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泽：催生20世纪末中国经济体制大转型的“呼唤”

江春泽，著名经济学家、比较经济体制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本科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访问学者和华盛顿威尔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被选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等多个学术团体理事或常务理事，中国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副总干事（主持工作）。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外司副司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重大课题协调司司长。曾受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共出版20多部专著，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或调研报告等200多篇，尤其是1990年撰写的《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一文受到中央领导首肯，对党中央在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适时地起了积极的理论信息铺垫作用。曾被选入国内外出版的多种《名人录》，包括美国出版的《Who’s Who in the World》、英国剑桥出版的《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世界妇女名人录》和国内出版的《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中华创业功臣大典》《华夏妇女名人辞典》等。

这是一位勇于探索“经济学领域哥德巴赫猜想”的不凡女性；这是一位敢于为催生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大转型而鸣锣开道的不凡女性。

应张军院长之邀，让我采访这位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人物江春泽教授。案头置放着江春泽教授馈赠的《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猜想与求证》《亲力与见证》等力著，详细记录了她的成长经历以及为探索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优化、致力于开拓为中国经济改革服务的“比较经济体制学”学科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形成等方方面面。其他媒体和网络对她的采访也随处可见，因此有种“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但我还是决定要采写，不仅是受重托，而且对写得“有新意”“接地气”还是有信心的。

弹指间，她已是85岁，然风采依旧，优雅、从容、知性、敏捷，仿佛不拘身份，未曾老去。

因处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记者只好视频连线北京，心怀虔诚地去“挨近”江春泽教授进行采访。“近距离”的她，亲切的样子，如同拉家常，微笑时，甚而有着隐约的纯真。在这个春天的午后，听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谈往事历历，传奇次第展开，更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扑面而来，心神为之激荡。

教育世家，父辈英年早逝

已步入耄耋之年的江春泽教授特别喜欢唱一首歌，那就是由陈晓光作词、谷建芬作曲的《那就是我》：

“我思恋故乡的小河

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磨

噢妈妈

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这时，江春泽教授热泪盈眶。这正应了那句古诗：“鸟近黄昏皆绕林，人当岁暮定思乡”。

江春泽教授的思乡之情是很浓的。身在异乡的她，每当她思念母亲和故乡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唱一些中外歌曲，来寄托自己浓浓的乡愁。

她的故乡在安徽省旌德县江村。在那里，她度过了6岁至10岁的童年岁月。

1935年3月，江春泽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的一个教育世家。祖辈父辈曾在芜湖、宣城和徽州一带中学教书。如今，宣城中学校史展览室中展有《历任校长名录》，其中有她的祖父江辛与伯父江康世的名字。据《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以及旌德县《教育志》人物篇等史料中记载：祖父江辛是当年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的早期会员，辛亥革命的元老，还曾是家乡第一所学校—旌阳高等小学堂的创办人，也曾是省立安徽大学的发起人和筹备委员之一，抗战前在安大教国文，还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

20世纪30年代，婴儿期的江春泽与父母合影

她的父辈都是终身从事教育职业的。伯父江康世，曾任安徽宁属六县联立中学校长，十四年抗战期间，迁校山区江村，育学子八千，为安徽省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卒年38岁。她的父亲江强世，除了曾执教于宣城、芜湖与徽州多所中学外，还创办了徽州中等农业专科学校，亲任校长。遗憾的是在他26岁那年的6月，因患肺结核病而英年早逝；小春泽只有5岁。这一年可谓祸不单行，3个月后的秋天，病魔又突然夺去了比她小2岁的弟弟心泽的小生命。这令小春泽哀痛不已。

江春泽虽然出身于书香名门，但因父辈英年早逝而由寡母刘廉珍艰辛地抚养长大。刘廉珍在当地教小学，历年被评为模范教师，1958年曾出席安徽省文教群英会。

在教育世家氛围的熏陶下，江春泽从小就爱读书，知道发奋求知，梦想长大后一定要考上大学，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江春泽深谙：父母给了她的生命，更给了她寻求知识让自己的生命更精彩的力量。从而让这位有志少年胸怀广阔，目光深远。每年观花开花落、春华秋实，更让她感受生命轮回的节奏和绚丽。

江春泽学习成绩始终保持优秀，从初一到高中毕业，先后就读3所中学，每次月考、期末大考，成绩都被学校张榜，她总是名列第一。她自己认为这不属于天分，她不认为自己有特别的天赋，她的成绩源于勤奋加坚韧。

临高中毕业前，皖南团委要调江春泽去工作，她表示还想考大学。皖南团委领导表示同意，并说：“你年纪还小（当时16岁），先去考大学吧。如果考不取就来这里工作，当少儿部长，主管少年先锋队工作。”于是，她就全身心地投入高考的准备。考完后，她还在皖南团委临时帮忙，同时等候大学录取佳音。

“贵族化校园”里的“小土豆”

1951年是新中国第一次实行全国高校统一招考，大学录取名单全部在各大报刊张榜公布。当日，江春泽买了1份报纸，仔细地在她填报过的东北工科院校的工程类系科寻找自己的名字。可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她不由得有点黯然失色。

晚饭后，江春泽把报纸再翻阅了一遍，她不经意间忽然发现有“江春泽”的名字，是在金陵大学经济系栏内。“怎么有个同名人呢？”她再看下去，还有个“从翰香”的名字。“她是我宣城中学高中同窗挚友呀！我十之八九敢确定，这不是同名人，而就是我。”此时，江春泽欣喜若狂，她简直像个小女孩一般，竟然手舞足蹈。

可是，江春泽对金陵大学不太了解。之前，她没填写过这个志愿。经济系，更是想都没想过，因为家庭长辈都是搞教育的，她从小倒有“教育救国”的理想；读了女作家冰心的《寄小读者》后，也曾梦想过成为一名儿童文学的女作家；在迎接新中国经济建设高潮的氛围越来越浓的背景下，同学们又普遍立志学工程类，她也被卷入这个潮流中，全部志愿都填报工科。“至于经济嘛，想都没想过，误以为那就是打算盘、做生意吧！内心有些许抵触情绪。”江春泽说。

