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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克文（澳大利前总理，现为联合国环境卫生和水全球合作计划高级别主席）
COVID-19危机突显出获得清洁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洗手是最好的抗病毒前线之一。但三十亿人——全世界人口的近一半——缺乏基本洗手设施，大约三分之一人口（22亿人）得不到安全饮用水，更有近两倍于此的人（42亿人）得不到安全的环境卫生服务。
太平洋岛屿的问题更加突出，在这些地区，得不到有保障的自来水的人口比例比全球平均水平高一倍，环境卫生指标也要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我们在巴布亚新进内亚等国家看到，缺乏维持基本个人卫生的设施导致疫情一旦形成便非常难以克服。
但是，尽管我们都知道问题所在，水和环境卫生仍无法进入全球政治议程。政客很少像为新学校和医院剪彩那样热衷于建设废水处理厂。但与其说问题在于无法抓住政治机会，不如说是没有政治意愿。毕竟，难以想象还有其他政府服务与普及清洁水和环境卫生一样重要。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在于钱。长期以来，政府将水和环境卫生视为国家预算的消耗大户，而非投资机会。因此，传统上它们依靠税收、关税和转移支付补贴行业。而尽管人们通常愿意为获得或改善这些服务而付费，但如果没有额外支持，公用设施很难覆盖基本操作和维护成本。
这在政治上得不偿失，因为人们渴望也急需这些服务。但这在经济上同样得不偿失。与水和环境卫生不足有关的年度损失目前可达每年$2600亿美元（全球GDP的1.5%），投资于水和环境卫生的每一美元都能带来四倍的健康、经济和教育产出回报——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政府的总体经济和社会日程。
最大的挑战在于说服政府将该行业视为能够产生高额经济和金融回报，并且不会给银行带来负担的资产。这一思维转变还将为其他迟到已久的改革提供动力。行业规划和管理、补贴定位、成本覆盖政策、关税机制都有大量改善机会，征收新税收以及其他交叉补贴也是必要的。
一些政府已开始争取这些机会。比如，印度总理莫迪的Swachh Bharat计划让国家集中关注水和环境卫生问题，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最近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与此同时，有的政府扩大了为降低风险、集中资源而设计的国家、市政和家庭层面的可偿还融资机制。
比如，肯尼亚国家水监管部门与世界银行合作实施了“影子信贷评级”，用它来吸引更多融资。印度尼西亚政府为低收入国家发放补贴，为最需要的群体改善服务。秘鲁用激励和直接援助相结合的方式改善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能力。基里巴斯和马绍尔群岛等太平洋岛国政府保证新气候拨款到位，或者用社会影响债券筹集更多金融资源。
这些和其他融资选项现已集中编写成了新的政府实践手册。由联合国环境卫生和水合作计划（Partnership on Sanitation and Water for All）发行的《水和环境卫生：如何让公共投资起效》（Water and Sanitation: How to make public investment work）提供了真实世界的例子，向政治领导人展示如何通过政治和经济上都可行的方式确保更多的水和环境卫生资金。
如果不改变计划，这一关键行业所面临的挑战将随着气候变化、全球卫生经济情况的频发以及其他系统性风险的不断积累而加剧。COVID-19疫情便加剧了全球缺少资金的服务提供者的窘境。但危机也带来了难得的用不同方式看待和做事的机会。
水和环境卫生是紧急响应的关键，世界领导人和财政官员绝对应该立即采取这方面的行动，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个月举行的年会。水和环境卫生投资能创造就业岗位、提振商业、降低政府预算的长期负担。但更重要的是，它能显著改善人们的省会，特别是妇女和女童。
对政客来说，通过一项投资同时实现减少过早死亡和疾病、提高寿命预期、改善生活质量，并确保所有人隐私、安全和尊严的机会是不多的。但投资于水和环境卫生可以。
全世界决策者——从出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到国家银行和本地合作伙伴——应该抓住危机造就的机会。可供选择的融资机会很丰富，而政治奖励亦很丰厚。
本文由网易研究局(Netease Economic Research Bureau)与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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