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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雍君:增长、平等和稳定视角下的数字经济、数字企业与数字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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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雍君(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摘要 数字资产的积极特征蕴含了把数字经济导向兼容增长、平等和稳定的巨大潜能,但数字企业为寻求数字化租金最大化而滥用其易被先来者霸占的消极特征,将招致社会难以承受的附带损失和机会成本,特别是后果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分化,从而腐蚀和瓦解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根基。对此保持充分的预见性和警觉非常重要。着手考虑征收补偿性数字税可作为扭转局面的第一步,意义更大的矫正性数字税应紧随其后,以此作为全面财政调整战略的关键一环。这种简单而深刻的再平衡努力的重要性被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关键词 数字经济 数字企业 数字化租金 财政调整 数字税

一、发生了什么事?

从远程办公到电子商务的各个领域,世界正朝向数字化阔步前行,人类正迅速进入数字时代。这个原本需要多年才能完成的转型,将因紧迫应对新冠疫情发展的全球性努力而被压缩到未来几个月内完成。在数字世界中,中国已然作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主导力量。这一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持续下去。

积极地看,朝向数字化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为塑造兼容性性发展模式,创造意义非凡、足以与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历史性机遇。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人类告别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所演绎的现代化故事正是发展的故事,一个飞跃式提升个体和整体生存质量和改变命运的故事。

发展故事中最为精彩华美的部分,莫过于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发展”都是好的。“好的发展”应被理解为兼容增长、平等和稳定目标的发展:增长意味着蛋糕(财富与机会)做大,平等意味着蛋糕优先朝向境况最差者的公平分享,稳定则意味着两者皆可持续。

数字资产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先进生产力的主要代表和驱动力量,就其潜能而言,或许足以为塑造兼容增长、平等和稳定的理想发展模式开辟广阔前景。数字资产主要承载于高度数字化的商业模式,包括社交网络平台和电子商务。

然而,不应天真地把这种或然前景视为必然前景。经济发展和人类历史进程中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理想的必然”。数字经济的未来命运并非取决于数字资产本身的发展,而是取决于我们预见、理解并修正其非意愿后果的意愿与能力,因为数字经济朝向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很高

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生活水准的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也造就了深刻的社会分化和生态环境破坏等诸多负面后果。不妨把这些齐头并进的负面进程及其后果统称为“失衡”。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人类科技的每次飞跃式进步和经济社会转型无不伴随着各种形式和程度的失衡。数字经济亦不例外。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相反,在准确预见非意愿后果的基础上着手采取旨在纠正失衡的调整措施,以促使进程和后果合乎所愿,既是必需的也是紧迫的。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数字税理应作为全面的财政调整战略的关键一环,包括收入面调整和支出面调整。具体地讲,作为纠正全面失衡的数字税不应只从“征收”的角度考虑,亦应一并从“支出”的角度考虑;不应只从数字税的角度考虑,更应把数字税作为整体的税制改革和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关键一环。面对全面失衡的高风险,数字税本身的作用有限,但与财政调整战略的其他方面协同发挥作用时,即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全面失衡意味着数字科技和经济数字化异化为损害增长、平等和稳定目标的力量,导致塑造兼容性发展模式的努力受挫。

全面失衡的高风险根植于数字企业滥用数字经济特征的种种作为,大致分为两类情形:逃税和数字化租金。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

数字科技企业在许多国家开展在线业务的同时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家,导致对其收集海量数据和避税的全球担忧,以至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开征或考虑开征数字税进行应对。这个概念的数字税可称为补偿性数字税,旨在确保数字企业在经济业务发生地公平地“补足”最低限度的税收,以重新恢复税制和税收管辖区的税收权益分配。此类数字税在国内层面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考虑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尤其如此。当务之急是系统评估数字企业在国内的BESP的方式和程度,作为着手开征补偿性数字税的第一步。

