她用猜想来描绘巴德贺教授的猜想。她的猜想从社会主义生产，也就是中国国家的，因为市场经济到底还是由国家来配置资源，还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这是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

所以用猜想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正确。这是一点把猜想运用到经济学我觉得这个很好。

第二点江春泽同志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比较做了长期的研究。我记得她是1988调到国家体改委，当时我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她以前也做过一些研究，在体改委来里以后，她集中的进行研究这个问题。她研究的很深，因此在1990年，她两篇文章主要是研究计划市场，这个通过体改委报到上面，得到上面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所以她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那么他这本书，她的计划与市场，政府配置资源还是市场配置资源，从历史的比较的结论，她的猜想，计划配置资源，政府来配置资源，是低效率，这个在中国国内外的实践也证明了，说明政府配置资源是不行的，在国外也证明了。

我1986年带了一个18人的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专门写了一本书叫《艰难的探索》在捷克考察，捷克本来很皮鞋很有名叫的叫巴结尔皮鞋，搞了计划经济以后没有名牌了。

为什么呢？因为计划部门当时按照每人两双皮鞋来做计划。当时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一个国家，1600万人，每人两双，3200万双。计划出来以后到了皮鞋厂，皮鞋厂生产的结果一个人家要的没有，二一个人家生产出来不要，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

所以这本书经过历史的国内外对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非常有参考价值。所以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要学习市场决定配置资源。

这两点感受。

下面讲讲这个主题，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我讲三点。

第一点，基础性作用跟决定性作用，这两个作用不是互相否定的是继承发展的关系，怎么是继承发展的关系呢。我经历过这个过程，基础性作用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当时原文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要市场在国家宏观条件下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这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

第一，这个表述变成国家宏观调控，变成调整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要发挥市场作用，我先国家条件去，这样行吗，这样不行，不能作为前提条件，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重要内容不是前提条件，第二，政府的作用是在市场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而不是先发挥政府的作用再发挥市场的作用。

第三，宏观调控的主要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而不是主要用行政手段。大家都要掌握宏观调控权，那么世界市场怎么搞。十六届三中全会2013年提法改变了，国家红孔条件下，就是在更大程度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这个材料跨过国家宏观调控了，所以经过十年，我们的认识过程经过十年。

后来到了十八大，十八大就是加了，更大程度以外，加了更大范围，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所以又是近了一步，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去年，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里提出来，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所以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经过二十年的不断的完善才形成。所以市场决定性来之不易，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怎么样处理好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讲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还有一句话，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这个决定性作用也有，总书记也强调这个。所以一般规律，我们要深刻理解一般的规律，我记得1993年在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因为这个决定的起草我也产品了。

人民出版社约我出了一本书叫《中国经济之路的创新》，副题是从计划经济转新市场经济。我在这个书里就讲到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当时是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理解上不同。我的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条件是特殊。

一般规律不是随便形成的，是长期实践形成的规律。这个规律怎么来的是人类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一般规律。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重点是一般，在一般的基础上，我们考虑我们的特殊。但是另外一种意见呢，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所以我们要政府配置资源，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殊。

我们回顾一下前30年，轻骑的中国模式，就是这个生动的反应。什么叫中国模式呢，因为经济微机以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外国经济不行。为什么一枝独秀呢，形成了中国模式。什么叫中国模式呢，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因此四万亿投资就出来了，政府配置作用为主，同时要发挥一些市场的作用。所以实践当中我们就反反复复的。市场的决定作用应该是说中央作出的决定，我们要贯彻中央决定，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是作为主体，政府也要发挥作用。

政府发挥作用不是，过去市场是政府管起来，政府应该管的事没管好。所以政府应该是有限的政府，我讲过政府的作用创新三个理念。第一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老百姓和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我们过去计划经济，政府作为创造主题，集中了财政各行各业去投，卖菜都是国有的，这样行吗，实际上没有成功的案例是不行的。

所以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为市场这个主体做好服务，这是一个理念的创新。第二，凡是法律不禁止的，老百姓和企业都可以干。这样有一个创新空间，不是凡是老百姓企业做什么事情都要政府批准，结果审批的人不懂不是鼓励创新，而是鲜明标志创新。第三，有限政府的理念，政府的责任在法律规范下，从事政府的活动，法律规范的不允许的政府不能干。

所以这个理念我是2005年讲的，后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个文章。处理好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的，但是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社会主义不能否定它，应当是在一般的基础下我们发展，结合中国的情况来发展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去否定，去借鉴要学习。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市场配置资源，如果市场配置资源落实到各个领域，这是5月26号中央政治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提出来的。不是在某些人某些领域，而是在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的包括政治的包括社会的包括文化的，包括生态文明里的，都要起确定性作用。现在我们有好多，政府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资金。政府的基金有多少钱呢，我查了一下有5.22万亿，这个钱掌握在国家政府手里。所以中国政府还是有钱的不像外国政府没有片钱，办公室破破烂烂的。但是这个钱现在还是在政府配置，所以这里我有一个亲历的案例。

