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一个视角、两个关键点和一个建议

（原标题：刘俏：一个视角、两个关键点和一个建议）

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中国产经新闻报社、网易财经联合主办的2020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于9月25日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共破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在论坛上提出破局的具体想法，他谈及一个视角、两个关键点和一个建议，简称“121”。

一个视角，中国最大的挑战不确定性在于，我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比如改革开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基本两个东西，一个技术进步，另外一个是组织形式或者激励机制的改进。现在，我们在整个效率配置方面是空间还非常之大，如果确确实实能够有比较好的效率配置机制，未来提升要素使用效率的空间还是非常开阔的。此外，从消费互联网过渡到产业互联网的过程应该是比较自然、顺利的过程，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庞大的提升的空间。

两个关键点：其一，我们整个在全球价值链里定位不好，真正遇到脱钩的情况或者遇到贸易冲击的时候，采取极端举措的时候，其实我们供应链很难形成闭环。未来长期一段时间我们如何提升研发基础底层技术的战略比重可能是国家战略上的必然选择；其二，未来需求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在重新迁移过程中、在城市化过程当中能否真正实现市民化这样一项战略挑战。

一个建议，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租赁住房制度和REITs发展三位一体的一轮改革，让收入比较低的农民工群体或者其他的灵活就业人群能纳入到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之内，并把租赁住房纳入到住房公积金的服务范围，同时把租赁住房甚至政府跟住房相关的资产纳入到这一轮公募REITs实施的底层资产范围里面。

以下为现场实录：

谢谢大家，我看了一下今天的议程，相信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提了很多的观点，我稍微提一点具体的想法，基本上我叫做121，一个视角、两个关键点和、一个建议，121齐步走的感觉。

第一点从大国演进角度，用战略视角看现在的经济发展的阶段以及我们面临的最大的结构性挑战，我自己的判断是什么？其实大家讲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本身理论来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逻辑的延展，只是疫情下或者疫情之后一系列的全球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让这个问题变得比较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了。

但事实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提最大的挑战不确定性其实在于我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我们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这个角度我想并不是特别新的，经济学者一般用索洛模型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其实效果蛮好的，索洛讲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基本由要素投入再加上要素的使用效率TFP决定，过去40年我们看到大量的要素投入，劳动力红利期，资本市场这块我们通过对外引资，同时我们为整个土地基础设施投资这块形成社会信用提供大量的资本支持，同时我们的TFP增长速度非常快，大家看到改革开放的最初的30年时间，我们资本市场增长速度可能达到了4%以上，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对全要素市场的增速算增长速度50%以上，我们说这种增长比较健康，过去40年保持了9.4%的增长速度背后除了要素投入以外，其实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很重要，大家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降了下来，工业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了，这种情况下可能未来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要面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更加难的阶段，我想这是经济演进自然的逻辑。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还能保持4%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这种先例，美国我们了解1870-1970年保持我们认为工业化进程阶段，基本上保持了2.1%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但是进入后工业时代以后特别是最近30年的时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大致基本只有0.7%-1%之间的数字，我们现在基本降下来到2%左右，到目前为止我们相对水平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大概是美国的43%的样子，我们讲到现代化的国家比如以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为例子，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美国70%、80%甚至90%以上或者比美国还高一些，这意味着我们未来十年的时间里，总书记讲2035年我们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求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基本上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我这里做了一个测算，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要达到美国的65%意味着一年要比美国高出将近2个百分点，1.95个百分点的增速，现在美国的增速大概在0.7-1之间，意味着未来15年的时间里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可能要超过美国比他高1.95个百分点，要达到2.5-3个百分点的样子，这是我们面临的很现实的观察中国经济的视角。

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大家看到这样的先例，一个国家完成资本化进程之后还能完成2.5-3%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也因为此大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容易两极化，一种观点特别极端认为这个东西一定发生，另外一种观点特别悲观，我们想把问题的本质梳理清楚，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寻找答案，现在讲得比较多的几种观点，我讲乐观的观点，技术进步。我们现在面临产业互联网或者说是新基建这样的一些技术进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想这个索洛上个世纪90年代讲过，靠技术推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统计和历史书里介绍过，他也给出基本的判断，我们过于乐观、高估技术对增长的贡献。

