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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雍君（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王雍君
摘要 本文旨在回应一个重要且紧迫的数字经济税收问题：对数字化企业的额外征税（数字税）在什么意义上是必需的和合理的？首先，数字经济发展加剧了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风险，这会偏离支持共同市场运转的竞争中性所依赖的税收条件，以此言之，征收补偿性数字税是必需的和合理的；其次，即便BEPS问题并不存在，数字企业滥用和误用数字力量以寻求数字化租金的作为，也会给经济与社会带来广泛而深远的负外部性，主要涉及反竞争、价格歧视、信息不对称、劣效品（上瘾）、工人弱势、隐私和网络虚假信息，以此言之，征收矫正性数字税作为政府干预的一个选项是必需的和合理的。
关键词 补偿性数字税 矫正性数字税 理论基础 竞争中性 数字化租金
一.引言与概念框架
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使数字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力量，从而拥有了与政府进行税收博弈和攫取数字化租金的资本，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层面。现在是对数字税的理论基础进行严肃缜密思考的时候了。
籍由对理论基础的揭示，我们才能明了对数字企业额外征收数字税的理由、目标和性质，进而最优地设计与实施数字税。在数字经济时代里，数字税将在税收改革与协调议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和税收政策目标的努力中，也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此外，设计与实施得宜的数字税还可为政府提供可观且优质的财政收入来源。
基于分析目的，本文把数字税宽泛地定义为对数字企业（数字业务收入及其利润）的额外征税，涵盖补偿性数字税和矫正性数字税。后续的讨论将表明为何这种区分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两类数字税都根植于共同的理论基础——把税收作为数字化力量的“止恶”工具。人类对“力量”的诉求与痴迷是根深蒂固的。传统上，商业组织（企业）拥有的最大力量是非数字化资本，核心是实物资本（机器设备与厂房等）、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本。资本的力量被“资本家”（企业家）成功地驯化为创造和获取财富的力量，成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基石和标识。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一种特定类型的商业组织——数字企业——横空出世，并获得了一种全新力量——伴随掌控数字化资本而来的数字化力量，即高度数字化商业模式和由其统领驾驭的海量式客户（消费者）数字。
与人类已知的其他力量一样，数字化资本的力量也具有两面性：可被用于行善，也可被用于“施恶”。原子弹可以用来维护和平，也可以用来杀戮。举凡被人类认知和运用的“力量”莫不如此，数字化力量亦无例外。
积极地看，商业组织对数字化力量的驾驭极大地提升了“互利交易”的规模，也极大地降低了经济体系的“交易成本”，进而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创造经济财富的能力。从长远看，这种潜能创造和能力提升的空间是无限的。通过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平台的“网上购物”取代在实体商店购物，使消费者能以极低的“搜寻成本”和“支付成本”（向商家付款）完成购买交易，即为降低交易成本的经典例子。数字化力量在此功不可没，但其巨大的“正能量”远非仅限于此。
然而，巨大的数字化力量也存在“施恶”风险，由此释放的负能量足以损害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系的运转，公众（纳税人和消费者）与政府的利益也将因此受损。政府将损失税收收入，依法纳税的纳税人将不得不为逃税者的逃税行为买单，消费者也将为伴随数字化力量而来的“数字化垄断”支付更高价格。尤其严重的是：与其他类型的垄断一样，数字化垄断不可避免地抑制经济与社会体系的创新动力。
就中国现状而言，数字化力量的“施恶”并未发展到足以采取实质性行动的状态。即便如此，保持警觉仍是合理的和必需的。数字企业缴纳了巨额税收的事实，或者一并为经济社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事实，不足以成为“放弃警觉”的适当理由。只要“施恶”的力量始终处于“待释放”状态，保持警觉就是合情合理的和必不可少的。经验教导人类：只有在“潜在施恶”的力量被牢固地关进“制度笼子”时，我们才能高枕无忧。