2010年，广东省为了支持新兴产业，它拿出100亿，十二五期间拿出100亿，每年20亿，原来的设想财政经费，我拿了1005我来支配。那怎么支配呢，关系好的嗓门大的接得到。第一不公平不公正第二效率不高，有腐败。所以我建议，我说把政府的钱，怎么用好，怎么通过市场化来配置，我提了个建议。建议就是我说这个钱，政府的钱应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建议成立新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政府有一个机动基金，种子资金。后来汪洋同志觉得我的意见还可以把，后来经过朱晓丹同志认证，听取了意见，财政的钱按照市场化的运作。

第一个基金叫先进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政府拿出5个亿。社会资本进入了多少呢，社会资本进入了20亿。真正的政府，政府的资金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且它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来研究哪些项目该投入哪些项目不该投入。最近我看国务院专门讨论了怎么样鼓励新兴产业的投资基金，达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怎么样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我讲三点看法，讲得不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谢谢高尚全会长的发言，他的三点看法，看起来有三点，但是他是作为一个经历了这么多中国改革的参与者贡献的贡献者。在今天看来我们仍然还有那么多的工作和任务需要去完成。刚才后面有听众在议论，我想他们的心中可能说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怎么就这么难，怎么就这么不容易。

高尚全与江春泽、吴敬琏

网易财经6月14日讯 网易财经第五期《财经读书会》暨江春泽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首发式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隆重召开。

本次读书会以“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主题展开研讨，我们邀请了作者江春泽女士，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高尚全、钱颖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等，还有《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宾鸿、《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以及各大媒体齐聚读书会，就热点经济问题展开对话。

高尚全认为，经济危机以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外国经济不行。是因为中国有“中国模式”。“什么叫中国模式呢，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因此四万亿投资就出来了，政府配置作用为主，同时要发挥一些市场的作用。所以实践当中我们就反反复复的。市场的决定作用应该是说中央作出的决定，我们要贯彻中央决定，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是作为主体，政府也要发挥作用。”

所以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为市场这个主体做好服务，这是一个理念的创新。

以下为高尚全现场发言全文：

人民出版社约我出了一本书叫《中国经济之路的创新》，副题是从计划经济转新市场经济。我在这个书里就讲到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当时是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理解上不同。我的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条件是特殊。

一般规律不是随便形成的，是长期实践形成的规律。这个规律怎么来的是人类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一般规律。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重点是一般，在一般的基础上，我们考虑我们的特殊。但是另外一种意见呢，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所以我们要政府配置资源，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殊。

我们回顾一下前30年，轻骑的中国模式，就是这个生动的反应。什么叫中国模式呢，因为经济危机以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外国经济不行。为什么一枝独秀呢，形成了中国模式。什么叫中国模式呢，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因此四万亿投资就出来了，政府配置作用为主，同时要发挥一些市场的作用。所以实践当中我们就反反复复的。市场的决定作用应该是说中央作出的决定，我们要贯彻中央决定，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是作为主体，政府也要发挥作用。

政府发挥作用不是，过去市场是政府管起来，政府应该管的事没管好。所以政府应该是有限的政府，我讲过政府的作用创新三个理念。第一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老百姓和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我们过去计划经济，政府作为创造主题，集中了财政各行各业去投，卖菜都是国有的，这样行吗，实际上没有成功的案例是不行的。

所以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为市场这个主体做好服务，这是一个理念的创新。第二，凡是法律不禁止的，老百姓和企业都可以干。这样有一个创新空间，不是凡是老百姓企业做什么事情都要政府批准，结果审批的人不懂不是鼓励创新，而是鲜明标志创新。第三，有限政府的理念，政府的责任在法律规范下，从事政府的活动，法律规范的不允许的政府不能干。

所以这个理念我是2005年讲的，后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个文章。处理好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的，但是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社会主义不能否定它，应当是在一般的基础下我们发展，结合中国的情况来发展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去否定，去借鉴要学习。

吴敬琏在演讲中

网易财经6月14日讯 网易财经第五期《财经读书会》暨江春泽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首发式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隆重召开。本次读书会以“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主题展开研讨，我们邀请了作者江春泽女士，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高尚全、钱颖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等，还有《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宾鸿、《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以及各大媒体齐聚读书会，就热点经济问题展开对话下面我们就有请令人尊敬的吴敬琏教授，他研究市场经济研究个命题的时间也许更久请她为江老师的研究做一个评论。

吴敬琏认为，江春泽的新书探索了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配置的最好方式这个命题，这种探索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参与的。他认为，这个过程没有结束，且求证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过程。