另外一个观点，中国现在还是有很高的储蓄率，另外我们现在城镇化率程度并不高，未来还有很多投资的空间，但是这里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我们人口结构在变化，未来储蓄率很难保持40%的国民储蓄率，同时我们经济投资效率不是太高，这种情况下使得保持很高的投资率会带来沉重的债务上的负担，也有讲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变成中国增长的动能，中国6亿人人均的可支配收入每个月不到1000块钱，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消费到底在未来能扮演怎样的推动经济增长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作用？其实还是打一个问号。

我想讲其实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可能大家会思考我们这40年怎么走过来的，其实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比现在更恶劣，当时面临的是按照邓小平的讲法，面临推翻全局的可能性，这40年来其实我们只要识别出这样一些重要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所谓的中国发展最好的模式。

我感觉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的很多关于政策的话语体系和改革开放的话语体系里面都跟这个有关系，我个人感觉现在我们为什么讲新基建、产业互联网？都和它有关系，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有没有可能创造奇迹，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在我们的第三产业已经占到了GDP接近60%的情况下我们还能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想很有可能，像常讲的几个利好因素也是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比如改革开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基本两个东西，一个技术进步，另外一个是组织形式或者激励机制的改进，现在在整个效率配置方面是空间还非常之大，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确确实实能够有比较好的效率配置机制，未来提升要素使用效率的空间还是非常开阔的。

另外一块在工业化，刚才我提到工业化进程结束了，但是我们有一个产业和数字化转型新的契机，而且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中国特有的，因为我们有消费互联网的战场，希望大量的数据、算法、应用场景供我们去倒逼供给端或者产业的价值链的一种重构，换句话从消费互联网过渡到产业互联网的过程应该是比较自然、顺利的过程，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庞大的提升的空间，新基建本身是某种程度上讲我认为是对产业的制造转型提供基础建设，会带来我们讲到的TFP的提高，中国现在我们整个制造业大概在未来可能还需要保持一个比较高的GDP的占比，现在降到30%以内，我们希望未来15年的时间能够保持20或者23%以上，通过这种方式形成我们在重要的一些行业闭环，我想这个带来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合到最后我蛮乐观的，我想讲两个关键点，有很多关键点或者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应对，但是我们会讲两个东西，我认为这是我们突然间在经济发展阶段提出双循环的很重要的背景。

比如第一点刚才大家讲到现在脱钩的压力比较大，我们看了一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定位，我们定位并不是优势，经济学我们经常用上游程度作为指标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体系里面，它的中间品有优势，我们算出来之后大家发现全球价值链上游程度大概低于全球开放经济体4%的水平，我们大概在1.2%左右，大量出口贸易、出口货物其实需要国外的中间品，我们自己的中间品比重高，美国29%，美国提供核心零部件，提供核心的技术，提供原材料，我们这边更多的是基于下游，组装之后这些货物出口出去，这样的情况下表明什么？我们整个在全球价值链里定位不好，真正遇到脱钩的情况或者遇到贸易冲击的时候，采取极端举措的时候，其实我们供应链很难形成闭环。

这个图简单展示一下，麦肯锡在去年中国和世界的一个很大的研究报告，大家看到这里若干个高科技行业和重点领域，最后一个灰色是相当于零部件需要从国外进口的零部件占的比重，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最熟悉最自豪的高铁，大概现在相当于20%的零部件需要靠国外的供应商提供解决方案或者说是核心技术或者零部件，到这里我们讲到后面的比如说民用飞机甚至包括半导体这些行业，基本上大面积的依靠国外零部件的进口，毕竟我们在供应链层面上很难形成闭环，这给我们启示是未来为什么一定要讲双循环？就是你很难，我们现在要补上短板的话，靠短期的这种立军令状下决心集体攻关，会有效果，但是这些是长年累月积累的结果，未来长期一段时间我们如何提升研发基础底层技术的战略比重可能是国家战略上的必然选择，我们现在只有5.5%的研发经费是投在研这个字上面的，“研发”是两个动作“研、发”，我们只有5.5%是放在研究上面的，这种情况下你去要芯片真的要不到，国家需要更长时间做这项工作，这是关键点。