不久，江春泽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当年，她就是这样毫无心理准备，懵懵懂懂地闯进了这个陌生的“经济系”专业世界。

“无论如何，考取了大学，总是令人高兴的。”江春泽说。

当年她的高中同窗挚友从翰香的父亲为他的女儿和江春泽各做了一件格子布的长袖衬衫，算是“贺礼”。这也是她俩上大学的“礼服”了。当时，江春泽没有条件回老家向母亲告别，因为那个年代皖南几乎没有任何长途交通工具，只能步行，每天走60华里，需要走4天，来回就要走8天，途中还要住旅店，困难且不方便。所以，那年秋天，江春泽与从翰香就直接从芜湖动身抵达南京市的金陵大学，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场“出征”。

进了校园，江春泽看到学长们的穿着是别样的：合身的旗袍加外套或别致的西服，意识到自己和从翰香，将是“贵族化校园”里的两个“小土豆”了。不过，她俩处处受到关爱，并没有遭到任何人歧视。

入学后，学校要对新生进行一周关于培养目标、学习态度等内容的思想教育。江春泽暴露了自己的思想后，校方作了有针对性地说明：“第一，你们不是被随便拨过来的，是国家有意从山区中学担任过社会工作的学生干部中挑选来的，为的是使刚改为公立的原教会大学的学生成分多样化一些；第二，经济系的培养目标也不是做生意、打算盘，而是培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干部，同工程建设干部一样，这也是国家迫切需要的人才。”

听得津津有味的江春泽至此才恍然大悟，心里的谜团终于解开了。她不由地感到全身舒坦，思想的翅膀在翱翔奋飞。

江春泽说，她十分幸运的是，从这一年开始，全国高校普遍实行公费，国家每月供给每个大学生伙食费12元。家庭有困难的，还可以申请工读，给学校做一些事，学校再发给每月3元生活费。江春泽常对人说：“是国家用公费把我们培养到大学毕业的，把我们造就成了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我们理应要懂得感恩，用学到的专业知识来回报国家。”

戏称自己像个“小土豆”的江春泽，由于学习勤奋，表现突出，任金陵大学团委宣传部副部长，并被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当年，她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了南京市政协会议，是当时年龄最小的南京市政协委员。1952年7月9日，实足年龄不满18周岁的江春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校里最年轻的一名预备党员。

1952年10月，原俄专二部36班师生合影。俄语老师、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的夫人特卢波奇基娜（前排右五），辅导老师常富英（前排右三），江春泽（前排右一），同窗挚友、班级党支部书记于陆琳（前排右四）

1952年秋季，金陵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并调整成“一大八院”，将原两校的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于是，江春泽结束了她在金陵大学难忘的一年学习生活，而奔赴东海之滨的复旦大学经济系就读。与她同时并校过来的还有吴敬琏（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等。

在离开金陵大学前，组织上曾经通知江春泽去上海参加留苏预备部华东地区公开选拔考试。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来选派留苏学生。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推荐去华东地区参考者有数十人，最后只录取了2名，其中一位就是江春泽。录取通知是在来复旦大学报到后收到的，在复旦大学过了国庆她即北上。江春泽被分配在北京俄专二部36班强化学习俄语，她还担任这个班的团支部书记。俄语老师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的夫人特卢波奇基娜；讲授语法和负责辅导的是来自哈尔滨外专的常富英老师。

留苏预备部一年的学习快结业了。虽然，同学们的学习成绩都合格，录取北京俄专前也都经过政审（主要是根据本人表现）。但是，出国前最后一次政审的合格率只有25%。据俄专党委说明，由于建国前曾派过少量留苏学生，主要是在国内选拔的高干和高级民主人士子弟。后来，斯大林发现，已派去的留苏生中，尤其是高级民主人士的子弟，有不少人的家庭社会关系在港、澳、台，甚至在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认为，这将“威胁苏联的安全”。这些人不能在苏联学习保密专业，要改为一般专业。与此同时，苏联外交部紧急照会中国驻苏大使，招呼今后不能派有海外关系或家庭社会关系有严重问题的学生留苏。国内接到使馆通知后，紧急对即将派出的这批留苏生重新严格政审，宁严勿宽。于是，其中包括江春泽在内的大约有600人因家庭社会关系等问题而未能获准留苏，但都分配在国内重点大学继续学习。江春泽仍回到复旦大学学习。对于组织的决定，她愉快地服从。

不过，江春泽觉得这一年的学习生活过得紧张而又愉快，感到收获不小，不仅增长了很多见识，而且初步掌握了基础俄语。当她回到复旦大学继续就读经济系时，就获准免修俄语课。她在毕业后的1956年至1957年，翻译了大约20万字的俄文著述，发表在由复旦大学经济系主办、吴斐丹教授主编的《世界经济文汇》刊物上。她在毕业前，就曾不止一次地被邀请为招待苏联专家的文艺晚会担任俄语节目主持人。由于她俄语发音好，主持风格轻松自然，受到与会中外专家的好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年的学习生活中，江春泽还有一个重要“收获”，那就是遇到了自己的“心上人”、同窗才子谢明干，他俄专结业后分配在清华大学学习。共同的求知兴趣和理想信仰，把两人紧密地系在一起。1961年春天，相恋8年的两人修成正果，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如今，他们的婚姻和谐美满，婚龄已经越过了“金婚”，2021年将迎来“钻石婚”。

对复旦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愫

1956年7月，江春泽在复旦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6年。复旦校园3年学生生涯和6年留校任教生涯的旅程，可以浓缩成几个精彩的片段，江春泽对复旦大学片段的记忆是清晰而难忘的，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愫。此时，她湿漉漉的眼睛里全是当年复旦校园的回忆—

1956年7月，复旦大学经济系1956年毕业班党支部全体党员合影。前排左一为江春泽

回眸之一：

“乡愁阵阵来”，她视复旦为“第二故乡”

“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

天正清，风正凉，乡愁阵阵来。

故乡人，今如何，常念念不忘……”

这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第九交响乐的插曲《自新大陆》，表达了他在美国访学期间的思乡之情。

