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居民收入增速下滑，消费欲振乏力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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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滕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张海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朱长征（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滕泰

春节期间我国消费实现了“开门红”，从除夕到初六，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8.7%，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消费规模比2019年春节黄金周只增长了4.9%。考虑到202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了197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甚至2021年一季度即将呈现的消费同比高增速本质上只是去年低基数造成的同比“数据假象”，以及“十四五”畅通国内大循环不能再靠政府扩张投资而主要靠消费需求拉动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扭转居民消费倾向的持续下行、消费欲振乏力的趋势？

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下滑，拉低消费倾向

最近几年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增速放缓、收入预期变差的结果。

所谓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收入中消费所占比重。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已经从2010年的0.70下降到疫情爆发前的0.66左右，2020年疫情期间居民消费倾向再创历史新低，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已经下滑到不足0.62（见图1）。

图1近十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造成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持续下滑，自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及2019年的5.8%，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只有2.1%。

从收入结构上看，由于我国居民多数仍属中低收入阶层，月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者达7.1亿，收入增速下降使其中多数人的消费难以得到提高。

图2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变化（2013-2020）

资料来源：WIND、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高利率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不容忽视

由于中国没有调低存贷款利率，2020年在中国居民收入增速大幅下滑、全年整体少增1.7万亿的情况下，造成住户存款同比却多增加了1.6万亿元——储蓄倾向上升是造成消费倾向下降的另一主要原因。

目前，对于利率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存在一定争议，就像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消费者针对降息的两种反应模式：一种是降息将降低储蓄收益，从而使人们放弃储蓄，增加消费；另一种是降息降低了人们对未来储蓄收益的预期，从而使那些计划储蓄养老的人感到还需要更多储蓄才能养老，于是反而减少消费、增加储蓄。

笔者2007年在美国沃顿商学院所做的一项研究，通过对日本不同阶段消费者对降息的不同反应模式比较发现：降息对消费者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工资性收入和储蓄性收入占比。当家庭收入的50%以上依赖工资性收入时，人们对利率的反应符合亚当斯密提到的上述第一种模式，即降息将导致消费者选择减少储蓄意愿。在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大部分情况下降息都能够造成储蓄减少、消费增加；亚当斯密提到的第二种反映模式理论上可能出现在家庭支出的50%以上依赖储蓄收入时——在这样的家庭，降息将导致储蓄利息收入减少，并降低这些依赖储蓄生存的家庭的安全感，从而有可能使他们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以确保原有的安全感——类似的情况只在日本1993-1996年出现过，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已经进入富裕、老龄化社会，老龄富裕者的储蓄收入超过工资性收入，彼时日本连续大幅降息，从大约6%的水平降低到3%左右，的确影响了这些依靠储蓄养老的老龄富裕人口的安全感，促使他们增加储蓄以保持原有的安全感。

近几年当前的居民收入结构显然不同于90年代初期的日本老龄富裕社会，恰恰相反，我们仍然是中低收入者为主体的社会，因而中国人对利率的反映模式也不同于90年代初期的日本。2020年，受收入预期和存款利率没有相应下调的影响，中国的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者去年都增加了储蓄。央行的城镇储户季度调查显示，去年一季度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3%，比上季攀升7.3个百分点；而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下降6个百分点。到第四季度，倾向于储蓄的居民仍占51.4%，只略降了1.6个百分点；倾向于消费的居民占23.3%，只略升了1.3个百分点。

有关民间调查也显示，去年上半年有超过一半的家庭选择了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仅9.4%的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据某金融机构测算，去年上半年居民储蓄率比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超出10到12个百分点。

供给和消费结构老化造成消费倾向递减

在供给和消费结构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收入的增张，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都呈现递减的趋势，即由于收入增加，消费也增加，但消费增长幅度要小于收入增长幅度(平均消费倾向递减)，并且越来越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然而，如果新供给不断创造新需求，造成供给和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就会造成消费倾向递增。

举例而言，在汽车被发明之前，人们对马车的消费倾向逐渐降低；然而，当汽车被发明出来，就创造出了巨大的新需求，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同理，在数字模拟手机的需求基本饱和、消费倾向递减后，苹果公司发明的智能手机创造了巨大的新需求，同样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

