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泽宇
2021年1月27日，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发布了他们的2021年度公开信《这一年，全球健康与你我休戚与共》。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在接受网易研究局采访时表示，“疫苗研发速度之快让我印象深刻。全球目前有许多候选疫苗，这些疫苗正处于不同阶段，已生产的数量和监管部门提供的数据各不相同，但情况比我预想的要好。”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在电话会议上。来源：©Gates Notes
“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随着我们不断改进mRNA平台，我们可以用它来研发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的疫苗。mRNA平台的有效性已经得到验证，因此会变得十分重要。”比尔·盖茨补充道。
对目前备受关注的新冠病毒变异的问题，比尔·盖茨表示，可能发生的情况是，面对变异病毒，有效性较高的疫苗的有效性可能会降低一点，有效性偏低的疫苗的有效性会降低很多。
“针对抗体进行的对数分析显示，对于一款有效性只有40%到50%的疫苗，相比于有效性达90%的疫苗，病毒发生变异后其有效性下降的比例会高得多。疫苗对于避免新冠肺炎重症更加有效。接种辉瑞和莫德纳新冠肺炎疫苗的人群中几乎没有出现重症病例。”他表示，“即便疫苗的有效性降低了一点，它们依旧是非常有效的工具。我们正在和这些公司一同研究新冠肺炎的二价疫苗，这种疫苗即保留了原有的棘突蛋白，也含有针对多个变异病毒株的新棘突蛋白。”
在今年的年信中，比尔和梅琳达回顾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影响，以及在此次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行动中涌现出的全球协作机制和科学创新成果。他们也分享了对疫情过后的乐观愿景，讨论了为什么他们认为世界会因此变得更加强大、健康、有韧性。此外，比尔和梅琳达还探讨了他们认为对建设更好的未来至关重要的两个议题：优先解决公平问题和防范下一场大流行病。
比尔和梅琳达写道：“新冠肺炎夺走了人们的生命，数百万人受到病痛的折磨，全球经济也因此陷入严重的衰退。虽然复苏之路仍然漫长，但在这场抗击病毒的战役中，全球在开发新型检测工具、药物和疫苗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工具很快就能大幅拉平疫情曲线。”
比尔和梅琳达还表示，为应对这场疫情，世界各地的捐助者纷纷慷慨解囊，商业竞争对手共享研究成果，而多年以来全球健康领域的持续投入开启了疫苗开发的新纪元，安全有效的疫苗得以在前所未有的时间内交付。但是他们也同时提醒人们，疫情还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健康鸿沟，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有色人种社群、贫困人口和女性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他们担心此次疫情可能会导致另一种不公平现象成为长期问题：免疫不平等。他们呼吁全球采取包容性的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病毒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不平等影响。
梅琳达写道：“从疫情开始，我们就在提醒富裕国家谨记一点：任何一处的新冠疫情都会对整个世界构成威胁。在每个人都能接种疫苗之前，还会有一批批病患不断出现。不平等的恶性循环也将持续下去。一切都取决于全世界能否齐心协力，保证2020年取得的科学成果能在2021年尽可能挽救更多生命。”
比尔和梅琳达强调，现在开始防范下一场大流行病，并非言之过早。他们指出，虽然制止大流行病每年将需要数百亿美元的投入，但全球已经因为新冠肺炎造成约28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他们敦促各界在检测工具、药物和疫苗方面继续投资，并探讨了建立全球预警系统的重要性，确保能及时监测到疾病的暴发。
比尔写道：“世界已经明白应该严肃对待大流行病。我们已经看到不断有新的大流行病防范战略出台。我预计未来的数月和数年内还会涌现越来越多的举措。当此次新冠肺炎大流行病来袭时，世界没有做好准备。我相信下一次会大有不同。”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自成立之初便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迄今为止，盖茨基金会已经为抗击新冠疫情承诺投入17.5亿美元，用于支持合作伙伴进行疫苗、检测工具和药物的开发和公平分配等工作。
以下为今年盖茨年信中的要点精编：
【要点一】比尔·盖茨：投资全球健康事业是全世界最划算的“保险”
斥巨资投入全球健康，值得吗？比尔·盖茨在年信中说，相比于新冠肺炎预计将造成的28万亿美元损失，全球每年投入的数十亿美元公共卫生经费能够减少数十万亿美元量级的损失，并避免数百万死亡。他说：“我认为这是全世界可以买到的最好、最划算的保险了。”
· 研究估计，高收入国家每向加速终止新冠疫情的多边机制ACT-A及COVAX投入一美元，就有望在未来五年内获得十美元以上的经济效益。
· 比尔·盖茨在2017年度公开信中写道：“在儿童免疫接种方面每投入1美元，你将获得44美元的经济效益。这包括避免当孩子生病，家长无法工作对家庭所造成的损失。”根据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数据推算，在疫情的前六个月，全球儿童的疫苗覆盖率从84%降至约70%，跌落至1990年代的水平。这将令全球健康蒙受巨大损失。
【要点二】比尔·盖茨：必须像对待战争威胁那样重视大流行病防范
比尔·盖茨在年信中写道：“为了防止去年的艰难形势重演，我们必须像对待战争威胁那样重视大流行病的防范工作。”
比尔·盖茨提出：“要防范全球大流行病，光靠科学工具是不够的。全球还需要可以实时监测危险病原体的基层能力，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快速启动的基层卫生力量。”