以下为吴敬琏现场发言实录：

吴敬琏：刚才说我比江春泽研究更早，这个可能不大合适。在这个探索的道路上，我们是并肩前进的。我们是老朋友了，进入经济学这个行当是差不多的时候，是1951年开始同学的，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

我想讲两点，第一点就是对江春泽教授祝贺，祝贺她这本书的出版。这本书探索了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配置的最好方式，这个命题。这种探索是我们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参与的。所以她这个思想历程，读到她这本书的时候我们都感到有同感。甘苦是共存的，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我们经济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是跟这个进程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现在来回顾这个过程，对于我们今后怎么坚定我们的方向，继续推进改革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应该说不但是一个历史的回顾，而且对我们今天和未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这本书已经表达得很具体，很详细了，这种思想矛盾解决的历程和中国的改革一样，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解决一些矛盾又发生一些新的矛盾。

第二点我就想说，这个过程没有结束。就是求证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因为在一本书里它可能把这个问题因为说得清晰就会简化一些细节，但是重要的问题不是简化了细节，而是这个命题本身它在演化过程中会复杂化。

比如说从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来说，这本书是从帕瑞克的假说开始，似乎到了列宁就做了结束。但是实际的发展，就从理论上来说，也比这个过程复杂得多。它主要的问题在于帕锐克这个假说它后来有了演化。帕瑞克这个假说，在新的理论的框架下对他进行了理论研究。20年代到30年代的大争论里面，社会主义大争论里面，波哈林的这个理论是认为已经求证了，已经得到了证明了。因为当时新古典是一个主流的经济学派，在新古典的前面下，帕瑞克的假说应该说是能够得到证明的。也就是说帕瑞克的假说是这样的，就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同样的在资源配置上解一个方程，解自然配置方程组。这个方程组的解法有两个解法，一个解法就是通过市场的竞争形成一个向量，各种资源的架构。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解法，就是用计算的方法。因为在新古典的完成信息的假设上这两个解法完全是同价的。用经济计划的解法，用计算技术来解这个组，得到的解跟市场解是等价的。它是在20、30年代，这个大争论中作为一个理论基础认为波哈林的论证已经证明了帕瑞克这个假说，是对的。但是它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在当时，后来严格的说法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情况之下有这么多的数据，几百万个未知数是没有办法计算的。所以由这个理论它就演化出一个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跟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一样的，按照南国的传人就是布鲁斯的说法，市场社会主义的要点就是在国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引进市场机制。由计划委员会模拟市场，就是说供不应求就涨价，供过于求就降价，这样它的效率就跟市场经济是一样的。这就演化出来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变形，就是帕瑞克的理论演化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市场社会主义，而市场社会主义这个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它的影响要比帕瑞克的纯粹的理论要大得多。于是我们不管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中国在改革的相当长的时期，曾经把市场社会主义…卡瑞蓝在社会主义实际经济那本书里专门写了一章就讲市场怎么统一。从南斯拉夫的的改革，一直到80年代初期的中国改革，在卡瑞蓝看来都是属于市场经济的探索。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曾经非常热衷于东欧的苏联的这些社会主义改革。至于说中国的改革呢，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它的这种思想的影响。受到这种思想影响当然一方面有本地思想，也有东亚模式的示范作用。所以坚持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市场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可以能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中国最典型的表现就是80年代后期的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股权试点。主要的国有企业都进行了试点，当然这个试点在1965年的苏联的（科西星）改革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显然这种改革它的思想理论的来源就是市场社会主义。

今天的时间不允许我做深入的讨论，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仔细的去读一读卡瑞蓝那本书里关于市场社会主义这一章，他的分析，后来事实也证明他这个分析是非常深刻的，非常有道理的。

即使是国有企业，在这种条件下，就形成了卡瑞蓝所说的国有企业的双重从属。一方面从属于行政，一方面从属于市场，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双轨制，双轨制它带来的结果大家现在都已经看得很清了。

照卡瑞蓝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提供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不管是在布列涅夫的改革或者是东欧改革走得最远的匈牙利都没有成功。

另一方面就是在我们今天这本书里，在开始的部分讲了，从帕瑞克的假说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为结束。看来这个也不能这样说，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列宁作出的回答并不是引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中共中央的决议对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明白的宣布，我们恢复市场经济了。但是它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经济命脉。

我们这本书里引用了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会议拖拉斯基的新经济政策的质疑，这本书45页上，托罗斯基在代表大会上上新经济政策把我们引向何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脱落斯基的回答是市场经济。列宁其实做了回答，列宁这个回答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列宁说不会。为什么不会，列宁说因为我们掌握着制高点。制高点这个词，他是用德文，中文翻译上叫命脉。这就成为一个市场经济许多人都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把制高点。列宁是这么说的俄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引入市场经济新经济政策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说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首先走出去的只是一小部分中小企业，其余都掌握在我们手里。由于无产阶级国家掌握了一切制高点，掌握了土地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就完全可以保证经济活动仅仅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他讲到了股份制，他说这个东西在掌握着所有制高点的情况之下，我们随时要改变就可以改变。

