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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春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江春泽，著名经济学家、比较经济体制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本科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访问学者和华盛顿威尔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被选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等多个学术团体理事或常务理事，中国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副总干事（主持工作）。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外司副司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重大课题协调司司长。曾受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共出版20多部专著，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或调研报告等200多篇，尤其是1990年撰写的《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一文受到中央领导首肯，对党中央在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适时地起了积极的理论信息铺垫作用。曾被选入国内外出版的多种《名人录》，包括美国出版的《Who’s Who in the World》、英国剑桥出版的《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世界妇女名人录》和国内出版的《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中华创业功臣大典》《华夏妇女名人辞典》等。
202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比较经济研究文选》，全书55万字。选入这本集子的文章，是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试图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服务所作的国际经济体制比较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包括原来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何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经验教训。
在过去40年，市场经济是任何社会通往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已成为我国人民的广泛共识。任何国家要想在封闭的环境中绕开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来搞现代化，只能是“乌托邦”。
正因为我们结合本国国情，又大胆地吸收了国外不少先进的东西，而且从正反两个方面借鉴了国外发展经济的许多经验教训，才形成了今日中国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据网传信息：欧美一些著名大学的专家学者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就中国“威胁”、中国为什么会强大问题进行研讨，这个问题，提出以下的论断：
1，坚持社会主义但不排斥资本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不排斥党派监督。
2，采取实用型经济模式，世界罕见。既不是公有制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两者混合。这种混搭模式十分有效。
3，全民爱国，十分罕见。虽然国内有争论，但一遇外敌，没人号召，14亿人一致对外。区区一个萨德事件，就让韩国失去了2/5的市场。
4，领导人一心为民，世界罕见。他们尽心尽力地为农民着想，去农税、扶贫、抗灾等等，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5，领导人的选拔机制，世界罕见。高级领导人要用十多年时间考察，没有任何利益集团可以左右。
6，举国机制世界罕见。中国想做任何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没有做不成的，因为他们可以不受任何阻挡地举全国之财力、人力、物力去做。
7，新一代年轻人正在成为栋梁。在中国的航天航空、核能、电子、芯片、高铁等领域，担纲者平均年龄只有39.4岁，他们中40%是回国的留学生。
8，中国有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制造一根针到制造航空母舰，从设计到成品，如果他们愿意，不需要任何外力。
9，中国有庞大的金融库存。有近4万亿美元储备，购买了美债2.1万亿，财政盈存、银行存款和其他储备共约8万亿人民币。其金融实力是欧美日俄的总和。
10，中国品牌创新世界罕见。世界把个体优秀产品称为品牌，而中国则把一种崭新经营模式也作为品牌，如电商、支付宝、美团等，都是他们在很短时间里创造出来的新型经营模式、不断创造出罕见的价值。
11，中国有罕见的宏观调控能力。亚洲金融风暴和美国的次贷危机，都没有对中国形成冲击，它本身可能出现的危机也能很快被消灭。
12，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它完全可以靠自我消费而推动市场，同时，它可以淹没他们认为有害的市场。
13，中国把事情想到几十年以后，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有五年十年规划。这种预想预判预设的能力，是可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危机的。
14，好的决策代代相传，世界罕见。在许多国家，一个总统一个想法，在中国，一句“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用了几十年，而且代代用代代灵，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然在中国的外交工作中采用。这是一个守信的、负责任大国的体现。
15，中国庞大的各方面的基础设施与发展实力，谁也无法撼动。中国近40年的发展，不是某个方面的发展，而是综合的发展，即使不是世界最好的，但绝对是世界最具潜力的。
参与研讨的专家指出：中国“最可怕”的就是这些，来自它的“威胁”也是这些。如果它本身不出问题，试问，谁能把它击垮？它的成长和壮大，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我觉得，不论这些评价是否都很准确，但他们看问题的态度是客观的。他们的看法也是基于事实、通过国际比较得出来的。
今年以来，新冠病毒在全世界流行，这实际上是一场人类与自然界的残酷的战争，对于这样重大的全局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显然是不能单靠市场的力量去征服的，政府义不容辞地不能缺位，而且理应通过一些临时法案，发挥政府强大的号召力、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在各地方之间，应当可以互通有无，统一调配资源，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控制疫情和治疗患者。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和最强大的经济实力，本来理应在抗疫斗争中做出表率，发挥出积极的领头羊作用；但不幸的是，美国政府在这场斗争中严重“缺位”，其政府首脑还严重地“越位”和“错位”，干扰或包办科学家的工作，不听专业人士的意见，胡乱地发号施令，以致造成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世界之最”。
如此严重后果本不该发生，但是为什么偏偏发生了呢？