盖茨说，这方面的具体细节还有待考量，但已有一些初步想法：1）建设全球预警系统，在第一时间发现疾病的暴发，不管何时何地；2）培训应急人员，随时准备应对在短时间内出现的潜在危机，当没有疫情暴发时，这些人可以进行疟疾和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防控方面的工作，以维持高技能水平；3）进行应急防控的情景模拟演练，在模拟中训练、分析、提高应对疫情暴发的能力，就像用军事演习来提高实战能力一样。通过这些工作，来为下一场大流行病做好准备。
已有案例显示，既往为应对其它疾病进行的公共卫生系统和机制建设正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
· 在全球多个国家，用于预防脊髓灰质炎、麻疹等疾病的基础设施已经帮助当地人民多次抵御新发传染病的暴发。比如，在尼日利亚，当初为应对脊髓灰质炎建立的应急处理中心（EOCs）、供应链和受过培训的人员在新冠疫情中成为抗疫的顶梁柱。
· 埃博拉疫情让我们认识到加速新疫苗研发的重要性，2017年，盖茨基金会与众多合作伙伴共同创立了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CEPI为已知疾病的疫苗实施概念验证和人体安全性测试，同时资助新技术手段，以加快应对未知新发传染病（disease X）的疫苗研发和生产。在新冠疫情中，CEPI资助了多个新冠候选疫苗的研发，CEPI也深度参与到新冠疫苗公平分配的工作中。
· 上世纪90年代末，比尔和梅琳达·盖茨意识到全球疫苗接种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每年贫困地区有数十万儿童死于富裕地区早已销声匿迹的疾病，而这些疾病很容易通过疫苗接种进行预防。2000年，盖茨基金会和合作伙伴共同创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盖茨基金会此前通过与疫苗生产企业和伙伴合作，以低廉的价格大规模交付其他疫苗，包括通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向低收入国家的8.22亿儿童提供疫苗，现在也在运用同样的方式和经验交付新冠肺炎疫苗。
【要点三】国际合作成为加速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
年信盘点了为对抗新冠而涌现出的众多科技创新。许多创新来自前沿领域，如人类首次将mRNA疫苗研制成功，及多种检测试剂、单克隆抗体疗法等。年信指出，创新提速离不开国际社会大量募集与投入的资金，使得不同技术路线疫苗与药物的开发和临床试验可以平行开展，竞争对手共享研究成果，也离不开全球多年来对科技和开发工具的投资。年信明确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企业能独立实现这一目标。”
比尔·盖茨认为，“政府要继续投资于此次疫情中不可或缺的科学工具——即便是在我们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以后。”他还在年信中提出，“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全球的超大型诊断平台，每周可以检测多达20%的全球人口。”
· 从发现病原到疫苗面世，大多数传染病都以十年甚至百年为单位，埃博拉用了43年，乙肝用了14年，而随着全球多种疫苗的附条件上市，新冠肺炎只用了1年，并且没有降低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标准。各国共同投资大量的候选疫苗组合能有效地降低疫苗研发的失败风险。
· 在新冠疫情中，CEPI资助了多种新冠肺炎疫苗的候选疫苗的研发，包括两种来自中国的疫苗。2020年3月，CEPI发起了一项筹资呼吁，为新冠疫苗的研发寻求20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以便在第一轮候选疫苗结束临床试验并提交上市申请时，启动研究并加快开发新一轮具有潜力的候选疫苗。新一批候选疫苗将在大规模生产、温度稳定性和低成本生产方面具有更大的潜力，因此更可能满足中低收入国家的需求，从而降低疫苗价格、推动疫苗公平可及。盖茨基金会已于2020年11月宣布向CEPI追加2000万美元赠款，用于新一轮候选疫苗的研发。
· 单克隆抗体可以直接对抗感染者体内的病毒，在新冠肺炎的治疗领域被业界寄予厚望。十多年来，盖茨基金会一直在资助单克隆抗体疗法的研究，探寻其治疗流感和疟疾的潜能。在未来五到十年间，mRNA疫苗的研发速度会提升，生产更易规模化，储存性能更稳定；单克隆抗体也可能完成技术突破，快速应用于抗击新的病原体。它们有望成为抗击传染病的新利器。
【要点四】梅琳达·盖茨：每个人都应该为免疫的不平等担忧
梅琳达·盖茨在年信中表达了对只有高收入国家能够接种新冠疫苗的担忧。她写道：“从疫情开始，我们就在提醒富裕国家谨记一点：任何一处的新冠疫情都会对整个世界构成威胁。”
她强调，在每个人都接种疫苗之前，仍会有一批批病患不断出现，并带来不平等的恶性循环。新冠疫情能否尽快结束，取决于全世界能否齐心协力，保证2020年取得的科学成果能在2021年尽可能挽救更多生命。
· 疫苗平等分配能挽救更多生命。盖茨基金会2020年《目标守卫者报告》指出，美国东北大学生物和社会技术系统模型实验室 (MOBS LAB) 研究显示，若30亿剂新冠疫苗按人口比例分配给所有国家，将能够避免61%的新冠死亡病例。若50个高收入国家获得了前20亿剂疫苗，则只能避免33%的死亡。
· 全球新冠疫苗存在无法平等分配的威胁。目前，超过70亿剂新冠疫苗已经被各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预购，其中，高收入国家42亿剂，中高收入国家11亿剂。致力于保障新冠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订购了20亿剂。
· 在很多国家（地区），新冠疫苗的接种“进度条”已开始推进。OurWorldinData的汇总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将近4000万剂新冠疫苗已经被接种了。
· 盖茨基金会与世界卫生组织等诸多合作伙伴在2020年4月发起了“全球合作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肺炎防控新工具”（Access to COVID-19 Tools Accelerator，简称ACT-A）国际合作倡议，旨在推动新冠肺炎检测手段、药物和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公平分配。
·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 Facility)是ACT-A的疫苗支柱，确保尽快开发出疫苗，在不影响安全性的情况下生产足够数量的疫苗，并将其交付给最需要者。估计到2021年底，COVAX将提供20亿剂疫苗，价值181亿美元。疫苗支柱由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领导。中国于2020年10月8日宣布正式加入COVAX。