数字化租金

数字化租金是笔者创设的一个实用性和指向性很强的概念,定义为数字企业滥用数字力量和垄断地位从转移而非创造财富中获利,这是本文关于“确立数字税的系统观和紧迫感”的焦点。

数字力量可以作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被使用,也可以作为一种“转移财富”的力量被使用。如果数字企业从事创造财富的活动并从中获利,那么,数字资产创造的就是“利润”;如果从热衷于转移财富的活动中获利,无论这种转移性活动被多么巧妙地包装或伪装成不易辨识的外在形式,数字资产创造的就是租金(rents)。

数字化租金和数字化利润的根本性质和后果不应被混为一谈。数字企业可以是数字世界的英雄,也可以是数字世界的越轨者,这取决于其运用数字力量(数字资产配置)的目的和方式——创造还是转移财富

行为性质与行为后果紧密相连。创造财富的正当行为促进增长、平等和稳定,因而造就兼容性发展的理想模式;相反,转移财富的非正当恰好相反。如此,数字化利润与数字化租金便足以一个分析范式,让我们能够看清数字企业的作为和数字经济的前景。实际上,不只是经济前景,还有更广泛的社会前景和政治前景。数字化力量施加的影响不只是经济系统,还有社会和政治系统。数字化租金的负面影响将一并滋生、扩散和强化于所有这些系统。

调整措施因而很不相同。如果涉及的是数字化利润(以及对应的销售),回应以补偿性数字税的调整措施是适当的。如果涉及的是远为复杂棘手的数字化租金,那么,扩展到整个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体制的全面调整才会。

这是个典型的社会工程,但时下关于数字税的讨论远不足以呈现其系统的和关键细节上的真实影响。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写道:‘这个世界的问题并不在于人们知道得太少,而在于他们了解了太多不是那么回事的事情。”(转引自[美]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思想本质--语言是洞察人类天性之窗》.张旭红,梅德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p9.)。

为此,澄清两个关键问题非常重要。首先,不应把数字经济的“美好前景”与数字企业的“实际作为”混为一谈。在这里,有必要采纳根本的二分法,因为对数字企业热衷于攫取数字化租金而使美好前景毁于一旦的风险保持警觉总是必需的。所以,观察和评估数字经济趋势或进程是一回事,观察和评估数字企业的作为是另一回事。要想拨开数字经济风景线下的重重迷雾,看清数字企业痴迷数字化租金的作为招致的代价,以及纠正失衡需要怎样的调整机制才会有效,必须在二分法的分析上下一番功夫

其次,科技进步和管理科技进步的二分法也是必需的。人类的科技进步史表明,如果不能合理管理科技进步的目的和步伐,科技进步不仅无法为人类带来繁荣,反而会酿成难以想象的灾祸。这个很有力量的观点,非常适于对照解读时下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数字企业和数字税。

基于以上两个二分法,接下来的讨论分三部分:数字经济的潜能与乐观前景,数字化寻租及其负面后果,作为全面财政调整战略一环的数字税。

二、数字经济的潜能与乐观前景

奔腾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系统中的数字洪流正在成为取代劳动力和常规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主导力量发挥作用。数字资产的独特性蕴含了数字经济朝向增长、平等和稳定发展的巨大潜能。正是在这一正面意义上,我们有充分理由拥抱数字经济,为其讴歌和欢呼。

强化增长潜能的特性

增长是发展政策的首要目标。早期发展理论把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看作增长的根本源泉,稍后则把主要源自科技进步的知识视为独立的和关键的驱动因子,进而以“知识经济”描述知识与经济的融合创造的新经济形态。知识要素非常宽泛,焦点是各种形式的无形资产,包括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版权、客户关系乃至“好的点子”。

与其他驱动增长的要素一样,数字资产本身也作为交易要素进入市场交易,从而成为“增长”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交易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非数字化产品与服务。

