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勇：人口普查的精准度

（原标题：人口普查的精准度）

【口舌之勇】

正在启动的“大国点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有望在统计的精准度上树立一个全新的标杆，让我们一起期待！

孙勇

昨天上午，有人敲我家门。来访的是个陌生人，胸口挂个工作牌。一问，得知她是社区工作站派来的做人口普查的专职人员。这是新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按照国务院的部署，本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从2020年11月1日起正式启动。从10月11日起，人口普查的入户摸底工作已经在全国各地逐渐铺开。

我根据上门工作人员的提示，用手机扫了一个专用于本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二维码，打开相关电子页面，输入自己和家人的姓名、身份证、性别、学历、住址、房产面积等信息，用了约2分钟，就完成了自己作为公民配合本次人口调查的应尽义务，方便快捷。

有了这番体验，我就动了为人口普查这个话题写一篇文章的念头。

说起来，我和全国人口普查这个事儿有过特殊的缘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还算是当过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员”。

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启动。那时，我父亲是一位乡镇干部，因此，我随他一起住在乡政府大院的干部宿舍里。我虽然年少，但人缘不错，和政府大院的一帮年轻的小干部混得挺熟。某天，年轻的小干部李哥主动找到我说，你的字写得不错，帮我干点活儿吧，干完了我请你吃饭。我一口答应。我跟着李哥走进他的小宿舍，看到一地堆积如山的文件袋。李哥告诉我，那是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资料，他想请我当帮手，填写本乡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

听说要参与到全国人口普查这件大事中，我立马来了劲，干！一连三天，我一有空，就窝在那间小宿舍里用黑色圆珠笔帮助李哥填写统计表格。其实，那些表格李哥已经填写了一遍，但那是草稿，经核实后，要重新正式誊写一遍作为定稿，呈交给上级政府。我干的就是重新誊写的事情。活儿接近尾声时，我发现，草稿上有两个村子的人口数据是空白，就问李哥咋办。李哥说，你根据感觉填数字吧，差不多就行了。我吃了一惊，说，这怎么行？！李哥笑了，说，不要紧，就这么做。我追问原因，李哥回答说，负责这次全乡人口统计的只有他一人，就靠他骑自行车挨家挨户上门统计，折腾了1个多月，实在忙不过来，毕竟全乡有8万多人！这两天就要上交统计结果了，还剩下几个坐落偏僻深山的小村子的人口没有去实地调查统计，只好编几个数字应付一下。那几个小山村人口稀少，编个数字也差不离，不会影响大局。说完，李哥把他手中刚填完的最后一份表格给我看，那数字是他凭着感觉杜撰的，挂靠着一个他没有亲自实地调查统计的偏僻小山村。我于是依葫芦画瓢，凭着感觉，在这个小组增加几个人，在那个小组减少几个人（每个村由若干个小组构成），拼凑着完成了最后两张表格的“誊写”。

过了些日子，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正式公布，同时公布的，还有这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先进工作者，李哥的名字也在其中。我看到这个表彰名单时，心情有点复杂。

这件发生在30年前的事情，给我带来一个深刻的影响：从那以后，我对全国人口普查的精确度心存怀疑。李哥那样的事（我也被裹挟其中），在全国人口普查中，是否只是个案呢？中国有几千个县，几万个乡镇，如果每个乡镇在统计人口时都有一点小小的失准，累加到全国范围，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误差。当然，这只是一种坏的推测。实际结果可能比这好。

人口是国家之本。然而，在中国古代几千年里，历朝历代到底有多少人，其实都是一笔糊涂账。一则，古代缺乏精确的统计方法和统计工具，也缺乏科学高效的检测手段；二则，为了逃避历代王朝苛重的人头税，老百姓向官府瞒报家庭人口是常有的事。到了清朝，雍正皇帝废除人头税，推行“摊丁入亩”的新税制，百姓向官府瞒报家庭人口的现象才消除，中国的人口统计也逐渐趋向精确。

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地区在某些年头变相恢复了人头税，加上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由此在人口问题上形成了国家（地方政府）利益和国民个体家庭利益的冲突，必然导致人口瞒报现象的出现。尤其是在“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的年代里，全国人口普查的精准度难免会受到影响。如今，各种变相的人头税在全国已彻底废除，生育政策也逐步放开，信息技术管理手段也非常先进，这种局面下，全国人口普查的精准度无疑会大大提升。正在启动的“大国点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有望在统计的精准度上树立一个全新的标杆，让我们一起期待！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