【要点五】梅琳达·盖茨：女性，在新冠疫情中更需要支持
梅琳达·盖茨在年信中指出，女性在职业、教育、家庭和健康方面遭受新冠疫情带来的损失更为严重。如果这种影响被忽略，疫情的危机将会延长，经济复苏将会减缓。
梅琳达还指出，女性在疫情期间承担了更多无偿工作。全球范围内，女性无偿护理工作每增加2小时，就会使得女性劳动参与率降10%。
她在年信中呼吁：“世界领导人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应重点考虑女性”，并通过建立起考虑到女性需求的数字转账项目、设计针对女性和低收入工作者的经济应对计划、将育儿视为重要的基础设施，来保障女性的权益。
· 世界上40%的女性和36.6%的男性在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工作。许多女性较为集中的行业受疫情影响更加剧烈，如全球80%的家政服务人员是女性，而在疫情中，72%的家政服务人员失业。中低收入国家的女性很大一部分都在非正式行业工作，这些行业往往在家中、公共集市等当前不便前往的场所，因此得到政府支持的机会较少。
· 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当学校在疫情结束后重启时，女生返校的可能性更小，由此更容易失去未来的发展机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估计，当新冠疫情结束，1100万女生可能不会再返回学校。
· 全球范围内，女性从事无偿护理工作和家务的时间（4.1小时）几乎比男性（1.7小时）多三倍。疫情期间，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照顾家人的无偿工作。盖茨基金会将制作一部简短的数据可视化视频，讲述儿童保育在经济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间，社会上儿童保育服务断供如何对妇女造成更大影响。
· 全球约70%参与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工作者和一线人员是女性，但她们因此获得的收入平均比同业男性低28%。
以下为采访内容精编：
比尔·盖茨：全球大流行病之影响毫无意外地成为我们今年年信所关注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大流行病本身是盖茨基金会一直在深度参与应对的严峻问题，还因为大流行病也打断了常规免疫、消除小儿麻痹症等工作，甚至给在发展中国家获取艾滋病治疗药物、防疟蚊帐等带来重重阻碍。
刚好是从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明确意识到需要把应对大流行病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因为盖茨基金会在疫苗研发和传染病防控领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包括在疫苗生产和监管等领域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有所涉及。自那以后，基金会团队一直夜以继日地帮助并推动企业、以及那些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紧密合作的捐赠国与受捐国并肩合作。
我们已尽最大努力减少疫情造成的死亡。尽管在非洲许多地方，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并不高；而那些新增的死亡，主要还是由于新冠疫情打乱了基层卫生保健系统的工作而造成的。
针对肺炎、腹泻和麻疹的关键疫苗没有被送到足够多的孩子手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疾病导致的儿童死亡数量有所回升。这些疫苗曾奇迹般地减少了儿童死亡，这是Gavi、盖茨基金会和其他全球健康领域的合作伙伴所引以为豪的。在2000年，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儿童死亡。这个数字在2019年降到了500万以下。
这真的是很大的进步，我们还没有拿到2020年的最终数字，但这个数字会有所上升。所以现在我们需要让这些系统重新运作起来，为没有接种疫苗的孩子补种疫苗。
当然，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现在的疫情其实已经到了高峰期。美国、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死亡人数都达到新高。遗憾的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甚至可能四个月，这些数字可能不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下降。但是我们相信即将看到胜利的曙光。全球很多公司都在研发疫苗。我们正在获得疫苗的试验数据。产能正在提升。随着疫苗接种范围扩大到一定程度，我们将终结此次疫情。
当然，要把疫苗分配出去，需要先解决疫苗的供应问题，而现在疫苗的供应非常短缺。另外还需要解决国内的物流配送和需求端的问题。我们在这三个方面都有挑战，因为围绕疫苗我们需要做好沟通工作。人们总是担心疫苗是否安全，他们也可能会被各类谣言误导。
因此，分享基金会的伙伴网络和专业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你可能知道我们已经为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工作提供了超过17.5亿美元的资金。对疫苗的投资占据了最大一部分。我们也资助了诊断工具（特别是在非洲）和治疗方法的研发。我们发现了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这样的药物，可以显著降低死亡率。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其它药物，如秋水仙碱（colchicine），我们希望这种低成本的治疗方法能有助于控制此次疫情。
好消息是，这正在加速像高性能PCR诊断这样的工作，这类诊断可以低廉的成本完成。这可以加速我们思考发明新的治疗方法，比如快速制造抗体。现在，从分离出一个抗体到可以进行大批量生产，大约需要8个月的时间。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在疫苗方面，我们有新的平台——如mRNA——在未来5到10年可以完全成熟。成本、可扩展性、热稳定性等限制都可以随之迎刃而解。
