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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远征（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远征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看，十三五规划基本完成
今年的宏观指标还没有完全出来，但从过去四年看，尤其从“十二五”到“十三五”这十年来看，可以预计十三五规划能基本完成。
十三五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这一目标是十年前提出的，并反映在十二五规划中。“十二五”规划可以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话是“第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最重要是发展服务业”。第二句话是“内外需共同提高，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核心是扩大消费，扩大消费的主要途径是增加居民收入。为此提出了两个提高，两个同步。一是在初级分配中，提高工资收入的比重，并要求增速与劳动力生产率提高相同步。尤其后一个提高和同步被认为全面建成的关键性指标，即2010-2020年GDP翻一番，居民收入翻一番，两个翻番的目标。“十三五”延续了这样的路径，同时又指出了这一路径应是高质量的发展，相应地提出了“五个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从GDP实现的情况看，过去九年中国GDP增速都在6.1%以上。我们预计2020年中国的GDP增速将达到2.5%左右。若能达到，今年中国的GDP将是2010年的1.97倍，基本完成翻两番的目标。从居民收入角度来看，过去十年中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速持平甚至略高一点，但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快于GDP的增速，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0%。从居民收入来讲，今年能达到翻番的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两个翻番能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可以基本实现，也基本满足了“十三五规划”的要求。
过去十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做出最大贡献
未来五年的主旋律是努力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这是可以做到的。
十年前提出“中国市场位于世界市场前列”，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居民收入基本翻了一番，预示着中国市场扩大了一倍。从去年指标来看，今年中国居民消费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这得益于中国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消费在GDP的比重也不断攀升，成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第一拉动力，奠定了内循环的基础。
我们注意，在2007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是外循环为主的，表现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将近10%。2007年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曾达到65%，这是全球大经济体罕见的对外依存度。
以对外依存度高为标志的外循环经济发展带来了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忧虑，科学发展观由此提出。与此同时，这一现象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论，比如认为全球经济不平衡原因是一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过高，其中中国最突出。而全球经济不平衡又是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国际经济背景。为纠正这一不平衡当时国际社会也提出，一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是否不能超过GDP的4%。经过十年努力，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不到1%，中国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做的贡献最为出色。
在以外循环为主的出口导向经济中，中国的产能很多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当出口下降，顺差减少，意味着产能过剩。中国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并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为突破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的扩大、过剩现象几近消失。比如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随着居民收入提高，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并未出现过剩，主要卖到农村去了。过去十年中增长最快的行业是家具和家装。这是最传统的行业，它的快速增长与农民收入提高高度相关。
随着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增长，许多家庭开始步入小康，促使了消费升级。最为典型地体现在汽车消费上，目前汽车市场旺销的是SUV。在前十大旺销品牌中，有八个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品牌，平均销价在10万人民币以下，销售市场主要是三四线城市以下地区。它恰好满足了刚中下收入阶层的需求，而这一阶层又是人口最多的阶层，这一阶层收入的快速增长是中国实现内循环为主体的可靠基础。
展望未来五年，如果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尤其中低阶层的收入持续提高，中国内循环的基础就在巩固之中，中国市场在持续扩大之中。如果持续扩大中国市场通过规则等制度性开放为全球所共享，那么中国就会拥抱和引领全球化，这就是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
中国贸易顺差既可持续，但也不能持续
从实体经济看，在联合国的工业目录50几个大项以及191个小项中，中国的产业几乎全部都有。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它构成中国出口的基础，可以做到出口西方不亮东方亮。从这个意义上讲，贸易顺差是可以维持的。
事实也是如此。例如今年的出口重点在变化，出口增长最快的是跟卫生用品、防疫用品相关的产品。与此同时，国外受疫情影响，很多企业停工停产，不得不从中国出口。使过去已不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产业，如中国低端纺织品重新加足马力开工生产。这些都凸显了中国全方位的工业体系和全方位的制造能力的整体竞争优势，也表明这个能力使中国的出口在世界产业链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与此同时，从世界经济看，中国是一个大国，全球没有一个大国是单纯依靠出口来实现经济发展的，并且一味地追求贸易顺差也会引致全球经济不平衡。大国的责任更多是向全球提供市场，中国正是如此，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率先创办上海进口商品博览会，每年一届，让各国搭入中国经济的快车。中国通过提供市场的快车，通过提供市场的方式，践行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治理理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贸易顺差不应也不会一味扩大。
医疗和教育是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的两大痛点
十年前，“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导思想第一条可以概括为“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最重要是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发展的重点。