所以这种特殊的国家掌握着一切制高点的情况之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就是对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来说是毫无危险的。所以就是列宁这个解答，他其实也做了变形。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国家控制的形式，后来发生的变化，他们争论不休，支持波哈林的人说斯大林背叛了列宁，支持斯大林的人说他执行了列宁的原来的指示。是因为形势使他必须这样做。而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随时就应该转入，实际上列宁去世以前已经说过我们可以转入。于是在外人看来，莫衷一是，到底是哪一派真正遵循了列宁。客观的说列宁本身的这个设计就不是一个，我们不要说现代市场经济了，它就不是一个市场经济，是国家控制下的，或者后来在21世纪我们出现一个语言，叫做市场是在国家的驾驭之下的，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不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或者是列宁的国家驾驭控制下的市场，这种思想的观念，在我们这里还是相当的深远的，它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所以在十八大又提出了这个问题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在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决定做说明的时候说，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计划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呢，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呢。所以这个问题看起来呢并没有找到最终的答案，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同意的答案。因此前天春泽给我打电话说是她的收山之座，因为她求解的过程是否已经功德圆满的完成了。我金田一来就说不行不行，这个求解的过程未完成，还得继续努力。所以我祝愿我们江春泽教授，给我们新的著作，继续和我们一起来求解这个问题，谢谢。

网易财经6月14日讯 网易财经第五期《财经读书会》暨江春泽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首发式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隆重召开。

本次读书会以“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主题展开研讨，我们邀请了作者江春泽女士，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高尚全、钱颖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等，还有《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宾鸿、《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以及各大媒体齐聚读书会，就热点经济问题展开对话。

江春泽谈到，该书对社会主义配置思想的总体反思。她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支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再高明，如果没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存在或者是不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看得见的手只能是瞎指挥，瞎计划，乱指挥，按照人的主观一直来资源误配置。她称苏联的失败也是经济政策的失败。“东欧经济学家他说苏联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都是从嘴巴开始，中国解决吃饭问题，苏联解决说话问题。”

“在她看来，（苏联解体之前）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赶不上年老的邓小平，苏联人的嘴巴可以说话了但是填不饱肚子这样的改革成持续吗。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的讲话体制，经济走下坡路，人民填不饱肚子，这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1999年普京在俄罗斯讲话里分析苏联走向衰落的原因的时候指出，这是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的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的代价，今天我们在收割那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苦果，也有精神上的苦果。”

以下为江春泽女士演讲全文：

江春泽：谢谢，刚才主持的是，曾经是央视《东方之子》栏目的主持人，邵宾鸿女士，自身美女，她曾经是在南斯拉夫的第二把手艾达华卡的夫人非常喜欢他。现在是世界经济政治所《国际经济评论》的执行主编。

各位嘉宾大家早晨好，衷心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谢谢你们的光临和支持，我也感谢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的阅稿和上海复旦大学的支持，我也感谢网易财经精心组织了这次读书研讨活动，邀请了众多的知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来共同研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个重大命题。这与我写这本书《猜想与求证》的初衷是一致的。

我这本书是对社会主义配置思想的总体反思，选择从猜想、协助这个是同类研究里独特的角度。我从数学领域里的哥德巴赫猜想得到了启示1992年我曾经给《人民日报》内刊写过一篇题为经济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文章。

我当时只是感觉在经济学领域里解决经济与市场问题，它的难度犹如在数学里求证歌德八项…才能自然科学界把一个没有证明的理论假设，凡是没有经过证明的理论假设都叫做猜想。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20世纪国际知名的意大利知名的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假设，命名为（派德）猜想。首先派德合是1902年公开出版的著作，在那个书里明确的提出了他的假设的。

他就说假设一个社会主义生产部由它来实行经济计划，并且在理论上达到恰好与市场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结果，他自己认为这个假设使会得到证明的。其次派德合假设在西方学术界曾经引起过正反两个方面，激烈的持续的辩论，辩论双方都是当时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领军人物。正反有巴卧伦，这场大论战流传到苏欧国家，受到了主流学派的不间断的批判。

第三，这个著名的假设难道不需要有一个求证的结果吗。需要我就以《猜想与求证》为题，想写一本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求证的过程。1992年邓小平公开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经济，我认为这是从实践的角度对派的喝采向得到了反证。我以为这个命题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已经取得了共识，向市场经济转型已经成了不可逆转之势。但是直到前几天社会科学报刊载了一片经济学家的文章，资源配置的两个层次和政府市场的双重作用。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决定资源配置的就不是市场价值规律，而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等等。尽管我个人对这位老经济学家是非常尊重的，但他的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我不能苟同，所以我认为这个命题还有展开讨论的必要。