2005年6月，江春泽教授应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洪远朋教授的邀请，去评审他主持的一个课题。当晚，有个文娱晚会，请江春泽教授出一个节目，她爽快地答应了。当她站在台上开腔的一刹那，熟悉她的人都惊呆了。江春泽教授情不自禁地演唱起了这首《自新大陆》，表达了她对早年在第二故乡复旦校园的思乡之情。

随着“念故乡，念故乡……”的歌声，江春泽教授在复旦校园近乎10年如歌岁月的往事，顿时一幕幕地浮上心头、映入眼帘。同时，也带领观众穿越一个个激情燃烧而难忘的岁月，激发集体回忆，引发全场共鸣。

“复旦人复旦情常留在心中，每一次成功和欢笑都彼此铭记……”江春泽教授回忆说：“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在这里，我度过了从‘三好学生’到‘小辫子老师’的青春岁月。登辉堂、大草坪、老图书馆、小桥流水、办公室和工会小楼、几座宿舍、食堂……都留下了我的脚步和身影。我怎能忘怀？我一直视复旦为‘第二故乡’。”

江春泽至今还清晰地记得：1952年9月，她与吴敬琏（后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退休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陈耀庭（后来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已故）和从翰香（后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专家，已故）等一批校友，随着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2所大学的经济系合并到复旦大学经济系来的情景。当她和吴敬琏一起去中共上海市委转党组织关系时，虽然上海已经是解放后的第三个年头，但由于情况复杂，中共上海市委此时还没有公开挂牌哩！她感叹道：“大上海情况真是复杂啊！”

“我是从山区被挑选到南京市‘贵族化校园’的。不料一年后，我们又被合并到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一所重点综合大学来，这是何等的幸运啊！”江春泽教授感叹道。

回眸之二：

难忘的上海人民广场国庆“狂欢之夜”

“大概由于我在金陵大学一年级时已经入党，又是学生会干部，所以来复旦大学一报到，就被委以‘重任’！在团市委的领导下，我参与组织领导全市国庆节在上海人民广场‘狂欢之夜’的活动，我被指定为上海东北角大中学校的副总指挥（包括同济、复旦两所大学和这一片地区的中学）。”江春泽教授回忆说。

从1949年至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都是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此时，暴风骤雨般的阶级与政治斗争似乎暂时告一段落，从1953年起，国家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为了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1952年国庆的庆祝活动分外隆重、热烈。10月1日晚上，上海人民广场组织通宵达旦的群众狂欢活动。江春泽作为组织者之一，她在事先要组织大家学会统一规定的作曲家新创作的几首歌曲和统一规定的若干个集体舞。

当晚，人民广场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欢笑”等歌声，响彻云霄。

“唱起来，跳起来，功课完了多愉快”“你也来庆贺呀，我也来庆贺，庆贺人民自己的新中国”“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个啦呦呦”……

随着悠扬的青春圆舞曲响起，人民广场上，青年学生们翩翩起舞。那流畅优美的舞姿，那潇洒浪漫的舞艺，那醉意奔放的舞魂，犹如恋蝶振翅腾飞；踏着时代的旋律，舒展健美的身姿，迈着矫健的舞步，焕发了青春活力，场面持续着热烈欢腾，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作为组织者的责任，就是要保证广场上安全、持续欢腾地活动到天明。事后多天，那动听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里。啊，这是我在复旦大学度过的、值得记忆和永远难以忘怀的第一个节日！”江春泽教授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往事时，激动之情至今仍难以言表。

回眸之三：

复旦大学文娱活动的“第二次辉煌”

江春泽教授回忆说，1953年开始，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告一段落，全国开始了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学校恢复了以教学为主的正常秩序。毛主席号召学生要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全校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朝着“三好”学生的方向努力。江春泽的毕业证书上都是满满的5分，历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当年，她出席过校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上海市青年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上海市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她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出席那一届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刚上演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著名演员孙道临。他在大会上给与会代表们介绍了拍摄《渡江侦察记》的体会。

当年，为了加强学生课外活动的组织领导，组织上指派江春泽去担任校学生会文娱部长。她除了自己要带头努力学习外，还要努力组织好全校同学的文娱活动。一方面，在全校开展了普及性群众文娱活动；另一方面，又组织了提高性的业余文艺社团。比如，合唱团、舞蹈团、国乐团、西乐团、诗社和诗歌朗诵团、京剧团、唱片欣赏团、话剧团等等。每周四下午4点半以后是全校文艺社团普遍开展活动的时间，同学们像过节日一样纷纷快乐地参加自己所喜爱的社团活动。有些社团还请专家来指导。当时，正好赵丹、白杨、秦文等著名演员因拍摄电影《为了和平》而短期住在复旦大学体验生活。于是，江春泽邀请他们亲临话剧团和诗朗诵团指导。黄宗英和胡庆汉都来诗朗诵团做过讲解和示范，同学们都庆幸有这么难得的学习机会。

为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校学生会文娱部经常在周末或节假日组织各文艺社团去市、区工人俱乐部和郊区农村以及驻沪部队演出。这些文艺表演享誉全市。多才多艺的江春泽也登台朗诵过诗人田间创作的一首儿童诗《爸爸，我要到北京去》，逼真地反映了天真的少年儿童渴望见到毛主席的心情，曾博得了工农兵观众热烈的喝彩。当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中曾经转播过这个节目。

有人说，那个时期的文艺社团活动是复旦大学文娱活动的“第二次辉煌”。“第一次辉煌”是地下学生运动时期的复旦话剧团，它成立于1925年，由外文系的洪深教授成立并担任指导老师，即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也一直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以演剧的形式参加革命和建设活动，在上海公演过引起热议的《红岩》，但是后来因为历史原因话剧团停止了活动。

其实，江春泽在大学时也是一名业余的文艺爱好青年，她爱好音乐，曾经译配过俄语和塞尔维亚语歌曲；还能用俄语和英语唱不少外国歌曲，当年她用俄语演唱的俄罗斯民歌《红梅花开》，余音绕梁；尤其是她常唱的一首《遥远的地方》，因为开头一句是“DALEKO,DALEKO”，由此她被同学们取了个“达列柯娃”的外号。江春泽也很喜爱唱中国歌曲，尤其喜欢一首名叫《小草》的歌词：“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你把我照耀。河流啊山川，你哺育了我。大地啊母亲，把我紧紧拥抱……”她自喻为祖国百花园中的一棵小草，因为她的心永远紧贴在祖国大地上。