然而,数字资产的增长贡献主要源自其独特的“易整合性”:作为整合其他各种资源的核心工具发挥作用。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和经济发展史上,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和生活水准提升的最大秘密正在于各个层次上的资源整合(重组),而非科技进步本身或资源数量的增加。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相对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较之重要得多的是达成财富和实力增长的能力!无论个人、公司、地区还是整个国家。举例来说,中国目前最先进的战机是作为隐形机的歼20,但较之重要得多的是造就歼20的团队!包括研发、设计、制造和使用团队。

数字的力量因而主要来自其作为数字资产(“鸡”)的力量,并非作为数字产品(与服务)的力量。数字资产的力量也并非源自数字作为普通资源,而是源自作为整合资源的易整合性资源:边界(用途)上的无限开放性,精准度上的无限趋近性,以及各个维度上的颗粒度上的无限延展性。这些特性与其本质上的非稀缺性紧密结合在一起,为易整合性提供了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之源。就其易整合性特征和由此而来的增长潜能而言,在可以辨识的多种“生产要素”清单中,还没有任何其他一种要素能够与数字资产相提并论。

易整合性蕴含的巨大增长潜能根植于基本的系统论原理:系统整体功能取决于构成系统的各个节点(要素或子系统)间的联结方式与紧密程度。只有在各个节点间形成有机地紧密联结时,系统的整体功效才会最大化;相反,在缺失联结或者机械式联结的情况下,整体功能取决于其最薄弱的一环(木桶原理)。

数字资产的易整合性特征非常有助于建立和强化“有机地紧密联结”,从而引领人类的“增长故事”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堆砌”生产要素无事无补。要使这些要素驱动增长,必须有足够好的粘合剂和催化剂介入其中,这正是数字资产驱动增长所扮演的角色。

数字资产的易整合特征相当明显地作用于两个主要的互补路径:(1)匹配供求,供需双方在共享的数字化平台上迅速发现、达成和扩展互利交易;(2)决策效率,商业领域的中心问题已从如何提高生产率转变为如何执行数据基础的决策。以下仅就第二个路径做些简要讨论。

给定政治与社会条件,经济增长可视为人类能动者制定和执行各类商业决策的结果,或者更具体地说,可视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决策(集体决策)和大量分散而自发的个体(企业与个人)决策彼此互动的结果。可以合理推论,企业的管理决策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如今,大量使用数据分析来优化企业的各个运营环节的努力已经迅速普及,由此形成的事实基础的决策方法从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犯错风险很高的主观判断法,在各个行业中催生了大批以数据分析作为主要竞争形式的企业。

数据基础的商业决策优化包括:(1)优化客户与市场营销管理,聚焦是运用点、线、面齐全的客户信息分析进行预测和确定“一一对应的供需匹配”;(2)优化产品管理,包括为每个“供货点”确定最优商品与库存量及其组合、何时导入新品淘汰旧品以及改善定价;(3)优化供应链管理,聚焦优化供应商、物流(配送)、现金流和资源配置以提高运营效率。

决策优化使得以最适当方式快速采取明智行动成为可能,就其广度、深度和可持续性而言,这是上人类历史从未有过、以前甚至很难设想的事情,而且依然方兴未艾。集体行动(政策决策与执行)层面的此类潜能同样巨大,尽管其进展相对滞后。

决策优化大大减少了“决策折腾”和资源浪费。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最大浪费莫过于生产能力(远大于消费能力)的浪费,这是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即已指明的。另一个巨大浪费是各种无效决策或失败决策。人类的决策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失败远多于成功的历史。如今,数字科技的发展为扭曲局面提供了最大希望,由此产生的效果将最终转换为提升增长潜能,一种伴随数字资产易整合性特征而来的、几乎没有上限的潜能。