下面就结合《猜想与求证》的内容，我谈一些看法向大家请教。第一点计划和市场究竟哪个是第一性的，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支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个表述是重新阐明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那就是物质是第一性。

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只有客观存在的市场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再高明，如果没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存在或者是不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看得见的手只能是瞎指挥，瞎计划，乱指挥，按照人的主观一直来资源误配置。这是中央计划经济与60年代的（安回代价）换来的。1990年召开一个东欧国家世界市场研讨会，请来的大多数是长期住苏联、东欧国家的一线的记者，外交官，以及长期做有关这些国家经济研究的学者。他们都列举了大量的亲历的事实说明，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市场极度不发育，市场供求和竞争的规律无从表现。苏联有一种面包是13个比一公斤，是列宁时期定的价面包上打着钢印，几十年如一日。

荷兰的一个印度人，阿姆斯丹大学的教授对我说他在莫斯科大学进修了好几年了解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计划工作和长远规划远远没有苏联那么细致、复杂和重要。中国制定计划的技术也落后于苏联，中国合格的计划普及工作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比苏联要少得多。投入产出法中国合格的计划普及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比苏联也少得多。投入产出法线性规划的应用以及全国自动化管理系统都没法和苏联相比。

可是苏联这么细致的计划工作，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导向和决定作用下，经济效果怎么样呢，日用消费者长期短缺。生产组织的增长从60年代起就增长，1991年一月不如一月。据当时的记者报告，统计公报的经济综合数字令人目瞪口呆，明确每个光明点。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经济、民族、社会、政治四大危机全面爆发，导致了整个社会濒临爆炸性的边缘。

总理讲话，现在面临的已经不是有人生活得好与有人生活得糟的文化，而是真正威胁国家存亡的问题，这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起决定性作用，实行了60年精细计划工作的苏联前提前的形势。

有一位中央领导人问过说苏联的见地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我想答案应当是没有明确提出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个改革目标。苏联从1959年赫鲁晓夫时的改革动因都是从直观上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归结为抉择权利过分集中，因此改革几乎都是从行政性分权入手，赫鲁晓夫，是把部门行政分权改为地区性行政分权，结果是增加了混乱。柏林洛夫时期长达18年的改革也是在不触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适当扩大企业权限，加强企业的物质刺激，但是工农业总产值80%到90%的都是国家下发指令性计划，83%的企业利润是由国家直接或者间接分配。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要求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那只是徒具形式的一句空话。在理论上他们对市场经济是开展不断的批判。

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对市场经济依然讳莫如深。他强调人是计划配置资源的主要的基础的方式，1985年我在美国参加了戈尔巴乔夫执政一年的苏联经济研讨会。东欧经济学家他说苏联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都是从嘴巴开始，中国解决吃饭问题，苏联解决说话问题。在我看来，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赶不上年老的邓小平，苏联人的嘴巴可以说话了但是填不饱肚子这样的改革成持续吗。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的讲话体制，经济走下坡路，人民填不饱肚子，这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1999年普京在俄罗斯讲话里分析苏联走向衰落的原因的时候指出，这是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的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的代价，今天我们在收割那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苦果，也有精神上的苦果。

第二，苏联在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这是我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主流经济薛定都是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这个教条使我们把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这是市场经济恐惧正和对计划经济顶礼膜拜的根源。阻碍着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改革明确的向市场经济转型，正因为没有明确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目标，才使得所有社会主义从50年代起此起彼伏的改革浪潮始终在行政性分权的怪圈里转悠，自然也就没有源于竞争、创新的经济效益。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已经逐步的突破了很多传统观念的束缚。90年代初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社会主义这个框框仍然禁锢着不少人的头脑。意识形态里信资信社不断干扰着改革的进展，我个人也有思想解放的过程，可以看《猜想与求证》书的后记。1990年当我写材料的时候我就考虑怎么样有说服力的消除市场经济的恐惧症和对计划经济的顶礼膜拜。我采取的方法是把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政治性的争论把它软化，把它还原为只不过是一个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争论。那个材料上报以后通了天，得到了肯定，发挥了积极的效果。这本书是那个材料的深化和扩展，可以说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为了消除市场经济经济恐惧症。同时所展现的事实也能雄辩的消除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误解。第一片是讲马克思的一些预言，这些预言是跟当时的生产力有关，这个问题还要继续深入研究。作为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认真地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这方面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我在那个书里在后记里也都涉及到一些。