现代市场体系的优越性之一，是实行全球化的分工与合作而取得共赢。当新冠病毒严重威胁到全人类生死存亡的时刻，作为世界最强国的美国，居然处处“退群”，不仅不与领导世界抗疫斗争的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不贡献本国的先进技术援助，反而把精力花在煽动盟国上演污名化与“切割”闹剧上。这里，撇开一些人为的非体制性的因素不说，也可以认真分析研究一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应如何进一步科学地划分，应如何因时、因事、因地而制宜。这本《文选》中就是联系实际、从不同体制中，抽象出共同因素来进行比较的理论与方法。
也许有读者要问，现在，世界处于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一方面，新事物层出不穷，另方面，新问题堆积如山。人们关注的新热点太多太多，重新议论上世纪的那些事，还有意义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温故而知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嘛！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是永远需要的，因为改革也是永远不会终结的。
首先，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那么， 我们的任务首先应该是要建设一个完备的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鉴于我国原有的市场体系发育不全，我们要借鉴现代市场体系发达国家的经验，诸如：
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现代金融体系、现代经济法规、现代信用评估体系，等等。尤其要研究现代市场体系中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的功能及二者的边界划分，这是经济学中永恒的主题，是实践中经常会出现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的问题，许多国家的经济实践表明，必须及时调整“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除了应有基本的分工外，还需要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研究这两者的关系也需要对效果进行比较，这本《文选》里，有这种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比较体制优劣的评价标准等内容。
《文选》里有一些是对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效果的实况调查报告，除中国外，还有普京任总统之前的俄罗斯。我曾于1996年亲赴俄罗斯实地考察，并与当时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以及参与改革顶层设计的政界代表人物进行过座谈。这些当时的实况调研报告，也从反面证实了，改革不可能“指日突变”（当时俄罗斯有所谓“400天”或“500天”改革方案），一蹴而就，中国的“摸石头过河”是客观进程所要求的。而且改革是要坚持不断进行的。
《文选》中还选了一篇全面介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的文章，可能有人要问，南斯拉夫作为多个共和国的联邦国家，连同它实行过40多年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都已成为历史了，现在再谈论它还有意义吗？我的看法是肯定的。它不仅为今后需要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提供有用的史料，而且，那段历史对我们今后的实践也有正反两方面的借鉴意义。
从正面来说，上世纪40年代末，南共联盟在东西两方面夹击的严重困难面前，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地取得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成就。我们国家在今后世界大变局中，万一遇到外部世界霸凌、切割、孤立的形势，当年南斯拉夫领导和人民的奋斗精神仍然是勉励我们的榜样。
从反面来说，南斯拉夫当时实行的自治制度中包含着明显的“左”的教条主义倾向，比如，它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是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原则，在工厂里由全体工人讨论，为的是“要让每一个工人都知道每一个‘第纳尔’（南斯拉夫货币名称）到哪里去了”。实行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工厂当年的产出都是吃光分光，长期没有积累。不仅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连简单再生产所需的资金都靠向银行借贷。工厂债台高筑，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个例子是，南斯拉夫当时的政策规定是，建设资金允许借外债，但不允许引进直接投资，说那是“引进资本家”，居民去西德打工挣的收入只能存在西德的银行里，不能带回南斯拉夫投资，这样不仅白白地损失了本来可以运用的外汇资金，而且，不允许引进直接投资，就不能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结果，对外也是债台高筑。在内外债逼迫下，出现了疯狂的通货膨胀，通胀指数曾经高达四位数，甚至寄一封信要贴多少邮票，在一天之内也因不同时点而异。诸如此类“左”的倾向是永远值得我们警戒的。
此外，他们还提出过国家从现时起就要开始消亡的理论，他们不提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而是教条主义地搬用马克思关于“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概念，在各自治单位之间一对一地进行交换，以致于商品不能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形成均衡的价格，也不能起到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作用，公路等基本建设也不能“全国一盘棋”地统一规划，而是各共和国分而建之，极不平衡。如此等等，都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依我看来，南斯拉夫自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带有空想成分的“当代乌托邦”。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搞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搞取消商品生产和向“高级化”穷过渡等等脱离实际的措施，是把美好理想庸俗化了。而且，几乎所有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曾把远大理想当作当前的行动纲领，发生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之类超越阶段的实践。
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铭记的教训。我们的任务是，从当前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实际出发，一切措施都要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决议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研究和实行中国改革发展道路的出发点和依据。这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我撰写出版这本《文选》，就在于此。
最后，出版这本《文选》，也是为了回报国家以及我的工作单位对我的培养，为了感谢国内外同行们对我的支持与帮助。
祝愿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更大成就，经济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富裕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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