强化平等潜能的特性

在数字资产的易整合性提升数字经济增长潜能的同时,数字资产固有的开放性提升了数字经济的平等潜能。

开放性意味着社会底层和偏远地区的人们,也较易获得过去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大量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助其发现与分享机会、降低学习门槛和获取更多专业知识与技能,以及参与对其安身立命至关紧要的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这在过去(甚至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则成为了铁的事实,而且趋势仍在不断强化。

凭借开放性创设的数字化环境,只要具备某个小小的、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一技之长”者,也可能在数字世界中与他人分享机会和利益。“平等”目标的基本含义正是与他人公平地分享机会与利益,包括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间的分享。就其潜能而言,分享的程度和方式巨大而多样化,尽管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限制。

以此言之,数字经济造就经济与社会分化的马太效应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正常的。就其“本性”而言,数字经济恰恰是所有人、所有企业和所有地区原本都有平等生存与发展空间的业态。若该业态消亡或被扭曲,我们不应将其看作数字经济本身的必然产物,而应看作某些强大的人为力量从中作梗的结果。

我们不能这样说:大批实体零售等中小企业衰亡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所“注定的”。同样,不能把企业和银行的生意“搬迁到数字平台上”进而收窄机会空间和大批失业,视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

类似的还有:地区间财政能力和公平服务差距扩大化不应被视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合理”现象。后面的讨论将表明,这些表明平等目标退化和弱化的驱动力量,并非来自数字经济本身,而是源于数字企业对数字资产的滥用和误用。

强化稳定潜能的特性

稳定的基本含义是增长和平等的可持续性。数字资产的非稀缺性特征极大地强化达成稳定目标的潜能,这一积极功能可与易整合性强化增长潜能、开放性强化平等潜能相提并论。

数万年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系统的增长潜能一直受制于资源的稀缺性。好消息是:数字资产的涌现极大地缓解了与发展与资源间的紧张关系。资源各种各样,但除了数据资产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源如同阳光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核心是海量式的、可不断更新和循环的客户/消费者数据。数据资产不只是“海量般的”,也是轻如鸿毛般的“轻资产”。处理数据并其结构化需要消耗能量,但这与消耗能量开采自然资源不同:自然资源总有一天会耗尽,数字资源不会。随着科技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商业智能的发展,采集、存储、加工和处理数据的成本有效性将迅速提升,甚至以零成本处理数字成为可能。

以上讨论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景理应被视一种乐观的前景,因为数字资产的潜能性特征支持兼容性发展模式的所有三个综合目标——增长、平等稳定。然而,这些潜能也可能被滥用和误用。其实,人类开发的每一种技术性工具何尝不是如此?原子弹可以用来保卫和平,也可以用来毁灭生命。数字资产与此类似,关键在于掌握在谁的手上以及为怎样的目的服务。

海量般的商业数据无疑集中于数字企业,特别是数字巨头。国际层面如此,国内层面亦如此。数字企业不只是收集、存储和使用海量数据,还是商业数据处理技术的开发者和掌控者。我们没有充分理由要求它们为公共目的行事,但如果如此作为的私利目的并非创造数字化利润,而是攫取数字化租金,事情就过头了。因此,在得出具体结论之前,对数字企业“用数据做什么”的问题上,有必要做一番仔细的审视,焦点是把利润与租金的界限明确标示出来,进而揭示寻租行为如何招致数字经济的乐观前景化为乌有。

三、数字化寻租及其负面后果

创造与转移(攫取)财富交织着人类的全部历史。撇开法律和其他限制性因素,从别人手中转移财富总是比自己创造财富来得容易。人类具有优先选择转移财富的内在倾向甚至强烈动机也就不足为奇。法律禁止那些性质恶劣或后果严重的财富转移性活动,比如掠夺和偷窃。尽管如此,隐秘的、本质类似(“剥削”)的财富转移活动,依然有很高的概率在法律之网下滋长和强化,例子包括垄断和反竞争行为。