第二篇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过去我们误解了一些列宁的著作，也不太理解。现在再仔细看苏联70年代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决策的解密的档案资料看到，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其实他是对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思考，不断的修正自己原来的认识，到后来他自己说终于根本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他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作用，认识到商业是整个链条的中心环节等等。他最后是以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并且深化和扩展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列宁逝世之前已经认可的认识到，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给予一定的自主权，要求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尽可能的以经济手段取代行政手段。所以可以说他是第一次在世界领域造就了一个重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如果沿着列宁这样的思想路线走下去，苏联有可能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容的经济体制模式。可惜由于列宁的早逝他的探索成果被斯大林完全抛弃了。第三天逝世以后党内发表了关于执行还是终止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如果当时是波哈林的善后，新经济政策继续进行就有可能发展为社会主义新的经济体制。波哈林看了解密档案之后也有了新的意识。我们党内老一辈的革命家理论家是从这些著作里了解他们的，对他后来的主张并不了解。实际上我现在的看法是波哈林是共产党领导人里关于市场经济的先知先觉者，列宁曾经称赞波哈林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新经济政策有很好的悟性，他非常清楚地给名了中国市场道路，通过工农业同时繁荣来建设社会主义。当时反对派们曾经给他加过一顶帽子，许多政治帽子，有一顶帽子就是波哈林是150%的新经济政策分子。斯大林曾经依仗波哈林的理论打破了破落斯基的反对派……斯大林曾经说，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条件就是执行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场斗争中，斯大林却重新实行了破落斯基的观点，压制了波哈林的意见，没有把他的意见交给党内讨论，把他清除出党，最后甚至把他枪毙了。现在再看看波哈林的论述，他讲的是何其正确，如果那时候党内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允许波哈林的意见在局部地区进行实验，经过实践检验再统一思想作出决策，苏联的命运也许会完全被改写了。斯大林处决了波哈林以后，大权独揽，把新经济政策定调为暂时的退却，条件具备时再进攻，随后在1929年强力推行中央经济体制的模块，从此斯大林的经济模式就成了几乎所有社会主义效仿的样板。

第四篇是反思中国走过的道路，毛泽东正确的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到长期以左的指导思想变革生产关系。我在述评里简单总结几点主要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到破解计划与市场的世纪难题，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书中我着重记录的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些传统观念，突破的瞬间发生的故事。读者可以看到，好不容易突破了一点，还有反复，还有新的出现。比如十二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突破是承认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反反复复做了多少工作，走出这一步已经是非常的艰难。可是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市场经济，等何况人们对这一提法可以各取所需，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强调商品经济，以至于后来还是争论不断。总根源还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有误区有盲区。1992年邓小平公开明确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才确定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目标模式。从那以后，我们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国家综合实力增加这都是不争的事实。直到现在仍然有人现在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死死捆绑在一起，仍然把市场关在计划的笼子里。其实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一点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它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所在。所以最后一点我讲讲加深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完整认识和深入研究。

关于市场经济的效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早有深入的描述。他说资产阶级在他统治不到一百年间创造了生产力，比过去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也熟悉它的结论，那就是一级是财富的积累，一级贫困的积累。频繁的经济危机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箫条情人是令人盲目悚然的，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恐惧主要来源于此。正是这场大危机促进了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我在本书的后记里提到了，1929年到1933年，西方主要国家的失业人口由1000万增加到4500万，美国失业人口由150万增加到1300万。大萧条的时间跨度是5个年度，大萧条导致了货币体系的崩溃，美国银行全面瘫痪，在危机史上是第一次。由此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理论中，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这种理念受到挑战。当时英国保守党的丘吉尔政府仍然坚持这种传统的经济理论，而美国共和党的红河政府就是无所作为在大危机面前，被称为袖手旁观的政府。这个时候纽约州的洲长罗斯福发表演出，许诺实行救济改革新政来挽救国家他说大家需要大胆的实验，他在就职演说里说大可不必害怕，坦诚面对我们国家所处的情况。说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它充满信心，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建立起国家管饭参与的新型的现代市场经济。从此美国开始了大转型的时代，转型后的现代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区别就是加入政府的有型之手，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或者称调解，它不是说调控，我们说调控control，其实协调和调节，不是控制。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的场合下发挥作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功能和政府功能的边界怎么合适，这是西方经济学领域里也是一个永恒争论的主题。随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了，我们经济体制转型的目标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自发的自由市场经济。它要与行为主体良好的信用为前提，行为主题的行为要以法律为准绳，要以金融监管为保证，要有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为安全法。要有合理的税制既鼓励劳动和创新，又防止财富过度集中，要倡导公益基金会为依托的社会文化，关注社会对若是群体的关怀，引导社会财富的良性循环等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市场体系也是逐渐修补，逐渐完备的。毕竟这个转型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积累了经验，我们要借鉴一切有益的经验结合中国的观念来研究，进一步突破一些观念。深化改革，逐步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化建设尽快的完善起来。

上面我讲了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和书的大体内容，以及刚刚读到了那位老经济学家的文章之后的感想。一句话改革正未有期，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没有听戏，这个问题只有在理论上搞清楚了，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才能劈风占浪，扬帆前进，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