精心设计与实施的数字税可望成为这样的“制度笼子”发挥作用，尽管需要更多的其他配套措施一并实施，尤其是强有力的监管框架和信息披露机制。
把税收当作“止恶”工具的想法和实践由来已久，也非常合乎所愿。
就目的论而言，税收可以分两类：“对行善征税”和“对伤害征税”。工薪税典型地属于对行善征税，因为工薪阶层以自己的贡献对经济财富的创造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即对“蛋糕做大”的贡献。碳税则典型地属于对“施恶”的征税。
二氧化碳等有害物质的排放损害人类置身其中的自然与人环境。厂商可从此类作为中降低成本和赚取更多利润，但却以环境与他人利益受损为代价。
数字化力量被导向“施恶”的可能性可分为两类主要情形：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损害竞争中性的税收条件，进而损害共同市场有效运作。BEPS造成的损害是广泛的，包括使政府损失税收收入和扭曲政府间（包括国家间）税权权益的分配，但“基本损害”却指向竞争中性。在此意义上，把“恢复竞争中性”作为数字税的第一项理论基础是适当的，理由将稍后阐明。
第二类“施恶”与BEPS无关，涉及在BEPS之外的“附加损害”，典型地包括六类情形：反竞争、价格歧视、信息不对称、劣效品（上瘾）、工人弱势和网络虚假信息。数字企业可从中获取可观的、非正当的额外收益，本文称之为数字化租金（digital rents）。本文将证明把这类租金收归国库作为数字税的第二项理论基础为何是适当和必需的。
至此，旨在澄清数字税理论基础的概念框架可如图1所示：
注意到支持共同市场的数字税不同于支持社会公正的数字税很重要。目前关于数字税的讨论大多关注第一类目的，国际税收层面尤其如此。欧盟和经合组合的讨论最为深入，而焦点始终瞄准BBPS问题——数字企业滥用与误用数字化力量与国家进行税收博弈。国内税收层面同样存在这一问题。此方向的研究基于如下核心理念：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上，确保避免有边界的税收制度相互冲突至关紧要，因为这是维护共同市场有效运作的一项关键性前提条件。
与此同时，支持社会公正目的之数字税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鉴于此，有必要将其作为本文讨论的重点，这基于如下核心理念：除了关注滥用与误用数字化力量的第一类“终极后果”外，第二类“终极后果”亦须被充分关注；前者指向妨碍共同市场有效运作依赖的竞争中性条件，税收条件（税收原则和征税地规则）是其中的关键方面；后者指向此类终极后果之外的附加损害，即数字企业追逐数字化租金招致社会公正受损，在性质上典型地属于攫取财富的零和游戏。
当一个社会容忍甚至放纵商业组织从零和游戏（zero-sum game）中攫取财富和利润，而非从正和游戏（positive-sum game）中创造财富和利润时，社会公正和市场经济大厦就崩溃了。如前所述，此类作为即便眼下并未成为现实，或者尚未发展到值得采取行动的地步，保持警觉总是必要的。
二.补偿性数字税：促进竞争中性
竞争中性（competitive neutrality）定义为政府在创造和维护企业间公平有效竞争环境的作为中保持不偏不倚，包括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方面的作为，无论企业类型和位置如何。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赋予数字化企业滥用与误用数字化力量的巨大机会空间，由此产生了BEPS的高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补偿性数字税应被作为促进竞争中性的必需工具。
竞争中性的特殊重要性源自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在最优竞争性条件下自由生产、投资、工作和交易的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理想形态，共同市场的形成和扩展正是人类经济财富创造和生活水准提升最重要的源泉活水，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如此。
作为一只“会下蛋的金鸡”，共同市场并非与生俱来：它必须被精心构建和维护。政府正是构建和维护共同市场的主导性力量。没有来自政府的精心构建、维护（包括监管），市场经济的自发式发展将招致各种形式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从而极大地缩减“奔向”共同市场这一康庄大道的可能性。
对于激发共同市场的财富创造功能而言，没有什么比精心建构与维护竞争中性来得更重要的。现代科技进步及其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竞争机制的产物。竞争为市场经济的财富创造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并且其本身也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转最基本、最正式和重要的前提条件，也是其显著标志。在良性竞争机制未被强有力地植入商业组织所作所为中时，设想建构基于共同市场的市场经济体系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财富创造的功能——市场经济最神奇最伟大的贡献所在——将被大打折扣，也暗示发展中国家让其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共富裕的努力将无比艰难，其前景也将充满不确定性。