据悉，对音乐的爱好，江春泽教授一直保持到退休以后。她曾经历时10年是“欧美同学会合唱团”的团员。当时的指挥是世界合唱协会理事、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副主任吴灵芬。该团参加了很多有意义的演出活动。比如，1997年香港回归之日，该合唱团参加了在故宫午门前演唱的世界华人千人《黄河大合唱》。当晚，演出的指挥是著名指挥家于峰。1995年，在国家计委机关内部举行合唱比赛时，江春泽教授担任了本单位（宏观经济研究院）参赛合唱队的指挥。

回眸之四：

在校党委书记杨西光的“试验田”里历练

斗转星移。1956年6月，真想不到，那么快江春泽就毕业了。毕业后，她被留校担任助教。起先，分配她担任伍丹戈教授的助手，帮助伍教授尽快出版他专长的中国经济史书籍。

1956年11月，江春泽与伍丹戈教授（中）讨论经济史问题，左一是教研室同事、曾是同班同学周宜昌

1957年夏天，全国“反右派”斗争开始了。为了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为了帮助青年教师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克服“脱离政治的倾向”，复旦大学党委决定选派一批党员青年教师到各年级的学生中去兼任党支部书记。于是，江春泽被派到经济系二年级担任该年级的党支部书记。在随后的“大跃进”年代里，流行领导干部蹲点、种“试验田”等做法。江春泽任职的党支部被确定为校党委书记杨西光在文科的“试验田”。

所谓“试验田”，就是校党委有什么新的工作部署和措施，可以在“试验田”里先试行，以便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再指导一般。“试验田”的党支部书记偶尔也列席校党委会或某项工作的专门会议，以便“一竿子插到底”地领会和贯彻校党委的指示精神。江春泽作为党支部书记，是在经济系党总支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江春泽教授回忆说：“当年，经济系党总支书记陆庆壬的稳健工作作风，对我产生过良好的影响。而作为文科‘试验田’的党支部书记，我又直接受校党委书记杨西光的指导和教育。让我特别受到感染的是，杨西光的‘重才、惜才、用才、出人才’的人文情怀。比如，物理系的谢希德是解放初期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数学系的谷超豪当时已在数学界初露锋芒。那时，他们都是中青年教师，杨西光没有因为谢希德曾在资本主义国家受过教育而歧视她，也没有因为谷超豪1953年在留苏预备部因政审过严而未能留苏就放弃继续培养他，而是对他们倍加爱护关心，使他们的才华得以施展，充分发挥他们作为学科带头人的作用。谷超豪1956年再次被选派去苏联，用很短时间以两篇论文获得双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他们都是本学科有突出成就的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曾先后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两位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江春泽教授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杨西光书记曾提出过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一批里出一个，一个再带动一批。”复旦大学党委关心和培养的不仅是谢希德、谷超豪这样突出的业务尖子，而且还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列出了全校各个学科选拔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名单。20世纪90年代的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在50年代已被列为重点培养的骨干教师。对骨干教师，杨西光书记要求他们德才兼备、教学研究业务与党政工作“双肩挑”，要求他们不脱离群众，带动广大教师一起前进。

20世纪50年代初，复旦大学经济系是全国13个院校的经济系院系调整合并过来的，自然就有13位担任过系主任的教授。此外，在解放前有些名气的教授也不乏其人，比如：朱伯康、漆琪生、吴斐丹、夏炎德、曹国卿、张伯箴、陈观烈和陈绍闻等，以及当时已崭露头角的中年才俊洪文达、潘纪一等。但是，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后，教学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苏联的教材为蓝本，对于一些老教授来说，难于苛求他们马上适应。而刚从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那里进修回校的中年教师蒋学模、苏绍智就成了经济学科的带头人，是当时复旦大学经济系的两张“王牌”。

回眸之五：

与蒋学模教授师生情谊中的“遗憾”和“趣事”

江春泽教授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初，蒋学模老师从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结束回到复旦大学经济系后，主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学效果很好。他能娴熟自如、深入浅出地用自己的语言把理论内容讲得既十分透彻，又通俗易懂。除了充任教学骨干外，他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又不时地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高等教育部以及中共上海市委下达的理论宣传及理论咨询研究的任务。但是，他也对党的某项方针政策持有不同意见，尤其在全国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时期，他对有些问题想不通。为了使他经受得起政治风浪的考验，校党委和系党总支经常做他的思想工作，对他想不通的问题，在内部开会谈心帮助，目的是保护他。记得杨西光当时曾说过：“蒋学模是经济系的旗帜，不能倒。”

1958年，经济系按照校党委“文科应以社会为大工厂”的指示精神，全系师生去江苏吴县望亭公社参加劳动。全系是一个大队，党总支书记兼大队长。江春泽和她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三年级学生属三中队，她被指定为三中队党支部书记兼中队长。蒋学模、陈观烈等教授也被编在三中队。大家分散在几个自然村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即实行所谓的“三同”。“我们被指示：要恭谨勤劳地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不能轻视农民或侵犯农民利益，等等。”江春泽教授回忆说。

初下乡不久，就有一些学生反映：蒋学模教授说农村干部工作作风有强迫命令、计产量有浮夸，等等。同学们认为，这是态度问题，不是虚心向农民学习。对此，江春泽在经济系党总支会上汇报了学生的这些意见。对此，党总支决定在内部开会批评教育。于是，江春泽就主持了三中队党支部大会，对蒋学模教授的言论开展了批评教育。