网易财经6月14日讯 网易财经第五期《财经读书会》暨江春泽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首发式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隆重召开。

本次读书会以“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主题展开研讨，我们邀请了作者江春泽女士，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高尚全、钱颖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等，还有《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宾鸿、《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以及各大媒体齐聚读书会，就热点经济问题展开对话。

关于反思中国走过的道路，江春泽谈到，“商品经济是反反复复做了多少工作，走出这一步已经是非常的艰难。可是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市场经济，等何况人们对这一提法可以各取所需，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强调商品经济，以至于后来还是争论不断。”

她认为，“总根源还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有误区有盲区。

从此美国开始了大转型的时代，转型后的现代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区别就是加入政府的有型之手，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或者称调解，它不是说调控，我们说调控control，其实协调和调节，不是控制。

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的场合下发挥作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功能和政府功能的边界怎么合适，这是西方经济学领域里也是一个永恒争论的主题。

随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了，我们经济体制转型的目标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自发的自由市场经济。”

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摘要：

反思中国走过的道路，毛泽东正确的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到长期以左的指导思想变革生产关系。

我在述评里简单总结几点主要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到破解计划与市场的世纪难题，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书中我着重记录的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些传统观念，突破的瞬间发生的故事。读者可以看到，好不容易突破了一点，还有反复，还有新的出现。比如十二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突破是承认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反反复复做了多少工作，走出这一步已经是非常的艰难。可是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市场经济，等何况人们对这一提法可以各取所需，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强调商品经济，以至于后来还是争论不断。

总根源还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有误区有盲区。1992年邓小平公开明确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才确定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目标模式。从那以后，我们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国家综合实力增加这都是不争的事实。直到现在仍然有人现在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死死捆绑在一起，仍然把市场关在计划的笼子里。其实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一点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它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所在。所以最后一点我讲讲加深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完整认识和深入研究。

关于市场经济的效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早有深入的描述。他说资产阶级在他统治不到一百年间创造了生产力，比过去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也熟悉它的结论，那就是一级是财富的积累，一级贫困的积累。频繁的经济危机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箫条情人是令人盲目悚然的，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恐惧主要来源于此。

正是这场大危机促进了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我在本书的后记里提到了，1929年到1933年，西方主要国家的失业人口由1000万增加到4500万，美国失业人口由150万增加到1300万。大萧条的时间跨度是5个年度，大萧条导致了货币体系的崩溃，美国银行全面瘫痪，在危机史上是第一次。由此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理论中，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这种理念受到挑战。

当时英国保守党的丘吉尔政府仍然坚持这种传统的经济理论，而美国共和党的红河政府就是无所作为在大危机面前，被称为袖手旁观的政府。这个时候纽约州的洲长罗斯福发表演出，许诺实行救济改革新政来挽救国家他说大家需要大胆的实验，他在就职演说里说大可不必害怕，坦诚面对我们国家所处的情况。说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它充满信心，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建立起国家管饭参与的新型的现代市场经济。

从此美国开始了大转型的时代，转型后的现代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区别就是加入政府的有型之手，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或者称调解，它不是说调控，我们说调控control，其实协调和调节，不是控制。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的场合下发挥作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功能和政府功能的边界怎么合适，这是西方经济学领域里也是一个永恒争论的主题。随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了，我们经济体制转型的目标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自发的自由市场经济。

它要与行为主体良好的信用为前提，行为主题的行为要以法律为准绳，要以金融监管为保证，要有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为安全法。要有合理的税制既鼓励劳动和创新，又防止财富过度集中，要倡导公益基金会为依托的社会文化，关注社会对若是群体的关怀，引导社会财富的良性循环等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市场体系也是逐渐修补，逐渐完备的。

毕竟这个转型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积累了经验，我们要借鉴一切有益的经验结合中国的观念来研究，进一步突破一些观念。深化改革，逐步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化建设尽快的完善起来。

网易财经6月14日讯 网易财经第五期《财经读书会》暨江春泽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首发式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隆重召开。本次读书会以“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主题展开研讨，我们邀请了作者江春泽女士，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高尚全、钱颖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等，还有《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宾鸿、《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以及各大媒体齐聚读书会，就热点经济问题展开对话。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主任周为民的发言。

为了真正能够按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目标来推进改革，在市场对市场经济作用的认识上，也需要澄清长期留存的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别的不说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我只提其中一点。是最流行的，而且是最难改变的，总认为市场的充分作用以后它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包括很多坚持主张市场经济的专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这么看的。就是说本身有重大缺陷不能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会导致差距，乃至两极分化这样的认识也是需要进一步思考来改变的。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市场经济越发展两极分化越严重，实际的情况恰好相反。

市场本身是会带来差距的，但是不要忘记它同时还有一个功能，它本身的调节作用就有对过大差距的调节作用。

网易财经6月14日讯 网易财经第五期《财经读书会》暨江春泽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首发式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隆重召开。