更一般地讲，将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区分为“好的”和“无良”两个类别是合意的。在好的市场经济中，共同市场被精心构建和维护，因而能够有条不紊地有效运作；在“无良”的市场经济中，共同市场的发育颇不充分，也难以有效运转。无良的程度可用生产、投资、工作与互利交易受阻（缺失自由）的程度加以测量。包括地方保护主义和税收因素在内，许多因素都会阻碍或扭曲共同市场。
这样的分类与思考突出了共同市场的特殊重要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背景下尤其如此。在中国，政府干预经济最卓有成效的两个主要领域，分别是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规划。但人们很少意识到，卓有成效的真实源泉莫过于政府对共同市场的精心培育。在共同市场未能牢固扎根的地方，很难期待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规划能够开花结果。
以此言之，东北振兴的“灵丹妙药”在于精心培育起一个开放性的区域共同市场，即在最优竞争性经济条件下自由生产、投资、工作与交易的市场。如此，经济前景和机遇将随之滋生和扩展开来，从而对外地资源和人才产生极大的吸引力。
当代经济竞争的本质正是吸引力的竞争，而吸引力的终极且真实的来源不是政府投资或优惠政策，也不是资金和资源，而是共同市场的发育程度。机遇和希望虽然潜藏于人类个体的心灵深处，但只是依赖发达的共同市场才能被最优地发现和实现。就东北等不景气（曾经景气过）区域而言，缺失的主要不是资金和人才，而是旨在精心培育共同市场所依赖的那些制度与政策条件。
共同市场本质上是无边的开放性市场，但其扩展路径是由小到大的：从早期的局部（小范围的地域性）市场扩展到区域性市场，之后在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扩展到为全球性共同市场。全球性共同市场目前依然遥遥无期，但朝此方向发展的进程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新冠疫情只不过延缓了其步伐而已。
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已经阐明：市场经济和共同市场的正确运转主要依赖良性的竞争机制，而不是别的（产权和监管）。中国背景下，产业成长、发展和升级是一个经典例子。
手机产业尤其经典：曾几何时，外国品牌的手机在中国大行共道，但在竞争机制引入（比如苹果手机的国内生产线）后的短短十余年时间里，中国本土品牌的手机产业大放异彩且风光无限。新近在上海引入“特斯拉”汽车生产线很可能造就“狼来了”的第二个经典例子。这类例子深刻地启示我们：对于产业成长和升级转型而言，引入竞争机制比什么都好，其真实效果是“砸钱”（财政补贴与投资）和优惠政策无法企及的。
对至关紧要的创新而言尤其如此。人类的创新史（无论科技还是其他方面）表明，高效的创新过程更可能出现在大范围的多样性环境中。在此环境中，良性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从广泛的多样性中“自动筛选”出最有前途的创新形态，这与支配自然王国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机制的作用如出一辙。
真正的问题在于：作为培育和扩展共同市场最优方法的良性竞争依赖很高的门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政府视角的竞争中性。与共同市场本身一样，竞争中性不会自动产生——依赖政府的构建和维护。
税收条件很可能是竞争中性的各类门槛条件（包括监管和所有制）中门槛最高的一个，或者至少最高者之一。
竞争中性涵盖两组税收条件：一组由税收原则定义，另一组由征税地规则定义，两组条件都易被滥用数字化力量破坏或扭曲。当数字化企业滥用与误用数字化商业模式和数字化资本“制造”BEPS时，情形就是如此。
数字经济最主要的特征——远程在线交易——为数字化企业创设了BEPS的巨大空间。这类交易通常借助高度数字化的商业模式（社交网络平台和电子商务等）实施，系统地颠覆传统经济（非数字化经济）下的地理限制和交易类型，在税务上意味着传统上定义的“应税经济存在”变得完全不适应，包括“常设机构”、“公司注册地”、“现场/本地交易”，也包括谁、何时、何地就何“东西”（课税对象）向谁（政府或辖区）缴纳多少金额的税收。
在税收制度及其协调未能与时俱进的情况下，由此而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使数字化企业拥有更大的逃税和税收筹划空间，导致重复征税或双重不征税，进而导致政府的税收损失、辖区间税收权益的分配。这些损害将导向破坏竞争中性的税收条件——侵蚀税收原则和合意征税地规则。