经过十年的发展，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产业，2019年它占GDP的比重已经达53.9%。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提高，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服务业成为最重要的消费产品。
但是，相对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中国在服务业方面仍有很多短板，比如就学难、就医难。这特别明显地体现在服务产品的进口上，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一直处于增长态势。增长最快的三个行业是海外旅游、海外就学、海外就医。除去观光旅游，在就医和就学方面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我想这是海南自贸港设立的重要原因。
海南自贸港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部分，就是教育的开放、医疗的开放。在海南外国学校办学校可以投资办学，外国医疗机构可以投资办医。这样不仅满足了居民对服务业的需求，而且也把到国外的消费转变成国内的消费，服务贸易的逆差就会减少。需要指出的是，服务业是对人的服务，标准决定质量。按国际惯例办事，树立标准是第一要义，而自贸港是最高的开放标准。如果海南能建成自贸港，就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由过去要素流动性的政策性开放转变成符合国际标准的规则等制度性开放。这是海南自贸港对全国的引领意义，而医疗和教育这两个短板是突破口。
要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改革开放是必须的
如果要形成双循环的互相促进，改革开放是必须的。
第一、双循环互相促进的前提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以居民收入提高为核心的内需持续扩大，而提高居民收入最重要的是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这一增速有赖于城市化的发展以增加就业机会。从改革的角度看，除了一般的城市化问题，最核心要解决的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农民工现在有2.9亿，他们已经是半城市化人口了，但是身份还是农民。农民工尽管城里有收入但不敢在城里消费，把收入都带回家盖漂亮的房子，但坐在家里没有收入还得出来打工，他们只有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所以以户籍为代表的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土地制度改革的相互配合非常重要，这是要素市场化的核心含义之一。
应通过深化社保，教育等体制改革，使农民工能在城市定居下来，改变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同时，通过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以及宅基地的改革，使农民有财产性收入的实现渠道。城市的务工收入和农村的建设用地，尤其宅基地的财产性收入一起变成城市的购买力，来买车、买房，会扩展中国的消费市场。
第二，双循环的促进，涉及到对外的深化。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提高，中国的市场就会持续扩大。如果这一持续扩大的市场为世界所共享，中国就在拥抱并引领经济全球化。这个开放已经不是过去要素流动性政策性开放，而变成了一个规则等制度性开放。通过与国际规则接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连通，国际国内的双循环就打通了。
全面深化改革，除了经济体制改革，还有社会体制等其他体制的改革。例如农民工首先是户籍的城市化，农民工的问题不仅仅是户口登记制度的问题，这背后是社保、医保、教育等一整套的社会体制改革问题。目前，全国社保是否可以互联互通，是否可以异地转接等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农民工子弟，能在城里读书也仍然是难点。这些都不是单靠经济体制就能解决的。因此在十四五期间，深化“五位一体”的改革十分关键。
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的源泉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还在进行中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特征是二元经济，只要二元经济存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依然会持续，这即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居民，尤其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增长源泉。
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只有61%，离发达国家平均75%以上的水平依然还有十几个点的差距。按照过去中国城市化的经验，一年增长一个点左右，那么至少可以维持十五年，这表明2035年前增长潜力依然存在。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结构性增长潜力。一是中国目前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上，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在这个水平，城市化平均应达到65%，中国仍有将近4个点的差距；二是半城市化的农民工将近有2.9亿人口。如前所述，农民工的市民化会极大促进消费。
过去中国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经验：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让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另一面更为重要，中国居民收入在过去40年持续增长。
其基本原因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更多的人卷入工业化，更多的人卷入城市化，收入就会持续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依靠城市化来增加就业，依靠城市化来提高收入，中国依然有潜力。释放这个潜力，要通过改革开放。
疫情已类似生产要素一般进入经济社会生活
未来五年的风险和挑战还不确定，因为现在世界正处于深刻的调整期，全球都在急剧变动之中，因此风险很大。这个世界变得跟过去理解的不一样，不确定因素在加大之中。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以不变应万变，这是构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核心含义，只要把这件事情办好了，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换言之，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可能面对风险，应对风险，应对挑战。
疫情对于规划的影响可能不是未来五年，而是未来世界都要考虑的。人们在这次疫情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发现一个问题：过去在经济和社会安排中，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是自然进行的。家庭幸福是个人自己的事，经济所要做的就是提供足够的薪酬。但是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人们发现，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不能纯粹自然进行，必须用抗疫的人为干预才能加以稳定。病毒因此变成类似于生产要素进入生产环节，抗疫因此出现了常态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疫情不是一个短期的外部冲击问题，也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不仅全球需要联手抗疫，而且要构建新体制，适应抗疫常态化的形势。疫情防控常态化就是，在常态化中间消费，在常态化中间投资，不能把疫情视为一个短期冲击，把它作为内生因素，在内生中间讨论消费、投资、内外循环等问题。比如将来口罩可能成为生活必需品，健康码成为基本的身份证，这叫常态化。常态化的核心含义是跟病毒共处，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在疫情控制中间，只要不大规模流行，零星的病例是可以忍受的，要在这个前提下讨论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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