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当生存环境恶劣的时候,动物会自动减少生育。———《动物世界》
到现在,人口问题已经避不开、逃不过,背后引发了住房、养老等一系列结构性危机。
“低生育率”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能明显解决问题的办法却一直没有。
先来看一组数据:
60后出生总人口高达23908.9万人,70后为21666.3万人,80后为22090万人,90后为20849.8万人,00后为16258.3万人,10后为16306万人。
近30年(即1990-2019年)比上一个30年足足少出生了1.42亿人。
这背后,折射出一个无奈的社会现实,年轻人不愿意多生孩子了。
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在做客长盛时间时,提出了对于人口塌陷最为担忧的一点,人口减少将导致中国创新力不足,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因此,应该不遗余力地鼓励生育,梁建章表示,现在放开生育对提升生育率的效果来说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鼓励生育,社会资源要向有孩家庭倾斜,加大住房供应,提高生育福利等等,他指出,若想生育率平均高出1个孩子,家庭补贴需多出GDP的10%。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据初步核算,201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9.0865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6.1%,距离100万亿大关只有一步之遥。
按此来看,国家每年应给出近10万亿的家庭补贴,平均生育率才能多出那一个孩子。
年轻人为什么不多生?
房价过高、教育负担过重,这两个因素使得中国的生育问题更为严重。
“高房价是避孕药”并非一句玩笑。
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偏高,根据《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的数据,深圳房价收入比是35.2,这意味着,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不吃不喝,平均需要35.2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
上海、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5.1和23.9。
梁建章表示,应该加大住房供应,向有小孩的家庭倾斜,减轻住房压力。
他指出,在这一点上,新加坡做得很好,为结婚生子的家庭提供政府的优惠性住房。
在教育方面,中国的育儿成本过于高昂。
梁建章表示,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拼娃已经成为一场教育军备竞赛,现行的高考制度传导至年龄越来越小的孩子开始竞争,竞争愈发早龄化。
梁建章表示,这是无效的,应该在人才接近就业时进行测评。
“很多公司招人时,最不动脑筋的方式就是看大学的牌子,懒得看成绩,这样一下子就把竞争压力提早了四年,”他说,“公司招聘应该弱化大学的牌子,而看重在大学的成绩。”
当下放开生育还远远不够
放开人口,能否扭转低生育率趋势?
答案是,不能。
先来看一下中国的生育率数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至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58、1.495和1.47,梁建章指出,如果把堆积项去掉,生育率可能仅为1.1-1.2之间。
全面放开后有多少人生三胎、四胎?
梁建章表示,这部分可能是10%—20%,放开后生育率能够达到1.3、1.4,接近日本的水平,但仍然非常低。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仍在继续进行,年轻人未来会面临更大的城市生活压力,生育率会继续下降。
因此,全面放开生育还远远不够,中国要像其他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一样大力提高生育福利,包括免税、现金奖励、住房补贴、幼托服务、政府提供的教育便利等,才能使生育率提高到像发达国家一样相对正常的水平。
家庭补贴每多出GDP的10%
生育率平均高出1个孩子
让更多年轻人生孩子,当下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梁建章表示,需要全力鼓励生育,生育率平均高出1个孩子,家庭补贴要多出GDP的10%。
他算了这样一笔账,“全面放开能够增加0.2-0.3个孩子,如果每年每个孩子补贴1万块或几万块,可能再提高0.1-0.2个孩子,如果幼托教育做得非常好,可能再提高0.1、0.2,如果房子问题解决了,说不定能够提高0.3、0.4,如果教育解决了,所有这些加起来,可能能够到1个孩子。”
经测算,一个国家如果GDP的1%向有孩家庭倾斜,最多能提高0.1个孩子,也就是说,要提高1个孩子,整体的钱就是GDP的10%。
在梁建章看来,10%并非天文数字。
中国每年在基建上投入8%-9%,发达国家的投入为2%—3%,整体超过发达国家6%。
目前,加大对于人力资源的投资是非常必要的,尽管短期来看路修得少了,但从长期来看,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生活创新效率的提高都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