本次读书会以“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主题展开研讨，我们邀请了作者江春泽女士，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高尚全、钱颖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等，还有《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宾鸿、《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以及各大媒体齐聚读书会，就热点经济问题展开对话。

江春泽认为，虽然当年“中国的计划工作和长远规划远远没有苏联那么细致、复杂和重要。中国制定计划的技术也落后于苏联，中国合格的计划普及工作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比苏联要少得多。投入产出法中国合格的计划普及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比苏联也少得多。投入产出法线性规划的应用以及全国自动化管理系统都没法和苏联相比。”

但最后苏联还是“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经济、民族、社会、政治四大危机全面爆发，导致了整个社会濒临爆炸性的边缘。”

她继续阐述有一位中央领导人问过的话，“说苏联的这样地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她认为这个答案“应当是没有明确提出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个改革目标。”

以下为演讲实录摘要：

1990年召开一个东欧国家世界市场研讨会，请来的大多数是长期住苏联、东欧国家的一线的记者，外交官，以及长期做有关这些国家经济研究的学者。他们都列举了大量的亲历的事实说明，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市场极度不发育，市场供求和竞争的规律无从表现。苏联有一种面包是13个比一公斤，是列宁时期定的价面包上打着钢印，几十年如一日。

荷兰的一个印度人，阿姆斯丹大学的教授对我说他在莫斯科大学进修了好几年了解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计划工作和长远规划远远没有苏联那么细致、复杂和重要。中国制定计划的技术也落后于苏联，中国合格的计划普及工作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比苏联要少得多。投入产出法中国合格的计划普及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比苏联也少得多。投入产出法线性规划的应用以及全国自动化管理系统都没法和苏联相比。

可是苏联这么细致的计划工作，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导向和决定作用下，经济效果怎么样呢，日用消费者长期短缺。生产组织的增长从60年代起就增长，1991年一月不如一月。据当时的记者报告，统计公报的经济综合数字令人目瞪口呆，明确每个光明点。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经济、民族、社会、政治四大危机全面爆发，导致了整个社会濒临爆炸性的边缘。

总理讲话，现在面临的已经不是有人生活得好与有人生活得糟的文化，而是真正威胁国家存亡的问题，这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起决定性作用，实行了60年精细计划工作的苏联前提前的形势。

有一位中央领导人问过说苏联的见地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我想答案应当是没有明确提出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个改革目标。苏联从1959年赫鲁晓夫时的改革动因都是从直观上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归结为抉择权利过分集中，因此改革几乎都是从行政性分权入手，赫鲁晓夫，是把部门行政分权改为地区性行政分权，结果是增加了混乱。柏林洛夫时期长达18年的改革也是在不触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适当扩大企业权限，加强企业的物质刺激，但是工农业总产值80%到90%的都是国家下发指令性计划，83%的企业利润是由国家直接或者间接分配。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要求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那只是徒具形式的一句空话。在理论上他们对市场经济是开展不断的批判。

周为民在演讲中

网易财经6月14日讯 网易财经第五期《财经读书会》暨江春泽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首发式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隆重召开。

本次读书会以“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主题展开研讨，我们邀请了作者江春泽女士，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高尚全、钱颖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等，还有《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宾鸿、《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以及各大媒体齐聚读书会，就热点经济问题展开对话。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主任周为民的发言。

周为民：大家好，江春泽老师的这本书我认真的了一遍，受益匪浅，这不是套话。我感到这本是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深入的系统的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思想理论发展史和实践探索的历史。在我们学习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和市场经济问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都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

同时在这本书当中，也直接的看到了江春泽老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所感触的很重要的理论贡献。她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为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重大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所以今天在十八届三种全会明确的以市场决定配置为目标，推进经济改革这个背景之下，江春泽老师的这本书适时的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针。对我们进一步去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提供了很有利的支持。

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我想讲几点看法，时间关系都不展开，只说几点看法。

第一个看法，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上，我想我们应当进一步深化。我的看法是市场经济越发展，公有制越发展，社会主义越发展。所谓公有制，哪里来的，来自生产的社会化，而要求的资本的社会化。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理论思想来看的话，所谓公有制它的历史必然性就来自这里。由于生产社会化，一定要求资本的社会化，进而要求所谓公有制。那么资本的社会化怎么实现呢，要靠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所提供的有效组织技术和组织工具，否则不能实现资本社会化的要求。如果像苏联模式一样，那样一种人为的强制集中的办法搞起来的和公有制的实质是格格不入的。好像我们要进一步改变一个认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本来是不相容的，使他们能够搞在一起，不是这样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按照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所形成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在很多场合都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仔细想想，我们所坚持的主义叫什么主义，叫社会主义，不叫国家主义。所以这样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公有制，我就不展开来说了。实际上必须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以后的一个结果，所以离开市场经济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乃至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这是第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