自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前十年，汽车、彩电、冰箱等商品大量进入中国家庭，这些新供给对国内居民消费倾向产生了明显的提升作用，但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的结束，这类原来的新供给逐渐变成老供给，促使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行，尽管此时也有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新类新供给产生，但从总量上这些新供给对消费倾向的提升作用，仍不足以抵消庞大的老供给对消费倾向的拖累。

新时期如何提振消费

在居民家庭支出结构中，购房支出、教育医疗支出较高，社保覆盖程度较低等长期结构性因素，也是造成中国居民消费倾向较低的重要原因——这些长期结构性因素已经存在了二十年，既不同于疫情冲击这样的短期因素，也不同于上述收入下滑、高利率提高储蓄倾向、供给结构老化等中期因素，至少不是造成短期居民消费倾向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而是必须通过长期深化改革在未来二十年逐渐解决，那么新时期如何尽快扭转消费发力的局面，使其能够承担起十四五期间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历史任务呢？

首先，要多举措确保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2020年疫情期间，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受影响最严重，其中，以中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受影响为甚。在工资性收入受影响的人群中，非全职人员及城市流动人口等是最直接的影响群体。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根本上一是扩大就业，二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关键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

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2019年1月给出的中等收入群体测算标准：家庭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为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每人每月收入在2777.8元-13888.9元之间，就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照此标准计算，2017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约为30%。假设到2035年前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比重达到50%，即从目前的4亿人增加到7亿人，需要平均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人群。除了实行就业优先政策，确保每年可新增就业1000万以上之外，还应该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宅基地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克服对股市上涨“叶公好龙”的陈旧政策观念，引入长线资金，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繁荣资本市场，以此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此外，还应增加对教育、医疗及人力资本的投入，强化社保托底作用，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补贴力度。

第二，降息是提升短期边际消费倾向的重要举措。当前中国的消费者主体是9亿中低收入人群和4亿中等收入群体，其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都是工资性收入；中国的富裕、老龄化人口占比较少，与1993年以后日本的情况截然不同——从当前的实际发展阶段出发，倡导保护存款者收入以稳消费是不符合中国家庭收入结构的实际情况的，只有尽快降息，才能推动减少储蓄倾向、增加消费意愿，提升消费倾向。

同时，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般原理出发，任何形式的利息都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后，全球和中国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均大幅下降，中国货币政策决策部门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不降息，是不符合社会平均利润率变化的客观规律的，这也是过去一年来人民币不断被动升值的主要原因。2021年，货币决策部门应该正视全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的现实，正视高利率提高居民储蓄倾向、降低消费倾向的现实，尽快调低存贷款利息率。

第三，创造新需求，提高平均消费倾向。

根据笔者提出的新供给经济学原理，老化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是递减的，而新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则是递增的，也就是说老供给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新供给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增，因此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供给结构，提高新供给占比，降低老化供给权重，进而提高整个经济体的供给创造需求能力，以此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

如果我们将消费分为衣食住行等必选消费和文化娱乐、大宗耐用消费品、奢侈品等可选消费两部分，则必选消费的需求弹性小，可选消费的需求弹性大。当前5G、人工智能、VR、机器人、无人机、物联网等新技术正在趋向成熟，其应用场景的拓展，将催生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创造出巨大的新消费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教育、影视、医疗、金融、电信、交通、能源、医疗、健康养老、家政服务等等一些领域的行政管制或准入限制，仍在严重抑制新消费需求。以通用航空为例，由于政策限制，美国通用飞行时长达2480万小时，中国2017年仅81万小时，只要放松这些行业的供给约束，就能释放出巨大的新需求。

当然，对于很多必选消费领域的传统需求而言，表面上继续提升的空间有限，实际上也存在这巨大的产品和服务升级的空间，我们通过对很多行业、企业“创造新需求”的案例研究发现，无论是从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角度，还是从体验价值、消费场景创新、生活方式创新等角度入手，传统产业也可以通过引入“软价值创造新需求”的方法，不仅让新树开新花，也可以让老树发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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