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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挑战与机遇”为主题的2020-2021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发布会在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举行。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20-2021）》。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盛松成，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财政部政策研究室二级巡视员赵则永，软库中华金融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董事长曹国琪，上海昶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秋等嘉宾出席发布会。“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总负责人田国强教授，首席专家黄晓东教授和课题组成员，以及来自政府、金融机构、媒体等各界人士参加发布会。发布会由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杨有智主持，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林立国，院长助理陈媛媛、陈旭东、龚关、朱冬妮等出席会议。
田国强教授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20-2021）》的宗旨、特点和基本结论作了介绍。他强调，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一定要围绕中央的大政方针展开，项目组基于“十四五”规划建议和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研究和解决影响全局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长远视角、全局观念、系统思维、综合治理、风险防范”五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强调“三维、六性”（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给出政策和改革建议。而且不只是大概率的点预测，项目组更多地考虑规避和防范一旦出现黑天鹅事件小概率事件和如何应对已有显著迹象灰犀牛较大概率系统性的风险，进行情景分析和反事实分析，有效应对短期波动风险、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的交互叠加和相互作用，也关注中长期制度性、结构性改革及其向纵深推进的方式。
田国强教授表示，项目由近30位获得国内外顶尖大学博士的高水平专职研究人员组成，阵容强大，有着扎实的人才保障。近200页的报告围绕消费、投资、价格等13个板块，运用了翔实的模型和公式及数据，包括国际前沿的楔值法等，建立多部门大型量化准结构性宏观模型（IAR-CMM），将短期政策变量和中长期改革参数放进模型，有力支撑报告的科学性、严谨性、系统性、现实性。
田国强教授提出，中国经济在2020年初出现断崖式下滑，但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消费回暖，投资增速稳步回升，进出口增速持续攀升，贸易顺差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宽幅双向波动，预计全年GDP增速2.1%，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并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任务，这来之不易，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但是，中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报告将“严密防范各种风险挑战”摆到重要位置，既要找到内外部风险源，也要找到货币、财政、宏观审慎和产业政策等的最佳结合点。尤其是在当下空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变局下，从大的格局、长远视角及国际视野，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整体把脉，分析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面临的难点，提出要以深化改革开放畅通中国国民经济循环。
田国强教授表示，中长期的视角来看，中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主要面临供给侧、需求侧和国际循环三方面的挑战：一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和供给质量水平的不充分；二是中国经济内需的提振面临诸多难题，包括资本报酬边际收益递减而带来的投资下滑，收入差距拉大和中等收入群体过低及家庭部门杠杆率激增带来的消费不足；三是中国经济国际大循环面临外需市场的萎缩和一些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出现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趋势。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产业链安全，加大需求侧改革和注重需求侧管理，以及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借力更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来实现。
