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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说明中提出：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以不变值计算，未来15年年均需要的增长速度为4.73%。
节选自《中国：理想经济增长》第20—24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分别在1977年、2001年和1998年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东亚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起飞和经济高增长，最后均步入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于这样的奇迹，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解释。笔者在《经济循环和进入美好富裕社会的展望专栏之二》中分三篇就其经验，今天发出第三篇。
中小企业发展与收入分配的良性公平与供给和需求的健康平衡。从东亚市场经济程度较高的国家看，企业资本金等标准门槛低，注册登记时间短、经营范围方式等限制少，注册登记前置审批和许可环节少，公务员寻租行为受到约束。因此，其每千人企业数量在40—55个范围，除了经济发展阶段外，更重要的是与政府轨制和政府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
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制定了《中小企业安定法》、《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协同组合法》等一系列法规。韩国也制定了《中小企业事业调整法》、《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基准法》、《中小企业振兴法》和《中小企业购买法》，以保护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日本1960年时，资本不满5000万日元的中小企业53.4万家，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7.8%，当时中小企业数量少，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包括大企业为5.8个，劳动力在大型企业中就业比例较高；到了2000年，中小企业共508.9万家，占企业数99.7%，每千人口企业数量为41个，从业人员4168万人，占总就业人员比重72.7%。
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小企业发展的情况。韩国1958年时，中小企业数量只有12128个，每千人中小企业数量为0.5个，1964—1976年间，韩国推行大企业发展战略，中小企业相对萎缩，自1977年后，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以后，韩国积极地发展中小企业，到了2004年，人口为4829万人，企业数量为280万个左右，每千人企业数量将近58个，微型和中小企业就业的比率占总就业的80%。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台湾中小企业的发育阶段，虽然数量不多，但据统计，1952年台湾形成的私营的中小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公营企业。每千人口企业数量不到4个；1986年，98%的企业雇员不足300人，其中48%的企业雇员在5人以下。台湾中小企业生产并出口大量制成品，占制造业增加值的30%。到了2001年，中小企业数量为107. 8万家，占岛内全部企业98.18%，每千人口企业数量48个，就业人数为728万，占全部就业劳动力比率的74%。
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活跃程度，是经济有无活力的重要因素，而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在于政府对其税收政策，特别是其税收负担轻还是重。东亚日韩台等新兴工业化地区，为了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基本上实行了低税负的政策，以刺激创业、投资和企业经营。
韩国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制定了《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其中规定，对以下事项可依据《租税减免规制法》减免税:（1）对集约型中小企业和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创业者，减免法人税、所得税、取得税、财产税及注册税；（2）对投资机构的持股份额和转让损失，免除法人税；（3）对投资机构符合规定的投资损失准备金，可计入年度经营亏损；（4）投资机构投资收益和各股东的股权收益可按规定设置所得税特例。对新创立的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分别减免6年和4年的国税部分的所得税以及法人税的50％；并减免2年内取得的事业用资产地方税部分的注册税、取得税的50％；同时减免5年的事业用财产地方税部分的财产税、综合土地税的50％。
中国台湾也实施了中小企业兴岛的发展战略。为了配合不同时期不同战略的实施，台湾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中小企业的支持性法规和条例。在1960年制定了《奖励投资条例》(随后又于1971年和1973年进行了两次修订)，以优惠租税等条件，加强诱导内外资投入生产领域；对营利事业提供各种减免税措施，其税收优惠政策着重集中在奖励投资、奖励外销、奖励研发即R＆D投入、促进企业经营合理化等方面。为了奖励投资，对符合奖励类目及标准的新投资创立的生产事业，自产品销售之日或提供劳务之日起连续五年内，可享受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等方面的优惠。为奖励外资的投入，特别制定《减免税捐》的优惠，其涉及项目几乎涵盖所有的税种。为了奖励外销，对外销品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并对外销品的投入所缴关税和货物税等准予退税，还建立了保税制度。具体规定是：外销进口原料关税，得于产品出口后退还；外销品使用的进口原料，岛内已可生产而其品质合乎需要的，得按使用岛内原料的标准，办理退税。
韩国人口自由流动和迁移，对新进入城市人口教育、医疗、养老、住宅、公共设施等平等提供，农民有土地财产收益权，新进城市人口能从农业退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使得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新迁移人口的收入快速提高，其消费同时平衡的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增长。
台湾颁布的《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规定，以工业用地作价投资于中小企业的，投资人应交纳的土地增值税自该土地投资年度起，可分五年平均缴纳。中小企业为改进生产技术、发展新产品支付的研究开发、实验费用，准许在当年度所得税中减除。中小企业供研究开发、实验或质量检验使用的仪器设备，使用二年以上的，可按使用年限的一半计算折旧。中小企业开发公司对创立不满5年的中小企业投资，经“中央财政部门”核准，按投资总额的20%提取投资损失准备金。在提取5年内若无实际投资损失发生时，将提取的准备金转作第5年度收益处理。在低税负下，小企业将过多和剩余的劳动力尽可能吸收，通过出口导向将劣势变成优势，国民经济充满了活力和动力。
另外，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创新产业发展、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以及应对金融危机和恢复及保持币值稳定等等，都是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动能，也是防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部署。因此类文献很多，也不再此赘述。笔者只是想就中国大陆与其相比较，容易被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忽视的以上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和说明。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上表数据比较中可以看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包括墨西哥，由于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迁徙，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中国人均GDP水平时，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在75%左右，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在13%以下，顺利地实现了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工业及服务经济的转型，人口城乡分布、就业产业结构向现代国家迈进；同时，由于战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和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而且是政治上相对集中和经济上自由市场体制相结合，发展上实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它们在这样转折型的变化过程中，吉尼系数相对较小，贫富差距不大，中产阶级扩大，实现了共同富裕。
墨西哥虽然人口和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战后没有进行实质性较为平均的土地制度改革，中小微企业发展不力，经济自由但政府治理能力较弱，分富差距拉得较大，经济发展的速度比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慢得多。
参考文献：
编辑摘编：“东亚：精心扶持中小企业”，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报告，2002年第5期， 2002年05月25日。
徐剑峰、朴姬褔著：《韩国中小企业》，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陈乃醒：台湾中小企业发展概览，北京，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2期。
李明德、江时学：《现代化：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79页。
周天勇：《中国向何处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371页。
程红丹、吴松强、邓泽宏：“台湾发展中小企业的财税支持体系研究“，《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7月。
周天勇、王元地：《繁荣的轮回：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一个逻辑解释》，201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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