江春泽教授回忆说，在当时革命热情高涨、“左”的思想占上风的形势下，批评的意见不会完全实事求是，恐怕有委屈蒋学模教授的成分。待到1960年，江春泽参加了中共上海市农委调查组，再次去上海郊区农村为贯彻落实《农村工作六十条》、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农村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和经验教训而深入实际，还参加了中共上海市委在锦江饭店召开的三级（市、县、公社）干部大会。她在简报组工作，白天去各组听会，晚上写简报，了解了很多关于农村刮“共产风”“浮夸风”以及强迫命令作风等问题。这时，江春泽觉悟到：1958年下乡劳动时蒋学模教授觉察到的问题是实事求是的，而自己和学生们对他的批评是不完全了解全面情况，不够实事求是。为此，有点遗憾。于是，江春泽回校后，曾专程到蒋学模教授家里向他表示歉意。说明1958年召开党支部大会对他的批评是不恰当的。

1986年，江春泽教授从美国访学回来。她听到传说：那一段时间，国内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争论热烈。当时，想不通的经济学家，北有关梦觉，南有蒋学模。当时，江春泽就觉得，蒋学模教授大概是多年来不太了解外部世界的新情况所致。于是，她决定竭力推荐他去美国首都的威尔逊研究中心做一年访问研究，可能对他思想解放有些帮助。为此，江春泽就给该中心写了一封推荐信。因为她正从那里做了3个月客座研究员回来，那里很快复信同意，答应给予资助。“此后，我没有再过问此事。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没有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边要求他，一年后的访问结果要出版一本书。他觉得，写一篇文章可以，出一本书有困难，于是此事就搁浅。其实，这是可以谈判和灵活处理的，他已经出了那么多版教科书，他如能对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做些调查，写一些新的认识是完全可以的。可是他放弃了这个机会，我有些遗憾和惋惜。”江春泽教授如是说。

“提到蒋学模教授，”江春泽教授还说起一件趣事，“20世纪80年代，我从美国访问回国后，曾听一些校友告诉我：蒋学模教授不止一次地对他的研究生说：‘你们要向江春泽校友学习，她不仅培养了学生，还把自己工科大学毕业的丈夫培养成经济学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我丈夫谢明干当时在国家经委调研室工作，他虽是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但他自幼喜爱文学，文字能力较强，清华毕业后，分配到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工作，当时正值‘反右派’斗争后期，领导上让他先在整风反右办公室工作，负责了解情况、汇总材料、编写简报等。领导称赞他写得‘又好又快’。运动结束后，就让他做院长秘书，主要是帮助院长调查研究、起草大文件。改革开放后，中央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谢明干被借调去参与大会的简报组工作，会后就被调到新组建的国务院工业交通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后扩展成为新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此后，他参与了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文件的起草工作。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参加了起草的全过程，时间长达半年多，上上下下讨论了许多遍，十易其稿，反响很大。文件颁布后，他作为起草组成员担任了文件宣讲的任务。在那一段时间里，不少大学、工厂和部队等单位请他去作文件学习辅导报告，一些报刊也纷纷请他写文章。蒋学模教授大概看到了他的文章，误以为是我对他有什么影响。其实，我正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公布那一天出发去美国访问研究的。此后两年我并不在国内，谢明干做些什么，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向蒋先生介绍后，对他说，‘蒋老师，您给我制造了一个‘光荣的大冤案’。说罢，我们都不由得哈哈大笑。”

最后，江春泽教授说，她还有一点遗憾的是，蒋学模教授80华诞时，他的学生给他举办庆祝活动。按照蒋学模教授的提名，在北京，邀请了吴敬琏、周叔莲、汪海波和江春泽。当时，江春泽教授很想去，但恰好与工作单位已经安排她率团赴俄罗斯访问的日期冲突。外事活动是难以随便更改的，于是她没能赴约，也算是憾事一桩。直到蒋学模教授逝世后的追思会，江春泽教授才专程赶到上海，表达她对老师的无尽思念之情！

1991年春节，江春泽教授上门向复旦大学经济系恩师蒋学模教授拜年

蒋学模教授生前与江春泽教授一直有书信来往。这是2000年9月17日他给江春泽教授的一封信并附上外出旅游的照片

回眸之六：

“小辫子老师”与学生们半个多世纪“亦师亦友”的情谊

当年，江春泽兼职学生党支部书记后，始终按照校党委和系党总支的指示精神，认真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同时，在教学秩序恢复正常后，她也认真做好教学工作。当时，她既在全校文理科讲授《政治经济学》；又在本系兼职党支部书记的班级讲授《经典著作选读》《毛泽东经济思想》等课程。她当时很年轻，扎着两条小辫子，被学生们戏称为“小辫子老师”。她善于与学生们交朋友，与这个班级的学生们共相处了4个春秋，共同经历了惊涛骇浪般的政治运动，共同在工厂、农村的社会大熔炉里经受锻炼，还在教与学中互相切磋，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她与学生们完全打成了一片，丝毫不摆老师的架子。一些局外人还以为她就是这个年级的学生哩！其实，她比这个年级的学生要早5年上大学。在农村劳动锻炼时，学生们称呼她“江老师”时，在一旁的农民听了后却大为疑惑地说：“我不相信，大学里哪有这么年轻的老师呀？”

青年时代的“小辫子老师”江春泽

江春泽与女生们更是亲如姐妹。这个年级有9位女生，6位比她年长，她们都在部队或机关工作过，既把江春泽作为师长来尊敬，又像大姐一样地关怀这位小老师。江春泽的婚礼，就是这些大姐般的女生们经手操办的。那是1961年的春节前，大姐们向江春泽唠叨：“您和谢明干也真够耐心地熬呀！马拉松式地恋爱8年了，婚姻大事还不办？您为我们操心操劳几年了，相处这么好，我们毕业前要看着您完了婚，我们也就安心了。”

多么诚挚与关爱的劝告啊！可是，江春泽说：“我们现在工作还分别在京沪两地，又没有住房。目前国家经济困难，布票都不够买床上用品，每人每月定量供应的半斤糖票也不够请朋友们吃个喜糖呀，怎么办呢？”

“不过，宋国英、钮中和等大姐们坚持先登记和举办婚礼，其他条件以后再慢慢地创造，婚礼所需条件由她们去解决。”江春泽同谢明干商量同意后，趁谢明干来上海出差的机会，大姐们就忙开了。她们找学校行政部门在青年教师住的第八宿舍临时借了一间房子，又从系办公室里借来些简陋的家具；学生中一位钮大姐还把她自己入学前办婚礼时别人赠送的全套全新床上用品也借了出来；全年级学生又把当月各人定量供应的半斤糖票也奉献出来购买喜糖……