另外大家讲到我们产生了消费，未来消费推动或者产业升级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刚才我们做了个很简单的数据预测，2035年中国基本上城市化率，所谓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75%，基本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产业结构提出什么挑战，我们用2017年的数字，我们农业大概贡献的GDP7.92%，但是农业的基本人口是27%，这种情况下构成了一个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你27%的人口贡献7.92%的GDP，这个数字去年26%的就业人口贡献7.1%的GDP，农村的人口的收入肯定是低的，而且他没有财产性收入，这样判断未来15年时间里无论提升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或者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样一个中国过去40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所看到的结构性的现象的话，你需要实现农村劳动力大量的配置，他们需要城市化，现在给定我们户籍制度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比如说城市的房价问题等等，基本上他很难市民化，大家可以看到在未来我们讲到一个现代化国家可能居民消费空间很大，我们现在居民消费可能40%不到，但是到2035年达到60%，我们估测了一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大概服务消费在总消费里占的比重是60%，但是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城市很大的就业群体，不管农业工还是农村就业人口没办法融入城市生活，没办法市民化的话，你要实现60%的消费率实现消费占比60%的服务型消费，我想这里面是没有需求的来源的，未来需求端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从农村到城市或者说我们的人口在重新迁移过程中在城市化过程当中能否真正实现市民化这样一项战略挑战。

所以最后想给大家简单提一下一个具体的建议：因为这些问题很多，大家讲供给改革包括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让农村用地能够流转起来，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说农民工也好或者农村人口也好，他到城市没有更多财产性的收入，在城市又不能够待下来，买一套房子或者有稳定的居所，甚至享受不到公共服务的话，农村的地或者在县城、村子、镇里的房子是他唯一财产性收入来源，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放弃吗？这种情况下农村或者农业的生产效率不能集约化生产，土地没办法收到一起用集约化的方式形成农乐的集约把它农业化、工业化、产业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农民本身融入不了城市，他没办法变成真正的市民。

我个人感觉未来实现新的发展格局可能需要真正去面对的一个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刚才讲的第二个关键。

最后围绕这一点我提个具体政策建议，建议非常具体，我想改革的举措讲的比较多，很多东西讲的比较大，我们讲一个具体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可能启动跟住房公积金制度和租赁住房制度，另外我们讲到现在总共REITs发展在三位一体新的一轮改革，非常具体，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这个逻辑可能是在我们应对刚才提到的这些关键问题很重要的可行的建议。

具体到底应该怎么样？现在如果说是我们公积金的缴纳范围现在经过30年的发展大致有1.5亿城市的就业人口，1.5亿大概对应着1.5个亿的家庭。现在我们如果说把缴纳群体延展到灵活就业人口包括农民工的话，很有可能未来十几年的时间住房公积金的缴纳面会比过去30年有倍增的效果可以达到3个亿甚至更多，我从来不认为中国的住房问题已经解决，包括住房公积金到目前为止只有3000万个家庭提供了购买房子的贷款，但是中国有多少个家庭？大家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租赁住房未来有可能纳入到我们讲到住房公积金的服务范围，有没有可能把社会资本、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加上市场机构合在一起之后的话，由它来运营租赁住房或者运营我们讲到的集体用地为基础的资产。

带来几点好处：一方面真正让缴纳公积金特别收入比较低的农民工群体或者其他的灵活就业人群能纳入到从事这样一个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其实为地方政府解决存量资产提供便利，我们梳理到目前为止确实，各种各样的数据做一些调研，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平台操作的话，投资回报率远高于现在把住房公积金的钱放到银行或者活期储蓄这里，回报甚至可以高到8%-9%的样子，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是很具体的一个政策的操作，而且发现实施的前提都已经具备了，有没有可能把租赁住房甚至政府跟住房相关的资产纳入到我们这一轮公募REITs实施的底层资产范围里面，如果说公募实施，这个试点的过程暂时不能放到底层资产的话，我想通过私募REITs，通过这样一种大量的社会资本的进入的话，其实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和循环的，包括通过这种方式如果解决了租赁住房供给的问题，最终解决这个城市的很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市民化的问题，中国消费未来农业的TFP的提升，农业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除可能会找到具体应对的方法，建议本身我觉得应该很直观而且具有操作性，我们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可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基本上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121一个视角两个关键问题一个具体建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