我们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疫苗产能。即使这次我们在一年内获得疫苗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在未来，我们做检测的方式，将专业知识付诸实际的方式，实践和进步的方式，都会帮助我们比这次做得更好，限制疫情对人类健康和经济的损害。
遗憾的是，这次疫情确实对贫穷国家的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创。发展中国家无法像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那样增加政府开支，所以经受了很大的打击。我们希望这些国家能回到增长的轨道上。
当然，基金会在中国做了很多工作。除了基金会针对很多疾病的工作，我们也与疫苗制造商合作。在这个领域，我们一直非常积极地参与讨论，无论是帮助协调还是支持监管问题。我们的合作伙伴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一直在与中国的一些疫苗公司进行沟通，据我了解，三叶草（Clover）公司的疫苗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2015年时，我做了一个演讲。我警告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下一次的大流行病。现实被我不幸言中。至少，现在我们有了CEPI，它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工作持续做出贡献。此外，我为Gavi感到非常自豪，因为Gavi将疫苗送到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手中，哪怕他们生活在最贫穷的国家。现在，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疫苗公平问题，我们需要获得世卫组织批准的疫苗的安全和疗效数据，并立即通过Gavi筹集资金来购买这些疫苗，以保证疫苗对那些贫穷国家来说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才筹到这笔钱。就在最近，美国拿出了40亿美元。欧洲的领导人们也正在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大约100亿美元来资助一些疫苗的采购，这些疫苗非常便宜，比如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强生（Johnson & Johnson）和诺瓦瓦克斯（Novavax）的疫苗。
我们希望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交付只会延迟6到8个月。如果进展不利，可能需要12到15个月的时间。当然，通过这项工作，整个世界在经济和疫情防控方面都会受益。
中国在生物研发方面的工作，包括疫苗研发水平持续提升。我们投入支持成立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也正在取得非常好的进展。我们还致力于加强监管合作，推动各国相互学习，推广数字技术，等等。
这的确是忙碌的一年。我们的脊髓灰质炎根除运动倒退了好几年，但我们仍然希望在几个月后让它回到正轨，使脊髓灰质炎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二个被根除的疾病。这项工作还是有希望的。
我希望世界可以更好地协作，为下一场大流行病做好准备。中国参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是件很棒的事情，而且还在与Gavi讨论如何帮助更多国家都能得到新冠肺炎疫苗。
我觉得全球合作的必要性在这次疫情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希望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此前在这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不够，但我们需要加大投入，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尽快做好准备。尽管这可能需要数十亿美元，但这是一桩“划算的买卖”，因为这等于买了一份可以避免数万亿美元损失的“保险”。
问：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超过了1亿。在你的年信中，你再一次呼吁，现在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准备，并不算太早，为了做到这一点，你提到我们需要一个全球预警系统。我的问题是，鉴于世界各国在卫生系统发展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你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可行？现有的哪些合作框架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比尔·盖茨：是的，确实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在TED演讲中曾经简要介绍过自己的想法。遗憾的是，95%的观看都发生在这次疫情开始之后，而不是在之前。我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相关文章，更加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想法。
和5年前（做TED演讲时）相比，我现在有一些更成熟的想法，因为你可以做非常大规模的PCR检测，我们的一些原型已经证明，PCR检测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和非常大的规模来进行；关于抗体的想法也有了很大进展，下一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协调临床试验。