随后，黄晓东教授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20-2021）》进行了详细解读，探讨风险评估、政策模拟及其治理。黄晓东教授介绍了报告及课题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如短中长期分析的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结合；既借鉴国际一般经验，也针对中国具体国情有的放矢；既考虑到转型过程中制度性，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以及它们在改革向纵深推进过程中的演变，也关注到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的交互叠加和相互作用等，在基于量化准结构性模型的运算检验的同时，结合严谨的逻辑判断。
黄晓东教授提出，分析与预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要明确哪些变量对中国经济来讲是外生的，哪些是内生的，明确家庭、企业，以及金融系统的一般变量与政策变量之间的关系，同时考量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世界上其它国家经济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
黄晓东教授表示，课题组充分重视对各种风险的防范，对不同情景下的经济走势、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治理，基于预测模型（IAR-CMM）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结果，课题组测算，在基准情景下，2021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8.4%，CPI增长0.2%，PPI增长0.6%，GDP平减指数增长1.8%，消费增长10.8%，投资增长5.7%，出口增长4.4%，进口增长8.3%，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USD）将在6.5附近宽幅震荡。考虑到中等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下降、需求侧改革、资本市场有序化、地方政府债务攀升、企业杠杆率过高、美国疫苗接种有效率、中美摩擦、国内外总体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课题组作出中等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下降、需求侧改革、资本市场有序化、地方政府债务攀升、企业杠杆率过高、全球疫情发展、中美摩擦加剧、国内外总体环境的不确定性等8种情景分析，并就各种假设情景探讨了政策力度的选择。
会上，伍戈、赵则永、曹国琪、张秋等嘉宾分别对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并对课题组进一步完善有关研究提出了建议。
伍戈表示，该报告很接“地气”，也很接“天气”，因为很多理念思路与中央大政方针一脉相承。
谈到经济变量，内生和外生变量在很多时候相互交织，有必要进一步厘清。杠杆率短期增速与利率呈现非常良好的负向相关。如果利率处于上升周期，那么杠杆率下降。进一步地，如果明年出口同比增速较高，国内宏观杠杆率可能要下滑。关于消费，老百姓消费能力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正随疫情消退而在上升。报告中提及的资本市场有序化很重要，但怎么把它刻画好不简单。因为资本市场在没有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情况下，顺周期性强烈。
报告非常全面地提到政策层面的变量。值得一提的是，货币政策目前正在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过渡。过去一段时间银行间利率提升正逐步传导到信贷市场，房贷利率正由过去的下降变成相对平稳，这些都将对未来经济动能产生影响。因此，利率应该被提及并给予更多重视。关于财政方面报告中提到的赤字率是狭义的概念，但专项债等没有进入赤字的，其他没有进入的部分量也非常大，这些都对经济拉动强，不容忽视。
赵则永提出，报告对今年经济运行作了非常全面、系统、客观的评估和分析，对明年经济预测作了比较理性的分析判断，结果有待后续检验。今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特别最近出现了新情况，给宏观经济研究带来了困难，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
报告有几个特点：第一是从宏大的国际视野、世界的格局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提供了非常好的格局支撑。第二是形成制度创新的研究能力，经济形势反映了制度预期，制度预期体现了国家治理水平，两者深度融合，这样的结合体现了研究报告的深度。第三是特点强烈的风险意识，这也是党中央和社会各界不断强调的，我们作为研究人员，要勇于发现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揭示产生原因，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第四是科学方法的支撑，项目组坚持构建结构宏观模型，在大的框架支撑下结合新的形势和发展，不断改善研究方法。
对于后续的研究，建议重点关注以下两点：第一是产业升级，这是中长期问题，宏观经济模型需要特别关注。第二是区域发展，当前呈现了很多新特征和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最新态势，也反映了中国未来对经济布局的走势。另外，从新冠疫情目前的发展来看，其正逐步从短期向中长期转变，未来对世界、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有多大？现在确实很难做出准确判断。对于正在产生深度影响的很多内生问题，我们的研究要充分考虑。