界限在概念上相当分明:创造财富属于蛋糕做大的正和游戏,转移财富属于蛋糕分配的零和游戏。真实世界中,所有的零和游戏本质上都是负和游戏,因为转移财富需要消耗额外的资源从而产生社会福利的净损失。税收经济学称之为超额负担(excess burden)——政府的征税所得抵补纳税人的纳税所失后付出的额外代价。额外代价还包括纳税人支付的遵从成本和税负机关的征管成本。

可以看到,国内数字企业大多在做一件相同的、利益诱惑难以抗拒的大事情:把别人的生意(包括金融和非金融生意)搬到数字平台上。不是说它们只做这件事,而是说这件事在“数字经济业务”中占了极大分量,包括由此获得的销售和利润。

不妨把这类交易称之为搬迁式交易——利用进入门槛通常很高的数字平台支持的远程线上交易。交易可以在线上完成(如下载音乐和软件),也可以线上下单、线下完成订单(如电子商务)。借助这个神奇的平台,数字企业可以迅速把业务扩展成倍地扩展到或远或近的市场(目的)地辖区,即便在那里没有任何实质性经济存在或应税存在。这是过去全然无法想象的。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搬迁式交易在性质上属于财富创造还是转移性活动?

基于两个难以被合理反驳的判定标准,确认“搬迁式交易多半属于转移财富的活动”是适当的。

附带损害标准

此标准根植于经济学的基本决策原理:只有决策(选择)收益高于其机会成本的决策才是正确的。该原理关注对机会成本的完整计算。如果被完整计算的机会成本能够表明“制造的问题比要解决的问题还多”时,搬迁式交易表面上(交易双间)的互利性质,从整个社会的观点看便是非互利的和得不偿失的。

如果仔细计算,搬迁式交易的附带损害或机会成本很可能远高于想象,即便没有达到得不偿失的地步。零售、旅游、餐饮等“低小凡”(对应“高大尚”)产业中大批中小企业的倒闭和随之而来的大批失业,只是机会成本的较小部分。其他部分至少还应包括衍生的机会成本:损失的产出(GDP)、税收、政府为失业者增加的各种支出(从社会保障到再就业培训等),还有失业者挥不不去的心理压力、挫败感和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比如犯罪风险和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

衍生的机会成本还有非常重要却常被漏算的一大块:城市生活多样性和活力性乃至城市功能的严重退化。缺失这些要素,“城市发展”概念变得严重空心化。我们的信念是:如果说“高大尚”产业及其从业者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低小凡”产业及其从业者何尝不是如此?“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的常识和信念,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而言也是适当的;考虑到彼此间的高度互补性和依赖性,考虑到“你小凡产业”对吸纳就业的价值与贡献,考虑到就业吸纳对中国的特殊重要性,更是如此。

社会价值标准

该标准根植于福利经济学著名的补偿原理:若赢家的作为经意或不经意地损害了输家,那么,补偿输家就是适当的和必要的,无论形式补偿还是真实补偿;而且只有赢家的所得大于输家的所失时,这样的作为才是值得的(效率视角)。

该标准的应用要求关注对社会价值的完整计算。可以看到,国外的许多数字巨头致力于把赚取的钱花在社会价值极大的“颠覆式创新”上,包括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和无人机等方面的大量投资。相比之下,国内的数字企业大多在进行有如搬运工式的“简单再生产”或者“简单的扩大再生产”(交易量与频率),在产品与服务的使用价值上并未助推实质性创新。产品还是那些产品,不同的只是转换交易模式——把实体经济中的常规交易转换为远程线上交易模式。

问题是:交易模式的转换属于“创新”的范畴吗?