这些非常具体的实地工作，正如你所说，可能是最困难的部分，我们也有像Lumira这样的诊断平台，可以把它带到非洲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便宜的平台，即使对于基层卫生保健中心来说都是很容易使用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对那些非常规的死亡进行调查。我们建立了一个“儿童健康和死亡率预防监测网络”（Child Health and Mortality Prevention Surveillance Network, CHAMPS），通过这个网络我们可以分析所有不同的死亡原因，甚至收集生物样本进行类似解剖的工作，以更好地了解死亡原因，以确保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新的病原体。一旦确认是，我们需要马上重视起来并开始研制疫苗和药物。
我认为在我们部署的这些新的大规模诊断平台可以见效之前，我们需要对基层卫生保健队伍进行资助，以保证他们可以一直正常工作，这样，这些正在进行疟疾或脊髓灰质炎等疾病防控工作的流行病专家们，一旦看到了流行病暴发的风险，就能立即行动。但我们需要保证他们能够得足够的工作资金，这样他们就会时刻做好准备。他们是否能够时刻准备好，发挥他们的专长，这一点非常关键。
所有这些的总成本其实不是那么巨大，一半用在研究开发，一半用于实地部署。世界应该讨论决定：这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实地工作，应该在世卫组织的协调下进行，或者部分工作可以通过非洲疾控中心来协调和组织；筹集资金和组织工作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在大家仍在思考大流行病会有多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对这些问题）拿出更具体的想法，希望在5月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有更多的讨论。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进行全球卫生治理的主体，讨论的议题包括世卫组织的角色、世卫组织应该如何改进其工作、如何筹集更多资源、如何更好地将各个国家和各个区域连接在一起，甚至如何更好地与私营部门协作。因为对很多国家来说，无论是生产能力、检测能力还是开展临床试验的能力，都在私营部门那里。虽然很有必要，但这些工作最初并没有被很好地协调，我们的基金会很自豪地推动了一些这方面的协调工作。在这方面，任何一点时间的耽搁，都会带来生命的损失。
所以今年会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我们必须共同规划，同时着眼于两件事情：一是控制此次疫情，二是为下一次大流行病防范做好准备，投入资金以描绘更具体的蓝图。
问：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疫情造成的不平等。这场大流行病凸显了一个日益分裂的世界，并对社会、性别、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造成了更多的挑战。我们能做什么来弥合这样一个分裂的世界呢？
比尔·盖茨：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在哪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正如我非常欣赏的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事实》（Factfulness）一书中指出，地球上各地的生活已经得到改善。如果从全球层面看，发展中国家的改善速度要比富裕国家要快，所以实际上缩短了一些差距。
如果我们看一下疫苗，2000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因为Gavi诞生了。Gavi最大的三个资助方是英国政府、美国政府和盖茨基金会。
因为我们意识到，发展中国家急需像腹泻和肺炎这样的疫苗，在这些国家提供这些疫苗可以挽救10倍的生命。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如何将这些疫苗送到那些孩子们手中，即便这些疫苗已经上市并且供应给了中等收入国家和富裕国家。
Gavi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挽救了数千万生命。他们将捐赠方的资金，用于整合和扩大一些关键疫苗的需求，并以此降低疫苗的成本。这是儿童死亡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Gavi的专项资金（Gavi COVAX AMC）来购买新冠肺炎疫苗，将其提供给全球77个最贫困的国家。只要是通过世卫组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标准的疫苗，Gavi都会采购，而且越多越好，因为我们的进程已经拖延了而我们需要更多疫苗。
这些疫苗的其中一部分将在亚洲的工厂批量生产，包括印度。按单位计算，实际上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疫苗是在印度生产的，那里的印度血清研究所（Serum Institute）等厂商是低成本疫苗的主要供应商。
我们正在利用这些工厂，通过签订二级供应协议为一些西方国家的疫苗厂商生产疫苗。特别是如果阿斯利康、强生和诺瓦瓦克斯的疫苗能尽快获得所有监管批准，这些疫苗很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交付的疫苗中的主力军。
我们需要退一步考虑问题，让更多工厂为生产疫苗做好准备。mRNA可以成为我们的疫苗平台，因为它会是一个灵活的平台。如果我们建立mRNA疫苗工厂，这些工厂可以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但如果我们使用另一种方式或方法，不管是什么病毒出现，无论是自然产生的疫情或是生物恐怖袭击产生的疫情，可能就无法适用，我们可能无法阻挡这种病毒。
问：去年12月，你警告说接下来的四到六个月会成为疫情自从发生以来最艰难的阶段。现在疫苗的面世使你更乐观了吗？你预计新冠肺炎疫情何时能够结束？
比尔·盖茨：这有点像个悖论。我一方面认为在很多国家，接下来三个月的疫情会很严重，一方面也认为到今年夏季，在富裕国家，新冠肺炎的病例数会变得很少，而且到今年年底或明年上半年，全球的疫情甚至都有可能得到控制。如果疫苗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就有望恢复正常的生活。
现在新冠疫苗接种刚刚开始开展，极少数国家已经给10%的人口接种了疫苗。当接种率达到30%，疫苗的益处就会很明显，但为了彻底阻拦疾病，我们可能需要70%到80%的接种率。