被侵蚀的税收原则包括经济效率、公平、简易与确定、有效执行税法以及灵活性原则。许多相关文献和研究报告探讨了特定的侵蚀情形，这里不再展开讨论，但强调一下中心观点仍是必要的：若置于广阔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审视，对税收诸原则的侵蚀意味着从不同侧面侵蚀竞争中性的税收条件，从而在数字化企业（业务）与非数字化企业之间以及在数字化企业之间，制造出非中性的“税收环境”，以至某些企业在获得不正当和非对称的税收优势，另一些企业则处于税收劣势的境地。这些后果与影响将最终导向共同市场。
在侵蚀税收原则的诸多特定类型中，不确定性是其中特别紧要的一个，焦点是纳税人“究竟在何时、何地缴纳多少正确金额的税收”方面的不确定性，主要根源在于税法和税法执行本身（政府方面），而数字企业对数字化力量的滥用与误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总的来说，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依然致力和保持税制和税收政策方面的高度确定性，对各级政府或税务当局构成了一项令人敬畏的严峻挑战。补偿性数字税的理论基础，与此密切相关。
考虑到税收不确定性足以损害竞争中性尤其如此。可以合理预言，税收不确定性虽然影响所有企业，但不同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范围、性质、类型和时间各不相同，这意味着税收不确定性不仅对纳税人的商业决策（投资、融资与经营决策）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也一并损害竞争中性的税收条件，这会妨碍共同市场的培育、成长与运作。
竞争中性的税收条件也涉及征税地规则的运用。在国际税收中，征税地规则涉及主权国家之间的税收管辖权分配；在国内税收中，税收管理权分配的确切含义应被理解为税收管辖权执行责任的分配，即各个地方政府辖区如何划分税收管理权的执行责任。这是“税收划分”（政府间财政体制）概念的一个重要含义，但很少被意识到。
该主题的焦点是征税地（辖区）规则的选择与运用。在“远程线上交易”为显著特征的数字经济背景下，伴随“应税经济存在”被模糊化的还有征税地规则弱化问题：目的地规则和来源地规则很难被有效行使。
结果，市场地（经济业务发生地）辖区很难征集到本应属于自己的间接税，利润来源地辖区也是如此。前者源于市场地辖区已然缺失“显著的应税存在”（常设机构等），后者源于鉴别“谁对利润做出（多少）贡献”的问题变得复杂化，直接原因则可追溯到数据定价的固有困难。直到今天，数字化企业的应税利润中，有多少来自客户数字（采集、存储、使用和转移）做出的贡献，以及在此基础上把应税利润归属到各个来源地辖区征税，依然没有一个可靠和公认的解决方案。
可以这样说：相对而言，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生产地征税（间接税）和实现地征税（所得税）更加简便可行，但这两类规则恰好属于“非合意规则”——在不满足税收效率与公平原则的意义上就是如此。生产地征税意味着对生产（投入品）的征税，这会干扰生产抉择。相比之下，消费地（市场地或目的地）征税规则把税负集中到终端（零售）消费环节，从而避免了对互利交易（生产行为）的征税。最优税的基本原理早已确认了对消费征税优于对生产征税。
一并被确认还有来源地规则优于实现地规则。实现地指应税利润（所得）的实际发生地，通常也是纳税人的所在地或居住地。就支持共同市场的竞争中性条件而言，来源地规则更具优势，因为它支持的是“资本输出中性”；相反，实现地规则支持的是“资本输入中性”。资本输入中性对共同市场的有效运作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资本输出中性。这一主题与所得税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相连。
一般结论是：就支持共同市场运作依赖的竞争中性而言，目的地规则优于产地规则，来源地规则优于实现地规则，即便考虑税务征管（有效执行税法）和纳税遵从（简易与确定）的差异也是如此。问题在于：目的地和来源地规则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更难以被有效运用，这暗示竞争中性的税收条件更难被满足，一如税收原则易被侵蚀招致偏离竞争中性的情形。
至此，数字税的第一项理论基础变得清晰明朗起来：对数字企业征收补偿性数字税，作为对偏离竞争中性的矫正，以使竞争中性的税收条件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亦可被满足。
在实务上，这意味着在现行税制框架下进行补救，而不必征收单独的或特定的数字税。补救的路径是：确保数字化企业（业务）的应税收入和利润被公平地缴纳最低水平的税收，以“补齐”与非数字化企业的“税差”。中国背景下，主要涉及增值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