就这样，似乎“万事俱备”了。但在婚庆当晚，6点多钟了，系里的师生们陆陆续续地前来贺喜，可是满堂宾客，却不见新娘。新娘上哪儿去了呢？原来，她办喜事当天还去市郊的人民公社取一些农村调查资料，到晚上7点多才风尘仆仆地赶回来。大姐们边责怪、边帮她梳洗打扮，有的给她递衣服，有的帮她梳辫子，匆匆忙忙“粉墨登场”。宾客们要求“处罚”，她只好同新郎合唱一首歌“谢罪”……就这样，一个“联欢会”式的婚礼就算办完了。

江春泽与谢明干结婚照，摄于1961年春节前

当回忆起复旦校园的那段“亦师亦友”往事时，江春泽教授如数家珍，脸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我与这个班级的学生感情深厚，一直维持到现在。这个班级学生中目前留在复旦经济学院的还有洪远朋、周建平夫妇，徐桂华、郑励志、孔繁定和尹伯成等。郑励志比我大13岁，他在履职时，每年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大会，都要来看我，现已98岁，因病入住华东医院多年，他今年大年初一的一大早还给我打电话来拜年。1984年成为全国百名50岁以下的特批教授、后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洪远朋，不仅常来电话，每次来京公务，总把我请去，不忘拜望当年的‘小江老师’，还向自己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等弟子们介绍：‘这是你们老师的老师。’徐桂华和他的女儿徐晓青也与我保持联系，我到上海，他们都热情招待。尹伯成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给我发微信，拍了他拉二胡的视频发来，他说：‘你是我们系里最有才华的女老师。’几十年里，只要我去了上海，他们就马上召集全班同学与我聚会。在江苏、杭州、武汉等地工作的学生也给我来电话。”江春泽清楚地记忆起，即使在物资供应短缺的年代，只要她来上海，学生们各家就轮流做东，请江老师吃饭。同时，议论时政与学术，畅叙别后各人情况。

1986年，他们想搞一次入学30周年的聚会，也没有忘记邀请当年的江老师出席。虽然，江春泽教授此时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访问研究。洪远朋曾代表全班同学去信美国，希望江老师访问结束归国时，从上海入关，参加他们的聚会。江春泽教授复信，感谢他们的盛情，但从上海入关有困难，未能赴约。

1996年是这个年级学生入学40周年，他们决定把分布在全国各地阔别35年的同班同学都邀请到1958年曾经劳动锻炼过的江苏望亭镇去聚会。一方面，同学之间叙旧；另一方面，也看看当地的新面貌。他们说：“这一次，江老师可一定要来啊！”郑励志趁赴北京开会的机会，专程当面向江老师发出邀请。江春泽也下决心一定安排时间去。由于此前徐桂华应邀在苏州讲学的良好效果，这项活动得到了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的热情支持。江春泽教授如愿以偿地到会，和旧日的复旦学生们相聚，目睹了当年他们实行“五结合”（即：体力劳动与书本教学、实际调查等结合）的故土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沧桑巨变。40年过去，学生们英才济济、成就斐然。这使江春泽教授感到无比欣慰。记得晚餐的时候，她又应大家请求，即兴演唱了一首《我和我的祖国》。

1996年，“欧美同学会合唱团”参加全国合唱节比赛，大图前排右三为江春泽

1996年，江春泽教授（前排右五）与阔别35年的复旦大学经济系同班部分同学到他们曾经劳动锻炼过的江苏望亭聚会合影

“学生们都说：我和他们‘亦师亦友’。为什么师生感情这么深？原因之一是当年我在该班领导反右斗争时，没有划过一个右派分子，政治上没有伤痕。”江春泽教授感慨地说。

有一位学生曾给江春泽教授写信，感谢江老师在“文革”中为他写了一份实事求是的证明，使他从政治厄运中解脱出来。他在信中饱含深情地说：“您虽然不再担任我们的党支部书记，但是您还继续走在学科建设的前沿，对我们起着引领作用。关于您的消息，在我们之中传得最快、传得最广。您的前进的脚步催我们奋进，您的音讯给我们启迪……几十年来，您和我们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回眸之七：

她像校党委书记杨西光那样“重才、惜才”

1994年5月18日，《光明日报》第3版发表了一篇题为《青年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的文章。这是金冲及、江春泽、嵇书佩3位复旦学子为悼念老校长杨西光逝世5周年而写的纪念文章。

金冲及是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是复旦的地下党员，曾任团委书记。嵇书佩毕业于复旦外文系英语专业，曾在外文系做党团组织工作，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往意大利的留学生，长期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的意大利语播音员。这3位复旦学子都曾经在杨西光领导下的复旦大学度过了充满生气与活力的岁月，都接受过这位老书记、老校长的谆谆教导和严格批评。杨西光对他们的影响力、感染力，至今犹存。

“我们在前辈的身上读懂了情怀。”一番话点亮了心灯。江春泽感慨地说：“我们是被杨校长‘训’出来，更是‘熏’出来的。”

杨西光是1954年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直到“文革”被打倒前，他的思想、工作对复旦大学那个时期的工作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江春泽影响最深的，是杨校长的“重才、惜才思想”，她要求自己仿效力行。党支部书记，在正常情况下只是党内基层组织的一项社会工作，并非一级行政职务，没有什么决策的权力。可是，在那个政治运动不断、强调“政治挂帅”的年代，一个班级的党支部书记，就要把全年级学生的政治工作、思想教育甚至教学安排、生活事务等都“统一领导”起来。

江春泽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这个年级的学生，大部分是已经参加过工作的所谓“调干生”，1956年为响应党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报考入学的。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扩大化，许多正直的有才华的人因此而惨遭厄运。一个人是否被划为“右派分子”，关系到他本人及其家属的命运。而党支部书记对此在很大程度上有操作权。所幸的是，江春泽没有经手划过一个“右派分子”。

