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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第二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12月19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预见正在发生的未来”为主题，汇聚“光华思想力”研究成果与光华各项目创新思路，聚焦“中国经济的远景目标与商学教育创新”。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唐遥围绕“资金、技术和数据”三个要素进行分析，分析了这三个重要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现状并给出建议。
在资金要素方面，唐遥分析，银行依然是我国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但是作为融资主体的大银行拓展中小企业的内生动力并不充足。他指出，政策应该思考如何在市场化的大原则下鼓励大银行从事普惠金融，同时给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发挥中小银行在服务中小企业方面的优势；在经济下行风险大的阶段，需要采取宏观审慎和再贷款等逆周期的政策来稳定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
在技术要素方面，唐遥认为，我国在技术要素的供给、产权及收益权的界定、以及交易等方面的制度有待提高，他建议要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清晰界定科研人员和职务发明相关的权利；完善技术转移机制；贯彻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
数据要素的改革从哪里着手？他建议，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并且要在明确产权和使用权的基础上加强数据的整合和安全保护。
以下根据演讲文字实录整理:
01
释放资金力量，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2020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中央对资金配置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首先在股市方面要求完善基本制度，具体而言，在发行方面要朝着注册制的方向发展，降低连续盈利等审批要求对上市资格的限制，允许尚未盈利但有良好潜力的企业上市，让更多的资金配置到这类潜力企业中。在交易方面，扩大涨跌幅度，让市场更好地发现价格、配置资金。在退市方面，加大退市的力度，避免劣质企业成为潜在的借壳上市的对象，避免此类“壳”公司扭曲股票价格。针对投资者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意见》指出要完善证券相关的民事诉讼。
债券市场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国的债券市场品种仍然有待进一步丰富，例如国债的流动性不足，期限品种都有待增加，在信用债方面缺乏高收益债的品质。由于企业债、公司债等债券品种的监管不统一，存在监管套利的空间，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协调来推进不同细分债券市场之间的联通，提高资金在债券市场中的配置效率。我国在债券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强调事前的风险识别和发行审批，但是由于小部分企业在市场经济出现经营困难、导致债券违约是必然的现象，我国需要建立和完善违约债券的处置机制，这会为债券投资提供制度性的保障，有利于具有不同经营风险的企业、尤其是风险较高的企业能够从债市中获得融资。评级机构为债券市场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服务，从近年的信用债违约情况来看，我国的评级机构的专业水平需要提高，管理方式也需要改革。
从融资的体量来看，各种贷款占我国的社会融资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最重要的部分。同时，我国经济中中小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数量众多，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主体。而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历史上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数量不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存在。为了增强金融服务覆盖广大中小企业的能力，这需要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化经营的原则下探索有效发展普惠金融的办法，发挥中小金融机构在服务中小企业方面的优势。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阶段，仅仅靠银行提高经营效率无法解决中小企业违约风险周期性上升的问题，需要通过调节宏观审慎参数、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来应对。
金融业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也将助力中国的资金配置效率提高。目前金融行业的很多业务都已经对外资机构开放，在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领域有很大的进展，外资机构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增添了活力。但也应该看到，外资机构在开展业务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实际困难，包括金融监管体系不成熟，行业标准的制定中外资机构参与度低，等等。在国内经济稳定、国际经济动荡的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今年5月以来单边升值达到9%，同时我国逐步降低对出口顺差的追求，通过进博会等渠道强化进口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环境。
在过去的两年，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接连推出重要的举措，比如新版的证券法在2020年落地，2019年成功推出科创板并且实行注册制，在2020年注册制推广到创业板实。股市需要允许企业进入的同时，也要让经营不善的企业退出，本着市场化和常规化的原则，中国在今年12月推出了新的退市制度，强化了对公司治理的外部约束。同月，央行牵头讨论债券评级制度的改革，总结了信用评级的发展情况，以及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和事前警报功能弱等问题。在《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订方案中，明确了央行的金融系统制度建立和风险防范中的牵头地位，建立了宏观审慎的制度框架来调节债务规模等金融风险，等等。商业银行法修改，强调了银行为实际经济服务和普惠金融的功能，强化了银行的公司治理。中国人民银行在10月调整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停止了在人民币中间价中使用逆周期调节因子，主要由市场力量来决定人民币的中间价。这些积极的变化都说明未来资金要素的配置效率的提高值得期待。
02
立足于科技成果相关权益的改革，改善技术要素的供给和市场交易
我国技术要素市场发达程度有待提高，市场化配置的主要挑战在供给、产权和激励方面。在供给方面，专利等技术要素的产出数量大但平均质量不高。例如，在知识产权的国际贸易方面，中国2019年的出口收入是66亿美元，进口是344亿美元，逆差为278亿美元，表明知识产权的供给水平有待提高。高水平的技术要素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实际操作层面科技成果的权属界定不清晰，科技人员害怕在技术成果的市场化过程中因为“国有资产流失”而被追责，因此科技人员往往缺乏足够的激励。因此需要建立科技成果的产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的确权和分配机制，例如规定科技人员在技术成果收益中的最低分配比例。在更加宏观的层面，需要统筹和整合对于技术开发的“产学研”过程的相关法律和规定，在解决了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后，才能让技术要素充分流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服务于国家的“强化战略科学力量”的重点任务。最后，目前世界上逆全球化的势头严重，科技层面有脱钩的风险，中国要明确地坚持国际合作的原则，并相应拓展技术交易的国际市场。
03
建立数据确权、使用、流通等环节的制度，是数据要素改革的关键
在数据要素方面，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支持平台企业发展，同时要依法规范并且健全数字规则，这一指导意见实质上给出了一个规范数字经济发展的原则。做强做大数字经济，迫切需要解决几个数据方面的大问题。第一、政府生产的数据一方面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政府在数据收集和加工方面的能力显然也需要不断提升；同时，需要切实解决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问题。例如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大学合作建立数据中心，也是为了使这些政府生产出来的数据能够被更多的人在研究和商业中用到。我们需要推进政府把可以公开的数据规范地和公众分享，让个人和企业通过利用政府数据做更多的事情，创造更多的价值。
第二、规范社会数据资源的收集和使用。近期对互联网平台的数据收集和使用行为有不少的舆论，涉及到反垄断的问题，也涉及到数据安全和保护的问题。公众认识到数据收集的使用问题的重要性是好事，但要减少情绪化的讨论，多听听不同的声音。我们可以参考各个国家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思路，，例如，最近欧盟公布了《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的草案，对平台进行了量化分类，规定大的平台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比如被认定为“看门人”的企业不能在自有平台上凌驾于对手之上，需要告知监管更多的收购交易，违反规定的企业可能会被除以相当于其在欧盟收入的10%，屡次违规的企业可能会被要求剥离业务。
最后，迫切需要规范和明确产生数据的居民个体和数据的运用及收益之间的关系。目前有一些观点认为应该对数据业务征税，获得的税收可以为产生数据的广大居民提供公共服务。这个观点主要关注了数字经济活动发生后的利益分享，但是对经济活动发生之前的居民权利安排并没有涉及。在互联网上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企业往往通过提供免费服务甚至补贴，来换取网民的数据，如果网民想通过付费的形式避免其个人数据此后被流通和使用，有没有可能系统性地提供这样的选择？例如，央行最近出台的规定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现金，为我们在第三方支付等电子支付手段之外保留了一个线下支付的选择。整体上来看，数据收集、确权、使用、流通和收益环节的设计和规范还处于很初步的阶段，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进行很多思考和讨论。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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