在这里，关注的焦点是“税差”：数字化企业“缴纳的间接税/营业收入”和“缴纳的所得税/实现利润”，是否显著地低于非数字化企业？由于相关数字的可得性和可靠性不足，目前此类意义深远的比较依然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是时刻保持警觉：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其负面后果和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因而值得特别关注。
一并需要保持警觉的还有第二类损害（“施恶”）：从滥用数字化力量制造负外部性的行为中获利——数化化租金。
三．矫正性数字税：消除数字化租金
如果小偷窃取了他人钱财，那么，使这种钱财（租金）物归原主必是正当的和必需的；否则，社会中的小偷将会横行无忌，最终，致力生产活动的人将越来越少，假以时日，这样的租金社会（rent society）将趋向衰败直至消亡。
这样的尖锐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明了数字化租金的实质：从零和游戏与负和游戏而非正和游戏中获利。偷窃是典型的零和游戏——A（小偷）的所得即为B（被窃者）的所失，社会财富（蛋糕）没有丝毫增加。实际上，所有的零和游戏都是负和游戏（negative sum game）。在小偷的例子中，小偷需要付出额外资源（包括时间和精力）行窃，潜在被窃者也需要支付额外资源防范被盗。这些被额外占用与耗费的资源构成一个社会的净损失，因为没有任何人得到它们。
因此，租金（rents）概念需要被拓展：不仅包括直接转移的钱财，还应包括负和游戏的额外代价——社会净损失。
人类文明史可以简洁地概括为这样一部历史：正和游戏带来兴盛、零和游戏造成贫困、负和游戏造成衰亡的历史。国家、社会与经济之兴衰，兴于正和游戏全面取代零和与负和游戏，衰于零和与负和游戏全面压倒正和游戏。
为共同市场构建和维护最优竞争条件（包括税收条件）之特殊意义，正在于此。竞争中性所代表的最优竞争条件的真实价值清晰明确：只是在最优竞争条件得到全面可靠保障的前提下，在共同市场中的“自由”生产、投资、工作和交易，才是真正“互利互惠”的正和游戏。唯有在正和游戏中，“蛋糕”（财富与收入）才被生产和创造，而非被转移。偷窃是转移财富的一种有害形式，腐败是其中特别有害的一种类型，无论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
以上讨论突出了租金问题在数字经济和数字税问题中的重要性。经济学家通常将“租金”定义为通过“拥有某种垄断力量”攫取的利益，可以是金钱的或非货币化的利益，本质上属于“蛋糕”（财富）的转移而非创造。经济学家还预设攫取租金乃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本能”，因为与生产或创造财富的正和游戏相比，财富转移游戏相对而言要容易得多，在法治缺失环境中的风险也低得多。
在此视角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租金类GDP/总的GDP”的比重，甚至比GDP总量或其增长率更值得费心考量；“租金类财政收入/总的财政收入”也是如此。过去十余年中，GDP总量中来自“拥有”土地的升值或涨价的部分很可能是惊人的。土地还是那些土地，只是因为其价格上涨了，GDP因此得以增长。这样的租金类GDP并不反映财富创造和经济实力的增长。租金类财政收入与此类似。与土地财政一样，“烟酒财政”也是租金财政的一个重要类型。
为准确反映财富与实力的实质性增长，有必要把租金类GDP与租金类财政收入分离出来。明显的好处之一是：在引导把稀缺资源从零和与负和游戏中释放出来的同时，致力把稀缺资源引向创造财富与提升实力的正和游戏中。中国经济振兴的最大希望也在这里。
就本文关注的主题而言，至少同等重要的还有另一类分离：从数字化企业的收入与利润中，鉴别并分离“租金”并将其作为特定数字税转入国库。其正当性和必要完全可与让小偷的偷窃之物物归原主相提并论，这基于对如下理念的认知和诉求：租金——如果确系“租金”，归入攫取者的口袋既不合理也不必要，因为公众和社会根本不可能从中受益！
这种矫正性数字税与碳税或环境保护税的基本原理完全相同：通过促进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平衡促进外部性的内部化。在没有碳税的情况下，企业不会将排放二氧化碳的成本算计在自己的私人成本中，这些成本被转嫁给社会和公众负担，由此增加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本质上是一笔租金——一种损人利己的收益。碳税的作用，就在于让这部分租金回归社会的同时，让租金攫取者自己承担这些被转移（外溢）的成本，由此引导其私人活动（生产等）水平回归社会最优水平。
矫正性数字税的理论基础也与著名的科思定理和“搭便车”有关。在外部性场合，科思定理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由当事人之间自愿谈判达成“市场解决方案”，比如污染者向被污染者支付相应的补偿（“购买污染权”）。
一般地讲，在数字化企业攫取租金的场合，这类解决方案根本行不通的，因为相关的交易成本太高。设想一下：为数字化企业的租金“买单”者覆盖数目庞大的其他企业和消费者，他们自发地采取集体行动“讨还公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搭便车的动机非常强烈：个别的损害通常较小，尽管总的损害（租金转移）很大。