我们也在研究病毒的新变异会不会让疫苗起效变得困难。对于本身效力比较低的疫苗，我们很担心这些新的变异会严重影响它们的效果，但我们还需要观察。我们在南非正在针对多种疫苗进行试验，看看这些疫苗面对新变异效果如何。我们也有可能需要回过头增加另一套方案，也就是使用二价疫苗，让疫苗在沿用之前的棘突蛋白的同时，在疫苗中增加对多种病毒变异株均有保护作用的新抗原成分。
不过我还是乐观的。我不认为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终结疫情，但我们还处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
问：现阶段，一小部分国家购买了全球疫苗供应量中的绝大部分。尽管有COVAX机制，但资金仍然不足。有时，它被批评在促成交易和疫苗交付方面进展缓慢。最近，作为新冠肺炎疫苗的重要生产地，欧盟发出警告可能限制疫苗的出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真正实现疫苗的全球公平分配，而不是仅限于富裕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
比尔·盖茨：是的，一方面这些疫苗组合被证明是有效的，而另一方面许多国家正在面对严重疫情导致的大量感染和死亡，政府官员迫于压力，选择直接和疫苗公司进行交易，而非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获得疫苗。
所以，为了避免你谈到的问题，我们说服了一些疫苗企业在不收取任何专利费的情况下，在世界上最大的疫苗工厂生产疫苗。比如阿斯利康将在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诺瓦瓦克斯也将在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而强生将在印度Biological E公司生产。
当然，印度血清研究所的产能比世界上任何的疫苗厂商都大5倍，但从销售额和利润来看，却不在同一个量级，因为他们卖的是两美元的疫苗，而不是几百美元的疫苗。西方公司率先发明了肺炎球菌疫苗，这些开创性的工作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可观的收入。
我们能够保证这些印度工厂将致力于为Gavi支持的（低收入）国家生产疫苗。如果我们能提高这部分产能，我们就能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实现疫苗接种水平的跨越。
我看好mRNA平台，但要扩大其规模并不容易。从现在开始的5年内，我们将解决mRNA平台面临的挑战，包括成本、规模化以及所谓的热稳定性。现在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冷链，而这几乎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使用。
因此，大部分辉瑞（Pfizer）和莫德纳（Moderna）的疫苗将流向富裕国家。而由于更易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阿斯利康、诺瓦瓦克斯和强生的疫苗将在Gavi的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像我们在儿童疫苗领域做的事一样，我们将向许许多多国家提供新冠肺炎疫苗。
各国争先采购疫苗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这说明了新冠疫苗的重要性。但是盖茨基金会一直在大力倡导疫苗的公平可及。若非我们介入并提供资金，利用我们与这些国家和公司的关系来促成合作，通过印度工厂的产能进行二级供应的方案是无法实现的。
当然，我们不需要向发明疫苗的公司支付专利费，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我们只支付那些工厂的边际生产成本。
问：你一直主张在抗疫问题上应该进行国际合作。在今年的年信中，你也强调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应该起到带头作用，为贫困国家提供资助来抗击疫情。我想知道，你是否有计划与拜登总统交谈？如果有的话，你打算如何说服他提升美国政府对全球基金（Global Fund ）和GAVI的承诺，以帮助穷困国家获取疫苗。因为目前来看，全球范围内公平获得疫苗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比尔·盖茨: 美国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就是为研发提供资金，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开发局（BARDA）拿出了100多亿美元。除了辉瑞，大部分已经通过英国、美国或者欧洲监管机构审批核的新冠肺炎疫苗生产企业，都从美国这一项目中获得了大部分的研发资金。提供研发资金的第二大主要来源就是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CEPI由日本、英国和挪威政府、惠康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作为主要出资方倡导成立。
很多政府为各自国家的疫苗研发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这非常重要，但从总数上来说没有BARDA提供的资金额度大。英国支持了阿斯利康，德国支持了CureVac和BioNTech，中国支持了科兴生物、国药集团，还有其他一些疫苗公司。这就是（疫苗）研发资金方面的工作。
还有就是用于疫苗采购的资金，对此我们非常失望。尽管我们早在2020年3月就开始在美国推动这项工作，希望在美国国会最初通过的经济刺激法案中能够涵盖用于疫苗采购的资金，但直到12月底签署的第二个经济刺激法案中，这笔款项才得以通过。这一法案包括向Gavi的采购基金投入40亿美元，用于采购新冠疫苗。如果我们想要为超过20亿人接种新冠疫苗，如果按每剂疫苗不到4美元来算，我们交付这些疫苗大概需要差不多100亿美金。欧盟已经对这一资金需求做出了承诺。
这是Gavi通常会采用的交付疫苗的方式，由Gavi来进行采购（为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由此，这些发展中国家不必（为疫苗）支付（高昂的费用）。当然，这笔钱只能用于购买已经通过世卫组织审批的疫苗，如果有些疫苗生产商无法获得世卫组织的审批，这个过程会充满挑战。目前，只有辉瑞和Moderna的疫苗通过了WHO的审批。我希望其他三种疫苗在未来2到3个月内能够获批，当然我更希望未来更多疫苗能够获批。如果他们有强有力的数据支撑，特别是如果能够开展新的临床试验来证明他们的疫苗能够抵御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就更好了。