不得不说:确实属于创新,但也是社会价值相对很低、附带损失相对很高的那类创新。

不言而喻,远程线上交易模式使得数字企业能在很短时间内把销售和利润扩大到几乎不可思议的地步,由此也会带来大量税收(假设没有BEPS)。2020年全球电商销售高达3.9万亿美元,同期“双十一”购物狂潮中,中国两大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京东销售达到创纪录的1150亿美元。

然而,量的扩大和交易模式的转换同真正意义上的、通需要承载于产品与服务使用价值面上的创新,不可混为一谈。真正的创新是质量而非量变,一如数码相机取代胶卷相机(颠覆式创新),或者数码相机被制作得日益精良并为消费者喜闻乐见(改良式创新)。

必须承认,搬迁式交易也包含了具有社会价值的创新:(1)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和网上购物的便利性;(2)不同于常规产品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3)“带出”或强化了包括互联网金融和物流业在内的新企业与新行业,由此扩展了工作岗位与就会机会。

然而,若与由此而来的附带损失加以比较,这些社会价值是有限的。除了前述的附带损失外,其他附带损失至少还应包括:

(1)物流业的强势发展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包括加剧交通拥堵和事故风险以及占用宝贵的路面资源;

(2)实体经济厂商对其新产品、好产品被迫降价(否则网上网下很难售出)丧失合理的超额利润,由此丧失产品创新所高度依赖的宝贵动力,导致所有产品“平庸化低价”和“低价平庸化”现象,进一步的衍生后果包括浪费性使用和加剧生态与自然环境退化的高风险;

(3)伴随“金融生意大搬迁”而来的极高杠杆(财务风险)和综合资金成本(“高利贷”),以不易被觉察的方式转嫁给社会、消费者和整个实体经济,进而对后者产生抑制效应;

(4)供应商从原来对实体店的“批量出货”转变对快递物流“高频率零星分散式出货”,由此额外增加的交易成本从宏观上看可能如同天文数字。

以上关于附带损失的清单并不完整,比如没有包括网上购物可能面对更高假货和欺诈风险。

作为一般结论,只是在“滥用市场势力的事实、证据与全部后果得”被确认和鉴别的情况下,作为机会成本的附带损失才是完整的。市场势力作为客观存在具有合理性,但滥用市场势力霸占收益渠道的垄断和反竞争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数字化租金正是此类行为的直接或间接产物

市场势力的支柱是需要大额投资构建的数字化平台。很难想象中小企业会有这样的投资能力。作为数字资产的关键形式,数字化平台本身就是高不可攀的“护城河”的明确信号,成为阻挡潜在竞争者的巨大进入壁垒。

神奇之处在于:数字化平台具有一种魔力,能够把常规的现场分散交易迅速“搬迁为”远程集中(线上)交易,并极大地扩展交易规模和频率。随之而来的巨大规模经济效应、网络效应和扩展交易的零边际成本,把数字企业转换为超级市场势力的拥有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变异为市场势力滥用者和数字化租金的攫取者,典型症状除了超高的市场集中度外,还包括操纵价格和各种形式的霸王条款。挤压性定价(挤走竞争对手)、压低供应商价格、抬高消费者(包括支付和金融服务)价格和对消费者的歧视性定价,都是价格操纵的常见形式。

数字化租金本质上是一种资本化租金:原本作为发展健康的数字经济的核心工具的数字资产,以不易被察觉和认知的方式被异化为“占有它以获取租金”的资本,从而远离社会意义非凡的财富创造活动。对搬迁式交易的前述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看清社会为此付出的额外代价。

健康的数字经济应被理解为兼容增长、平等和稳定的数字经济。数字资产的积极潜能预设了发展健康数字经济的乐观前景:易整合性特征对促进增长特别有用,开放性特征对促进平等特别有用,非稀缺性和“轻资产”(无环境外部性的知识类资产)特征对促进稳定特别有用。

然而,积极特征不会自动导向数字经济的乐观前景,除非数字企业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特征在主观上为自己谋利的同时,不至于招致被转嫁给他人或社会承担的高机会成本;或者数字企业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价值足够地高于机会成本,并且能够以某种适当方式对数字经济的输家进行补偿。利用积极特征要求把数字的力量用于改进前述的决策效率,以及包含实质创新的供求匹配机制