集体行动中固有的搭便车现已广为人知：人人都乐意从别人的努力中坐享其成。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搭便车产生了广泛的“市场失灵”，这意味着不能依赖市场解决方案应对数字化企业的租金问题。矫正性数字税由此可以派上用场：作为一种惩罚机制用以内化数字化企业的负外部性。
矫正性数字税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不会因为以下两个似是而非的理由而被削弱。其中一个是：数字化企业为经济和社会创造的“正外部性”是巨大的，因此可以“将功抵过”。
毫无疑问，数字化企业的“正外部性”是巨大的。目前的经典例子是两款易于操作的移动支付软件：蚂蚁集团的支付宝和腾讯的微信支付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支付风险。单单从为消费者或用户所创造的便利性和节约的时间来说，“正外部性”即大得难以估量。考虑到这些应用软件的其他功用，特别是使广大小微企业也能轻松获得贷款——由此获得与大企业一样的发展机遇、投资基金、保险和其他金融产品，尤其如此。
然而，把巨大的正外部性当作抵消租金的筹码之论，却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基础上。这有两个理由：功是功，“过是过”；桥归桥，路归路。人们不能说，某个小偷因为做了某些善事，其偷窃行为即可免受惩罚。无论如何，“将功抵过”无法成立。
第二个理由也很有力量：市场解决方案足以内化数字化企业的正外部性，从而使得政府鼓励（资助）或免于被征税变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最有说服力的新近例子莫过于蚂蚁日前宣布的史上最大的IPO：在上海和香港上市筹集超过340美元的资金。此外，作为互联网金融的先驱，蚂蚁集团估值目标高达3100亿美元，而目前已经拥有7000亿个“月活跃用户”。这些巨大的“市场收益”还不足以内化其正外部性吗？
与之不相称的是：没有任何一种合意的“市场解决方案”足以内化数字化企业的负外部性。因此，政府干预必不可少并且至关紧要。征收矫正性数字税（可类比于碳税）不失为其中一个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尽管需要与其他矫正性机制一并发挥作用。这些机制包括强有力的监管和充分的信息披露，包括披露募集的巨额IPO资金究竟被用于何处。
接下来的讨论围绕数字化企业的负外部性活动及其后果展开。
四．数字化企业的“负外部性”活动
负外部性活动（污染环境等）的实质是私人收益高于社会收益，其差额作为租金归入施害者的口袋。私人成本代于社会成本的部分（污染成本）被“外溢”给他人或社会。正外部性恰好与之相反—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经典例子包括发明创新、知识传播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活动。
就数字化企业而言，首要的负外部性活动与“反竞争”行为有关，即滥用与误用数字力量创设、扩展和维持垄断地位并从中获利的活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即便自然垄断（如城市自来自水供应）也是有害的，并且通常是巨大而深远的。
数字化企业有多种方法建立与实施垄断，基本方法是通过控制“通道”限制甚至禁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构筑起高不可攀的进入壁垒。垄断企业确实可以“发明”高效和完善的产业运作模式和商业模式，但这不足以消除任何垄断所固有的负面后果——阻碍创造性的破旧立新，信息与通讯（ICT）产业及其应用（数字经济产业）更是如此。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会容许某个重要产业被一家或少数几家公司长期垄断。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承受赢者通吃的破坏性后果——损害社会公正。在一个公正社会里，发展成果须被所有人（包括社会底层人士）充分分享；更一般地讲，公正社会确保三个主要的发展目标——增长、平等和稳定——被协调一致地追求。增长意味着“蛋糕”做大，平行意味着“蛋糕分享”，稳定则意味着两者皆可持续。
作为对数字化企业保持警觉的主要方向，垄断值得特别提防的原因还在于：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政府最适当的经济职责是确保更多的企业获得发展机会，避免既得利益的拥有者霸占收益来源渠道。
在此讨论表明：垄断企业必须经常接受严格检查与测试。例子包括：检查与监管互联网提供商向内容提供商（电影制作等）出售数字服务。两者可被视为共同向消费者出售节目。只有1-2家企业购买内容并交付给互联网消费者，相当于利用自己在互联网上的垄断性力量为自己的内容取得优势，最终，消费者将受到价格上涨、创新减少和产品质量低劣的影响。
判断是否存在垄断或垄断程度的方法多种多样，包括计量市场集中度和把钱花在何处：主要花在构筑进入壁垒和创新壁垒以阻止竞争上，还是花在研发上，抑或花在扩展互利交易规模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用途上。
