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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51 审慎乐观：牛年展望中国经济
正值新冠疫情还在肆虐，特朗普下台、拜登上台，以及中国十四五规划开局几件大事集中于2021年初，牛年的到来是否能够带来牛气呢？
虽然各种疫苗已经在许多国家开始接种，但对新冠病毒的控制，还需要相当时日。因此，虽然2021年各国经济多数会在2020的负增长之后的水平恢复增长，但速度大概不会很高。这点应该是多数人的共同看法。本文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表现会比全球平均高出很多。这也是多数人的共识。因此，本文要讨论的是，中国经济表现会比较好的原因，除了中国对疫情的控制比欧美好很多这个大家知道的明显原因，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疫情前就比世界经济高很多。不过，几年来，很多观察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大量减低。笔者虽然也同意，比起以前的超高速度，中国经济增长会减速，但依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高速增长，虽然多数不会再是超高速。
笔者以前就论述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超高速增长，并不是奇迹。首先，改革开放政策逐步解除了以前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桎梏，发挥了市场调节的功能，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比较优势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包括企业家、工人、农民等几乎全体中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使经济高速发展。这是所谓“中国奇迹”的首要原因，而且相当明显。其他重要原因包括：中国的后发优势；中国港澳台与海外华人，包括企业家、投资者、经管科技学术人员等对中国大陆的贡献；华人勤奋耐劳、有经商办企业的能力，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发挥；华人有未雨绸缪、福及子孙的传统，因而有很高的储蓄率，提高了资本累积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另外，虽然有一些问题，但笔者认为中国政府这几十年来对经济的调控是成功的，例如2009的4万亿问题，虽然难免有大量浪费，但大体而言这4万亿取得了维持当时经济企稳回升的重要作用。还有，中国人口多也是一个优势。多数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大问题，但是笔者长期以来都认为这是优点。人口总量大，能够有更加细致的分工，能够在公共物品（包括国防、治安、广播、基础设施等）提供方面降低人均成本。另外还有“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人越多天才越多，天才的知识是全社会可以用的。人口多造成人均资源低的因素，在高科技的现代，已经越来越不重要。
上述造成“中国奇迹”的因素，虽然有些因素的作用已经减低，但多数还存在。因此，中国在克服新冠疫情后，将以比世界经济高出很多的增长速度继续增长几十年。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往往被夸大。例如，有些人强调债务问题。然而，有如笔者以前所论述，有许多原因使中国更加能够处理债务问题，包括：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很高，只要债务不高速增加，可以用增长与时间来解决问题。第二，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即使债务与GDP的比例相当高，问题也比较小。你是否能够还债，不只是看你的收入，更要看你的储蓄量。第三，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内债，是本国人欠本国人的，不是欠外国人的。第四，中国的债务主要是私人债务，不是政府债务。政府的资产比其欠债大很多。还有，中国政府有强大的处理危机的能力。
根据IMF与毕马威等的近期分析，中国政府这次应对疫情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刺激政策相对谨慎（一方面是因为需要比较低）。例如，目前美国政府针对疫情推出的财政刺激已经累计达到约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经济的14%。相比之下，中国推出的财政刺激只有不到GDP的6%。更高的还有德国的39.1%与意大利的37.9%。因此，日后即使面对一些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国更加游刃有余。
有资深经济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和美国的GDP和负债都占世界的40% 【这是指中美两国合起来，在GDP与负债上，都共占世界的40%；美国的负债与GDP之比，比中国的大】，但现实中的问题是，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为0.125%，中国是3.85%，且中国的实际贷款利率甚至高达6-8%，中国每年利息总负担超过12万亿元，是GDP增量的2到3倍，这才是中国问题的症结。笔者认为，由于中国的债务完全是内债，对外国是债权人，不是债务人，利率高完全不是问题。有国民需要付较高利息，表示有其他国民收取较高利息，对整个经济而言，不是负担。只要在除贫与平等方面处理好，没有问题。
中国实际利率长期偏高，是因为在中国投资的长期资本边际回报率比较高，资本有比较大的盈利空间。这是中国经济有优势的象征，而不是经济的问题。对于那些借款者，负担虽然比较大（相对于实际利率比较低的国家的情形），但回报也比较大，因此也没有问题。【笔者知道，这么说，会被有些不懂经济学的人骂得狗血淋头。但在这个网络谩骂的时代，学者不但要讲求真理，还要不怕被乱骂。】
拜登取代特朗普为美国总统，中短期而言，应该对双方与世界经济，甚至全球环保都有利。但长期而言，特朗普的政策，更会使美国相对中国的力量更加快速下降。（详见我在网易研究局2018年8月28日的专栏文章>>）
综合国内外各种因素，笔者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依然是乐观的。绝大部分上文所说的以前使中国高速发展的因素，有相当大的部分依然存在。还有，虽然以前的人口红利已经不再适用了，但多年来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红利还会维持很长的时间。中国现在能够依靠引进外国技术的空间比以前小了，现在更加需要靠自己的创新。但笔者信任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因此，中国应该能够以每年5-6%的高速增长好长的一段时间。
总结一句，有不确定性，有问题，但对中国经济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名目汇率还要看两国的相对物价上涨率）等，都可以审慎乐观。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长期快乐而言，经济与金钱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因素；环保、平等、道德等更加重要。
往期回顾：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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