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区房矛盾有解吗）
经济观察报 陈哲/文 上海中招改革引发的舆论热潮持续多日，新政策希望通过平均摊派和增加随机性，打破由好学生（高分）、好学校（师资）和好学区（房价）多年来形成的天然同盟，切断了马太效应的发展，目标指向学区房价和唯高分论。从长远看，像上海郊区这些传统教育弱区，因为教育资源在全市范围内更均衡地配额，出现了重大利好。尤其是上海推出五大新城建设规划的当下，新政韵意的丰富度不言自明。
在设计复杂的城市社会系统方面，上海一直走在前边。这一方面与当地政府整体市场化程度较高有关，也因为有照顾多方利益、精细化施政的传统。2020年四季度以来，一线城市学区房高烧不退，全国两会又发出强调教育各方不应过于注重分数的声音，再结合自身区域均衡发展的需要，上海中招新模式的出台，倒是题中应有之义。政策在舆论层面虽震慑力十足，但最终效应会否达成预期，现在讨论为时过早。
过去上海初中名校以考试择生源，在尖子生这个层面，主要看分数，学区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但对大多数成绩不那么拔尖的家庭来说，为了在整体较低的升学率（全市初中升高中率略超50%，普通初中升高中30%）中获得某种先发优势，他们有意愿通过购买学区房加大筹码，使学区房成为抢手资源。并且，买学区房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增加了培养高分学生的概率。
在考分、金钱、家长意愿三重合力下，牛娃与牛校相互成就、学区房又在此间筑高“城墙”，使得教育资源差距形成了新的鸿沟，如果再与房价自身矛盾叠加，在社会中坚群体中形成的焦虑被无限放大。
中考选拔机制、学区房等问题，其实只是城市内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显现。前几年，舆论讨论较多的是，大城市占据了大量的优等教育资源，区域之间的教育资源不平衡。比如“985”和“211”高校在各省市录取率，2019年，这两类高校录取率的前三名，分别是天津、上海和北京以及北京、上海和西藏。因此，进入大城市成为很多中小城市出身的年轻人明确的奋斗路标。
没想到，等他们真正扎根大城市后，发现了新的山丘：大城市内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的竞争，丝毫不输各省市高考的竞争。我们以清华大学和北京市这两个最顶级的教育资源和城市做类比：2018年，清华大学毕业生留京比例是多少？25%。同年清华大学在北京招生的比例是多少呢？10%！这意味着什么呢？按照最简单粗暴的模型推算，那意味着在北京，清华毕业生的子女能上清华的不超过一半。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教育资源矛盾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当人们在讨论当地的中招、高考这样一类问题时，话题本身已经自动屏蔽了为数众多的超大城市非户籍人口子女的教育困境。且不说他们中有相当部分，根本不具备资金实力去抢学区房，他们买学区房的价值相比户籍家庭也大打折扣——子女不能参加本地高考。除此之外，他们还缺少表达的渠道。
由此可见，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矛盾，很难仅通过改变分蛋糕方法来解决。过去，地方政府对教育资源的长期培养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视。但问题的解决之道唯有先做大蛋糕一途。在城市新兴区域多配建好的学校，在师资培养上多做长期投入，在省、市范围内加大统筹，尽量多地照顾到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这才称得上真正的供给侧改革。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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