美国之前的一些行政部门并没有全力支持，所以对疫苗进行资金投入的相应工作开展较晚，这难免让人有些失望，但好在现在这些支持措施已经开始实施。现在新一任的拜登政府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愿意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和一些国家进行商谈，以保证用于疫苗采购的工作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
疫苗接种工作从全球来看并不会同步，会出现延迟。富裕的国家已经开始接种疫苗。所以在监管层面、捐赠方面以及特别的合作生产协议等方面工作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实现为全球一定比例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依然可能延迟大概6个月。如果其中一些环节的努力没有成功，这一延迟甚至可能会超过12个月。
所以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很多捐助国也在提供支持。（不过，和过去相比，情况已经好很多了。）过去，在Gavi机制成立之前，富裕国家能够接种的一款疫苗，往往要在十年以后才能惠及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问：有人担心病毒变异的速度比疫苗研发的速度快。你是否担心这点？
比尔·盖茨：疫苗研发速度之快让我印象深刻。全球目前有许多候选疫苗，这些疫苗正处于不同阶段，已生产的数量和监管部门提供的数据各不相同，但情况比我预想的要好。我之前希望有几款疫苗能在2020年底前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紧急使用许可，但我当时并不确定这一定能实现。所以我和福奇医生一直说，我们可能到2021年中会有疫苗。但实际上疫苗面世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
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随着我们不断改进mRNA平台，我们可以用它来研发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的疫苗。mRNA平台的有效性已经得到验证，因此会变得十分重要。
你关于疫苗变异的问题是一个好问题。可能发生的情况是，面对变异病毒，有效性较高的疫苗的有效性可能会降低一点，我们很快就能获取相关数据了，有效性偏低的疫苗的有效性会降低很多。针对抗体进行的对数分析显示，对于一款有效性只有40%到50%的疫苗，相比于有效性达90%的疫苗，病毒发生变异后其有效性下降的比例会高得多。疫苗对于避免新冠肺炎重症更加有效。接种辉瑞和莫德纳新冠肺炎疫苗的人群中几乎没有出现重症病例。
即便疫苗的有效性降低了一点，它们依旧是非常有效的工具。我们正在和这些公司一同研究新冠肺炎的二价疫苗，这种疫苗即保留了原有的棘突蛋白，也含有针对多个变异病毒株的新棘突蛋白。
问：新冠疫苗的问世带给我们希望，你也刚刚注射了第一剂疫苗。但是这次新冠疫苗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研发，又伴随着病毒的变异。有些人有疑惑。他们很犹豫是否应注射疫苗，我有些朋友说他们并不想注射疫苗。你怎么看他们的担忧？这应该如何应对？
比尔·盖茨：通过严格监管机构审批的疫苗在挽救生命方面有着非常良好的记录。虽然我们仍在努力，但我们几乎已经根除了小儿麻痹症；我们消灭了天花；麻疹死亡人数下降了80%以上；同样取得这一成绩的还有痢疾、肺炎，等等。因此，疫苗已经挽救了数亿人的生命。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应该被公众知晓的事实。
很多人可能会等待，不会选择尽早接种，直到他们的朋友接种疫苗后，他们看到这种疫苗确实非常有效和安全（才会进行接种）。一些调研表明，这些人想的是没有必要成为第一批接种者。
当然，老年人、生病的人或医务工作者，他们很可能想要疫苗，因为他们承担了最大的风险。你也不想感染其他人，而疫苗可以帮助你。当你选择接种疫苗时，这真的是对你所在社区的一种帮助。
我相信我们很可能会面临疫苗的供应不足。我们必须解决供应、上市和物流上的需求。但我希望大多数国家能达到70%-80%的接种水平，这样即使北半球进入2021年的秋季，传播水平也会非常低。
华盛顿州目前正在为65岁及以上的人群接种疫苗。很幸运，我刚过65岁。我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的莫德纳疫苗，几周后我将去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有效性通常在第二剂接种完一周后变得很高。我觉得很幸运，有机会可以接种上新冠疫苗。我想告诉大家我信任这些疫苗，因为它们经过了标准的研发过程和试验流程。所以当满足疫苗接种的条件时，我第一时间就接种了。
正因为人们犹豫是否要接种疫苗，所以我们需要进行这些大规模的安全性试验。这些试验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成本。疫苗生产设施需要进行检验，以确保生产质量达到最高水准。只要有一个小细节出了问题，该工厂就会被关停。疫苗这个系统需要信任的支撑。（严格的监管很重要）如果我们批准一个有重大漏洞的疫苗上市，那么全世界其他的疫苗也会受到连累。若人们不接种疫苗，那么结果就是疫情将持续更长时间，更多人将失去生命。
我们经常听到关于小儿麻痹症疫苗的谣言，称这些疫苗会导致绝育或其生育方式有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找到那些被大家信任的人。疫情期间，关于新冠疫苗甚至是我本人、还有福奇医生有很多疯狂的谣言，因为人们都在试图寻找一个简单的解释，告诉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希望人们不会因为这些言论而拒绝接种疫苗，因为这非常不利于我们回归正常生活。
问：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你和盖茨基金会遇到的挑战有哪些？你觉得应对未来可能的大流行病的挑战会有哪些？哪些方面的支持你觉得是最需要的？