消费者利益受损还源于第二类负外部性——价格歧视，这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广泛采集、存储和使用客户数据，数字化企业能够相当准确地确定每个客户的支付意愿和收入信息，从而“一对一地”收取其最高意愿支付价格，作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定价的主要策略。此举明显背离标准竞争模型的预设条件，即所有人面对相同的价格（对于相同商品或服务）。因此，价格歧视对社会有害无益，因为它只是从消费者身上榨取租金（消费者剩余）的花招。
挤压性定价也可能被当作一种强化垄断的手法使用。占主导地位的大型数字化企业可以以通过压低价格（低价竞争）以驱逐竞争对手，之手通过提高补偿前期损失。
对数字化力量的垄断式使用还“制造”第三类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信息对称是市场效率的一项关键条件。明显的反面例子包括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充分的银行贷款，而其原因在于银行很难了解贷款申请者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信息；易言之，申请者对自己的这两类信息的了解远多于银行。给定其他条件，数字化企业通常比消费者或其他企业更了解情况，包括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相关信息，从而加剧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风险，网上购买“假冒伪劣”即为明证。
一种特定类型但影响深远的负外部性常被忽视，这就是“手机浏览（或上网）成瘾”——太多的人花太多的时间沉迷其中。这种形式的市场失灵可通常称为劣效品（demerit goods），其显著特征是其效用的个人评价远高于社会评价，一如“瘾君子”对烟酒的过度消费。如今，对手机等智能化数字产品的过度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但由此带来的种种负面后果与影响远未被充分评估和重视，并与“重征烟酒税”的诉求形成鲜明对照。
数字化企业还有相当大的能量制造“工人弱势”——买方垄断的一种特定类型。考虑到掌控了巨大的数字化力量，数字化企业更有可能利用这种力量压低供应商价格，包括向求职者或工人支付低于其体面生活的工资，或者将工作条件设定于合理的平均水平之下，相关合同中的“霸王条款”加剧了此类风险。处于弱势方的工人即便明知自己被隐性剥削，也无力获得足够的事实补偿。与此同时，数字化企业高管层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和机会，向自己支付过于丰厚的报酬。如此一来，企业内部与企业间的“工资不平等”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更可能被放大和扩散，成为加剧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大风险源。
隐私和网络虚假信息也可能成为真正的问题——如果不是泛滥成灾的话。与公共部门相比，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况下，商业组织更可能基于谋利动机滥用数据，或者降低保护用户数据安全性方面的支出。在医疗卫生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很重要，但隐私更易暴露。
以上讨论强化了矫正性数字税的第二项理论基础：对数字化企业的负外部性活动征收矫正税（corrective tax）。数字化企业可以继续搜集、存储和使用用户数据和其他信息，但在出现问题时必须面对惩罚。矫正性数字税是其中无可回避的一种机制，它不会使数字化企业无法继续运作，但可促使其进行更负责任的运作——采集、存储、发布和使用。
结语
数字税的理论基础应被严肃且缜密地思考，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税收层面。数字经济的两面性创设了此类思考的大背景：数字化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力量行善，也可能滥用数字化力量“施恶”并从中获利。
支持共同市场有效运作所依赖的竞争中性，连同支持社会公正所依赖的限制数字化租金，共同定义了数字税作为“止恶”工具理应发挥的两类基本作用。据此，把数字税区分为补偿性数字税和矫正性数字税是适当的和必要的，前者旨在“补齐税差”——作为对BEPS的救济机制；后者旨在防控附加损害，即从滥用数字化力量制造“负外部性”活动中攫取数字化租金。
补偿性数字税是“必须的”，矫正性数字税则是“选择性的”。选择应在控制外部性的各种机制中做出，包括对数字化企业强制实施额外监管和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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