这个年级曾有一位学生因撰写推崇南斯拉夫理论的文章而被直送校党委宣传部，在江春泽到任之前，校党委已直接划定该学生为“右派分子”，并准备把他遣送回乡劳动。

江春泽到任后，就有学生向她汇报：有位年长的“调干生”，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学习成绩优秀，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但他接触了一些外文资料，了解到当时西方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尤其因为他是台胞，会日语，曾经据资料说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得很快。他因此被一些同学视为是“美化和歌颂资本主义”，是“政治上右的表现，应当向上级汇报”。

江春泽说：“幸好在这样关键的问题上，我把握住了自己，严格地区分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线，坚持没有把他的言论作为政治问题向上级汇报。”

这位“调干生”就是后来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郑励志。在毕业10多年后的1978年，郑励志在长期积累资料的基础上，在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试论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发言，由于资料翔实可靠、数据充分、论据扎实、观点鲜明，从而震撼了长期闭目塞听的学术界，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复刊后的第一期《复旦学报》上。蒋学模教授曾说：“凭这篇文章的研究水平就可以被评为教授。”其实，郑励志的观点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萌发的，幸好没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扼杀他的研究事业。他对复旦的贡献还在于，改革开放以后，他在日本访学期间积极募集资金，为复旦大学创立了“日本研究中心”。郑励志至今对江春泽教授心存感激。因为他的内心深深地感受到，江老师对他的忠诚报国之心和奋力攀登科学研究事业高峰的执著精神是理解和支持的。

终于北上团聚，继续追寻着她的梦想

1962年初秋，江春泽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学习和工作了近乎10年的复旦校园，告别了精心培育过她的校、系领导和师长，告别了在校党委老书记杨西光“试验田”里共同耕耘过的那些莘莘学子，奔赴首都北京。一方面，与丈夫团聚；另一方面，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继续深造，开始她人生旅途的第二次“出征”，继续追寻着她的梦想。

江春泽在中国人民大学苦读了三年经济学经典著作，又随学校去山西省定襄县参加了一年“四清”，1966年毕业后被留在人民大学苏东研究所的苏联经济研究室工作。以后由于“文革”及全校教师员工去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业务工作全面停顿……1972年回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她被分配到北京大学。

从1974年10月起，江春泽从北京大学被借调到校外参加了一些联合研究的大课题。比如，参加人民出版社在全国（包括北大、复旦、南开、辽大、吉大等）借调相关业务人员组成的编书班子，编写《1953年以后苏联经济发展资料》，等等。

1977年3月，在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江春泽刚结束编书组的工作后，被粉碎“四人帮”以后刚临时建立的中共中央宣传口（部）借调，参加理论宣传战线拨乱反正的调研工作，还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两年多，担任调研组组长。她由此经历了“文革”结束后的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比如，中共中央召开新闻、文艺、思想理论战线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共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等等。这段经历，使江春泽了解了政治思想及理论战线更多全国全面的情况，引起她从理论上更深入地思考，萌发了她要从国际正反两面的比较研究中寻求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意念。在理论务虚会上，她作过即兴发言，大胆提出了“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寻求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她根据已掌握的信息，随口列举了若干种模式并阐述各自的特征。她由此认为，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单一的，可以是多样的，通过比较，才能择优。理论上要创立一门比较经济学的新学科。这个即兴发言，曾经受到与会者的称赞与共鸣。

1977年12月13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集社会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党内外知名人士座谈会。会议间隙，与会的江春泽与老一辈经济学家、复旦经济研究所创办人许涤新交谈并合影

理论务虚会结束之后不久，江春泽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据当时社会科学院秘书长王仲方披露，他原定把江春泽留在院部写作组。但是，副院长于光远建议，由于江春泽“既是经济学专业科班，又能运用不止一国外语，应当调去加强世界经济研究所”。这样，从1979年4月起，江春泽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室工作。这是一个曾有56位成员的大研究室，原称“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室”，大部分成员是苏联东欧国家归国留学生。

2005年4月22日，90岁高龄的于光远（前排右）携夫人孟苏（后排右）与谢明干、江春泽夫妇合影

当年12月，江春泽被提升为副研究员。这是改革开放后提升的全国第一位女高研。1980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她被院人事部指定出席全国妇联邀请的中外女专家茶话会。

与此同时，江春泽在她本人缺席的情况下，被研究室的同事们无记名投票当选为研究室副主任。熟悉江春泽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位愿意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不愿意承担行政职务的知识分子。尤其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各单位遗留下来的“派性”还没有完全消除，而国家对群众关心的一些问题又欠账太多。比如，评职称、提工资、分住房等，几乎都是“四世同堂”地期盼，而“僧多粥少”，又难以满足众望。所以，江春泽很不愿意被卷入为纷争不已的行政事务而耗费宝贵的时间。她说：“你们为什么选我，是不是以为‘外来和尚’好念经？但我不会念这个经。”

后来，研究室内一位20世纪50年代留学保加利亚归国的同事推心置腹地与江春泽谈心。他说：“我们研究室大部分同事都是50年代派去苏联东欧国家留学的。当我们60年代归国时，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基本破裂了，加之国内又是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研究工作中止。我们是这个园子里的园丁，却还没有进过园子，除了国家需要我们翻译一些文件外，我们没有做过研究工作，没有写过文章。在评职称时，从展览室看到你发表的成果较多，我们希望你能帮助我们发表文章，进入园子，真正做一名园丁。”

这位同事的一番肺腑之言，最后打动了江春泽。于是，她嫣然一笑：“那好，反正有几位副主任，我就帮你们搞出成果，所里行政会议我就不参与，请别的副主任去处理。”

从此，江春泽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外，就设法帮助研究室里的同事出成果。以后，每个研究东欧国家经济的同事都出版了一本书。因为其中有些同事原来只是学语言的，如有的译制过波兰影片《哥白尼》，有的担任过领导人会见外宾时的翻译，有的参与过《毛泽东选集》外文版的译校，等等。他们在掌握某种外国语方面是资深的，但是他们没有经济学专业知识，写经济学的论著有困难。于是，江春泽就一个个人、一本本书地帮助他们编写和修改，终于使他们每个人都出版了一本研究对象国的著作。对此，同事们都很感激她，要分点稿费给她。她说：“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不能要你们的分文稿费。”有的同事提出要加署江春泽的名字，她也婉言谢绝了。