这些条件中最基本的一项是“创新”的性质和程度。搬迁式交易确实包含创新,但其核心本质是一种“换个地点、换个方式”意义上的创新。不得不说,这种低级创新的社会价值相对很低,但社会机会成本(附带损失)却很高。

不得不说,此类创新与社会价值最高、“创新”实质最为确切的三类创新几乎毫不粘边,这就是个体生命质量(包括人均寿命和身心健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及某种重要的作用机制(比如新冠病毒如何损伤器官功能)得到揭示。三者分别指向人类的生活领域、经济领域和科学研究领域。

实质创新的供求匹配指“开发新奇的东西、为它找到合适的买主”。收音机、电视、汽车、电脑、手机……在当时都是“新奇的东西”,创新者冒险地投入巨资把它们开发出来,然后必须找到合适的买主,否则,创新的进程就会中断。对近代西方世界崛起起着第一推动力的这种“供求匹配”创新机制,全然不同于搬迁式交易下简单放大(现有产品与服务交易)的供求匹配机制。相反,厂商在大众购物平台上的“被迫压价”极可能把新奇类创新机制扼杀掉,一并被扼杀掉的还有相应的创新式增长模式——比“简单的扩大再生产”的增长重要得多的增长模式。

实质性创新成分很少的搬迁式交易之所以大行其道并成为常态,主要源于它能够为数字企业带来巨额数字化租金,而且攫取租金总是比从事实质创新容易得多。数字巨头把赚取的大把租金花在巩固和建构更多“护城河”上,形成多轮循环的攻城掠地和造就更多的附带损失,也就不足为奇。

多少有点奇怪的是:我们的社会似乎缺失能够看清“创造还是转移”财富的慧眼,以及当转移财富成为常态对中国数字经济的未来意味着什么的洞察力。期待本文能够激发对这一主题的更多关注和思考。

可以肯定的是:情势已经发展到不容乐观的地步,但采取明智行动的机会依然存在。作为第一步,我们的社会必须凝聚起一个基本共识:系统化和常态化的数字化寻租必须被遏制,因为它腐蚀和瓦解健康的数字经济的三个根基——增长、平等和稳定。数字化寻租的实质是零和游戏和负和游戏,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或经济系统能够长期承受得起其代价和后果。

四、作为全面财政调整战略一环的数字税

就其潜能和实践而言,当一个社会或经济系统的失衡必须被纠正时,没有什么比全面的财政调整措施来得更重要的了。数字经济朝向畸形化发展的高风险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失衡的严重性,考虑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其他干扰因素的合并作用时,尤其如此。2020年包括谷歌、脸书在内的美国七大数字科技企业市值增加了3.4万亿美元,成为新冠疫情中鲜见的大赢家。中国的情形可能类似。

鉴于所涉及的是麻烦、复杂、棘手的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问题,6项关键的财政调整是必不可少的。单一措施的数字税远不足以把数字经济引向兼容增长、平等和稳定的健康发展轨道。

征收补偿性数字税

在现行税制框架内,把数字企业少缴漏交的税收“补征”上来,实为当务之急。这项努力与许多国家开征或拟开征的数字税可相提并论,旨在恢复公平竞争和防范进一步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时机已经成熟,需要的只是相对简单的技术性设计和数据来源的保证。

矫正性数字税

数字化租金原则上应收归国库。租金可按会计利润(利润表)减去正常资本回报计算得出。正常的资本回报可采用被广泛运用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估算为两部分:无风险收益率加上风险溢价。

以数字税收入实施支出面调整

数字税收入应被用于支持增长和平等的目的,包括:优先救助陷入困境的企业和人们,培训工人以使其重新就业或从事新工作,让消费者购买更多,让企业投资于更多更有价值的产能,创办新企业,支持基础研究,以及作为转移支付提高贫困地区应对BEPS的能力。