曹国琪表示，报告抓住了核心问题：收入结构的改变、收入水平的提高。他对“双循环”的理解是，要加强两头。外循环体现全球资源的定价权、主导权，供应链的影响力和主导权。中国发展已经到了全球化的高度，是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但是金融和实业之间一定是金融支持实业，增强全球资源配置的手段和力量。党中央国务院号召更加深度、有质量、包容地开放，这非常有格局，尤其是对于经济融入全球过程而言。同时，内循环要打通，之前是供给侧改革，更合理、更市场化。现在是需求侧的改革，很多消费倾向都是刚需，是消费能力的体现。消费意识提升的核心要增加收入、改变收入结构。这需要做到两点：一是响应党中央要求整顿资本市场、金融秩序，脱虚向实，让实业有获得，收入增长也将传导到收入分配结构中。实业收入增长不明显，就是因为现在资金配置存在阻碍，流向了效率比较差的地方，这和金融创新有关。二是改善资产结构的流动性。对年轻人和很多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说，资产结构有问题，储蓄结构和家庭储蓄债务结构有问题，导致消费能力急剧下降，房地产拉动经济，同时也绑架了很多消费能力。所以收入要增长，结构要优化。
他会上分享了两个观点：第一，经济结构的改变建立在科技结构改变的基础上，要把科技力量和消费习惯结合在一起。第二，未来增长要靠提升科技结构、消费结构，实现有质量的增长。
张秋提出，报告全面精确地反应了当下经济现状，非常系统深刻地提出了存在的问题。我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预测方面，报告针对不确定因素提出8种情景，但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可能融合在一起或者互相影响。
第二，债务问题，目前我们看到不仅是地方债务问题，今年通过“放水”或者加杠杆，国有企业拿到了大量银行贷款。但好几家大型国企都出现了债务违约，风险从中小企业已经到了大型地方国企。接下来要解决地方债务问题，有些地方债务问题会向当地大型国有企业寻求某种层次的帮助，帮助解决当地财政的债务问题。也就是说，地方债务难题怎么拆？要不要拆？
第三，从投资角度，非常关心明年调杠杆和稳杠杆，包括调结构。因为2018年的时候大家印象非常深，不管是实体经济还是资本市场，遭受了比较大的下滑，明年如果经济稳增长稳住了以后，结构性是微调还是动作比2018年更加优雅？非常值得关注。
第四，是美国什么时候退出QE（Quantitative Easing，量化宽松政策）？有的研究说一年、一年半、两年不会退，美国退出QE的标准是什么？是GDP恢复还是疫情控制了？还是就业增长上来了？需要重点关注。
田国强教授、黄晓东教授就嘉宾提到的研究方面的建议分别进行回应。
盛松成教授、伍戈博士分别作主旨演讲。
盛松成教授围绕《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主题，分析我国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指出目前收紧货币政策不利于稳增长和防风险，当前远未达到收紧货币政策的条件。他表示，随着我国经济不断恢复，宏观政策取向已由“稳增长”转变为“稳增长与防风险并重”。当前远未达到收紧货币政策的条件，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至少在明年上半年之前，都不应收紧货币政策。
他强调，我国经济恢复基础依旧薄弱，经济仍在恢复过程中，远未达到正常发展水平，预计全年GDP增速将不超过2.5%；消费虽然逐步恢复，但仍低于往年水平；投资不及预期，尤其制造业投资恢复较慢。他提出，当前我国宏观形势为“经济恢复增长+低通胀+资产泡沫可控”，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稳定经济增长，至少在明年上半年之前，都不宜收紧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处于升值趋势；利率应保持平稳或稳中趋降；目前收紧货币政策不利于防范化解债务风险；要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伍戈博士的报告题目是《经济修复的后劲》。他表示，目前宏观中最关键的依然是疫情。高频数据表明，世界经济“蛋糕”还在修复并做大，其修复的速度快于中国份额下降速度，明年外需出口在很大程度有望处于高位。
他表示，真正引领中国消费未必是高收入人群，随着经济发展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上升快，在很大程度上引领消费。目前大概率货币数量已到拐点，11月份社融增速已经开始下降，但并不认为利率也会立刻下降，存在时滞。从环比而言，明年一季度经济或许也不弱，今年很多政策存在时滞上的“惯性”，包括利率传导或者财政支出刚需等。到时候利率大概率还可能要提升。明年杠杆率增速会下降，因为当历史上当出口处于高位，国内的杠杆率都是低速。如果整体杠杆率增速下行，经济上行，不管是债券违约概率还是商业银行不良率，短周期都要下降。疫情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地区之间的财政与经济差异。沿海很多省份财政状况得到了很好缓解，而中西部地区财政状况由于刚性支出在进一步恶化，其信用风险可能还没有缓释。
最后，与会嘉宾和课题组成员、现场观众、媒体进行了互动与交流。发布会围绕疫情冲击下的空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变局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深入研讨，为宏观经济发展贡献智库力量。
网易研究局（微信公号：wyyjj163）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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