比尔·盖茨: 各国政府有责任对可能发生的糟糕情况未雨绸缪，无论是地震、战争还是火灾、龙卷风等。如今，他们将要把大流行病防范列入其中，虽然早该如此。各国在流行病应对方面没有做足够的模拟预演工作。通过情境模拟，各国可以摸索如何快速进行诊断、如何采取隔离措施，或是由谁向民众来传达需要改变行为习惯的相关信息。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有能力将病例数尽快降下来。澳大利亚、韩国，很多不同的国家也做到了。我们应该看看这些国家在早期的应对措施和沟通方面做了哪些其他国家没有做到的工作。但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进行过足够的模拟）我们还应该有更好的诊断工具、更快问世的治疗药物、更好的数据以及更快速的药物试验——而这些工作目前都花费了太长时间。对每个国家、全球机构、对于我们开展的合作以及对于如何沟通而言，这次疫情都给出了一长串的教训。
我们不知道下一次大流行病将会是什么时候到来。但我们知道，我所提及的这些步骤并不需要昂贵的投入。因此，我尤其盼望看到（这些领域的）全球合作，无论是通过WHO还是其他的机制进行协调，比如（疫苗的）研发工作，国家之间需要有效沟通，了解各自的重点是什么。
现在，疫苗交付这一块工作可能应该由WHO管理。因此，各国要了解WHO区域办事处是如何参与其中的，这是一项全球性的工作，需要非常高素质的人才。我希望我们都能提出建议，到了（今年）五月的世界卫生大会上，能看到一些很棒的想法。我们也应当切实呼吁各国投入资源，包括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为重要的国家、以及欧盟国家，共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问：你是否认为中国在控制新冠疫情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其他国家应该效仿中国模式来控制病毒？中国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比尔·盖茨：遏制疫情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全球合作将病毒从世界各地清除掉。中国做得很好；但即便如此，也还是要面临一些输入型病例。中国非常迅速地展开了大规模检测，发现疫情、采取行动，把病例控制到最低。
但不是所有政府都可以像中国这样做，那并不现实。中国的执行速度非常快。当疫情发生在湖北，14亿人口的国家能够动用大量资源（进行驰援），比如调派卫生工作者和建筑工人。但假设一个湖北省大小的国家需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控制疫情，它是不会有这样的资源和能力的。所以，这种协调速度和社会配合的程度对于控制疫情确实起到了作用，使得中国其他地方的疫情规模没有发展到武汉市、湖北省当时的水平。
确实，我们可以从这次的经历中吸取教训。那么其他国家，比如：韩国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接触者追踪模式，是个很好的经验。再比如：澳大利亚迅速地展开了检测，也是不错的经验。我们需要收集最佳实践案例，然后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进行调整。在几周之内建好医院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这在非洲国家并不现实。
我认为在未来五到十年内，mRNA疫苗工厂会遍布全球各地。届时，疫苗的产能将会大到我们都无需担心现在的这些争议了，比如一些国家政府觉得自己买不上疫苗、对疫苗进行竞价、或是禁止出口。这些行为并不会增加疫苗整体的供应量。所以，我们基金会的作用主要就是增加疫苗供应量，尤其是为那些无法支付最高价的Gavi国家，这些国家里有些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疫情挑战却无法以己之力购买疫苗。
问：你会就抗击疫情对拜登政府提出哪些建议？你认为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在他任期内得到缓和吗？
比尔·盖茨：我对拜登这届政府班子的了解要远多于特朗普那一届。新班子中的很多人来自于科学领域，不少人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曾与我们合作过。而且甚至在拜登正式就职之前，他们就开始听取专家意见。因此，我认为拜登政府在改善美国目前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上将会采取诸多行动。
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重新加入世卫组织。众所周知，这是一件大事。（新一届政府）他们还在讨论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援助的事宜。这些国家不仅遭遇卫生方面的问题，在经济上也面临很大挑战，因为它们不能像中国或者美国那样，通过借贷来大规模扶持经济发展和资助福利项目。
中美关系非常重要。我希望在很多领域，中美之间能够形成强有力的双赢局面，比如：气候变化以及大流行病防范——包括终结现在的（新冠肺炎）和为可能的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准备。当然，盖茨基金会正在与许多杰出的科研人员以及中国的疫苗产业进行对话，讨论在当下、更重要的是在未来，我们如何利用这些能力和专长来帮助全世界。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水平在持续进步，监管能力在不断提升，而且中国对全球伸出援手的意愿，不止在传染病防控的工作上，也包括农业、疟疾等很多领域里的中非合作，能够为世界带来极大的改变。
就中美关系而言，我希望即便两国存在分歧，也能够在一些领域通过合作来帮助全世界，因为中美这两个大国都具备雄厚的实力。我也希望可以充分调动两国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共同推动这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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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网易研究局
作者：杨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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