全面实施目的地和来源地规则

目前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依然采取产地征税规则。这一规则虽然便利征管,但与税收制度的高级原则(公平和效率)以及地方财政的自主性原则相悖,其中长期负面后果与代价很大。麻烦还在于:数字经济特有的远程线上交易模式极易与产地规则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加剧未来调整的困难和复杂性。把当前注册地纳税的企业所得税改为来源地征税规则的设想,与此类似。全面实施目的地和来源地规则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有利,从而与数字经济的平等(包括区际财政平等)目标一致。

改良增值税并着手考虑转换为消费税

现行增值税的抵扣不完全、不充分、不及时、过于复杂以及税率差异过大的问题相当突出。知识要素(比如高薪人才)的抵扣困难意味着与数字经济的内在逻辑相抵触。产地规则的普遍使用使问题雪上加霜。高昂的税收成本大大抵消了其“创收”功能。对于实施被一再强调“减税”的税收政策而言,增值税更是一个蹩脚的工具,因为“上游的减税”势必转换为“中下游的加税”。这意味着用增值税实施减税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总体来说,增值税尤其不适合中国特定国情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逻辑。增值税的抵扣机制的初衷,原本就是要把税负集中在消费(零售)上。既然如此,直接对消费征税要比“绕一个大弯子”的增值税好得多。若客观真实地面对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及其后果,整合为消费税的论点将更加有力。

政府间财政体制改革与调整全面接纳自主性价值

在继续采纳产地规划和注册地规则的情况下,只要没有其他相关的适应性调整,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深刻地改变政府间财政权益版图,某些政府层级和欠发达地区将不由自主地成为“财政输家”,从而打乱现有体制设定的目标和利益分配格局,导致意义非凡的地方财政自主性价值更加难以得到尊重和保护。把自主性纳入“收入划分”、“支出划分”和“转移支付”概念并作为其关键目标对待,可作为向正确方向前进的第一步。建立联结的观念较之“财权事权匹配”的空洞概念重要得多。把自主性同国家利益与中央宏观调控对立起来的狭隘思维,更是有害无益。

结语

数字企业运用数字资产为自己谋利是自然的和合理性,毕竟,数字经济的发展表明几乎所有企业都将被适当地数字化,否则将没有前途。然而,大量分散性的个体行为在宏观上造成的结果必须被充分关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提醒我们对“个体最优招致全局毁灭”的困境保持足够警觉

这样的经济与社会困境最可能在数字企业寻求“利出一孔”的个体最优行为中出现。数字资产的积极潜能(易整合性与开放性等)开辟了通向兼容增长、平等和稳定的数字经济的康庄大道,但其消极潜能(易被控制和独占)也隐含了扭曲数字经济本来面目的高风险

这类“市场失灵”不太可能被市场体系自行矫正,政府干预因而是必需的,但学界目前讨论和理解的单一数字税计划难当此任。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被全面理解和精心设计的财政调整战略,数字税作为其中的关键一环发挥作用。该战略统筹考虑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体制的适应性调整,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的税收原则、辖区规则(界定何处纳税)以及地方财政的自主性价值。

如此,数字经济朝向兼容增长、平等和稳定的发展,才具相对充分的可信度和可靠性。数字经济至少看起来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其中包含了太多的数字化租金和附带损失。我们所期望的是机会开放、利益公平分享以及某些公共价值充盈其中的数字经济,不是为“高大尚”霸占收益渠道、而是为所有“低小凡”产业、企业和普通大众充分参与创设广阔空间的数字经济;“低小凡”产业和企业必须被保护而不是被摧毁。为此,出手迅速的政府干预行动是必需的,行动滞后的负面效应将越来越大。就学界而言,关于数字经济、数字企业和数字税的思考,需要在一个更宏大和更深刻的层面上展开,底线是有能力把创造财富和转移财富的界限清晰明了地标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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