1978年以来，江春泽按照于光远副院长的指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旁听了一年塞尔维亚语，研究南斯拉夫经济，并组织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也逐渐有了大体了解。它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大相径庭的，正好可以进行对比研究。但这还远远不足以寻觅到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道路。1981年，江春泽得到钱俊瑞老所长的大力支持，从事开拓性地建设一门新学科—“比较经济体制学”。

由于俄语和塞语使用面太窄，江春泽决定要提高英语的阅读和交流能力，以便跨越“封闭的藩篱”，广泛了解西方世界战后经济发展的实况和学术动态。1983年，江春泽通过“托福”考试，报考了中美合办的“北京经济英语中心（BELC）”，强化了一年经济英语的听说读写培训。这一年，她还招收了比较经济学的第一个研究生张宇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了《比较经济学》课程，并写出了第一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印刷的讲义。

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徐迟撰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轰动全国。于是，祖国大江南北的人们无不为数学家陈景润攀登数学高峰、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刻苦精神所感动。后来，江春泽得到的启发是由此联想到在经济学领域里，也有类似“哥德巴赫猜想”的命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20世纪以来求证的猜想的难题。“既然自然科学领域把没有经过求证的命题叫作‘猜想’，我们也可以把第一个提出用中央计划配置社会主义社会资源的设想，以其提出者的姓名将其命名为‘帕累托猜想’。”江春泽说。

1992年，《人民日报》社内刊刊登了江春泽撰写的一篇题为《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文章。指出对这一猜想的求证过程比“哥德巴赫猜想”的求证过程可能更为艰辛与复杂。这一求证过程还在继续，远没有结束。2014年4月，江春泽教授出版的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忆述了20世纪世界历史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重大事件动态的壮观图景。对此，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为该书作序时曾称：“如果说江春泽教授1990年的那两篇报告涉及的主要是政策层面上的问题，她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猜想与求证》就在更加本质的层面上探讨了有关计划—市场选择的理论问题。……即哪一种体制更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对帕累托猜想的求证过程并未结束。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我们仍需继续努力。”

2014年6月14日，江春泽教授应邀在“与名家一起阅读 网易财经读书会第五期暨江春泽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首发式上，作题为《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主旨演讲。

原国家体改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曾评论说：“她在比较研究国外经济体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是在1990年撰写的《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争论的历史背景和当代实践》……得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的肯定与称赞，为中央的正确决策提供了理论资料和信息，两篇材料的观点也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思想和以后南方谈话的精神，对促进我国的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起了积极的适时的作用。”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对江春泽2014年出版的新著《猜想与求证》评论说：“第一，作者从自然科学领域把未经证明的理论假说称作‘猜想’受到启发，把190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首次提出的由一个‘社会主义生产部’通过计划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主张命名为‘帕累托猜想’。由此切入，全面梳理了苏联和中国在几十年‘求证’这一‘猜想’过程中的艰辛、曲折和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这样的研究角度，在国内外同类著作中是独特的，也符合历史发展与科学研究的逻辑……”

读百卷书、行万里路，寻求国家“富强之路”

“读百卷书、行万里路，我在寻觅什么？”这是江春泽的口头禅。

1984年，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访问学者交流计划，浦山所长决定派江春泽去美国访问研究两年。“这对于我扩大视野、获得外部世界实感、自我思想解放、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都有很大的帮助。也直接有益于随后我在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江春泽如是说。

从1984年10月至1986年11月两年间，江春泽先后在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厄本那校园、西部伯克利加州大学校园和东部斯密森氏学会的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她除了充分利用包括国会图书馆在内的良好便利的图书设施、尽可能浏览和复印比较经济学文献外，还尽可能多地参加校园里的学术讨论活动，包括暑期研讨班，还有幸出席了1984年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年会、1985年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第三届苏联东欧学科世界大会和1985年联合国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经济贸易大会。她还走出校园，旁听过议会讨论、加州法庭的审判；参观过不同层次的市场；参观过自耕农户的丰收聚会；参观过穷人和黑人居住区；参观过研究东亚经济的教授自营的大牧场，亲眼看见这位教授除一台计算机外，没有雇佣一个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就把一个大牧场管得井井有条的场景；参观过加州的监狱；还购买了月票乘“灰狗车”（一种附有厕所、日夜不停地在美国和加拿大大中小城市运行的公共大巴）在全美境内来回走动，实地观察。此外，她还利用英国与荷兰教授邀请讲学的机会，利用经济便捷的“欧罗派司”（类似月票，一种可在欧洲境内限期通用的长途火车轮船票）顺便实地考察了东、西、南、北欧14个典型国家，包括当时的东西两个德国。拜访了那里的著名学者：英国牛津大学的布鲁斯教授、爱丁堡大学的诺夫教授和保罗·赫埃尔教授；西德慕尼黑的东欧研究所；瑞典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林德贝克教授；南斯拉夫的院士马克西莫维奇教授等。

“旅欧期间，所到国家，一眼看上去，从直觉就能感知它的发达程度、管理水平、工作效率、产品质量以及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等。尤其深深触动我的是东西两个德国的比较。为什么同是一个德国，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效果就产生那么大的差距呢？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产需脱节、物资匮乏、资源浪费、效益低下、日用生活品供应普遍短缺等现象。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市场经济呢？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所有实践过的国家都证明，它虽然有很强的战时动员命令的执行职能，能保证取得战争的胜利和完成某些国家重点项目的成功实施。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它缺乏对客观供求信息及时全面了解，存在着对稀缺资源按主观偏好误配置的情况。同时，也缺乏普遍的科技进步创新的激励机制。”江春泽感慨地说：“因此，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普遍存在过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体制性供应短缺，除重点项目外，都赶不上世界科技进步的最新潮流。体制的这些内在矛盾曾经驱使这些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进行过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但那时的‘改革’只是零打碎敲，曾经在一个‘一改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收，一收就死’的怪圈里循环，没有成功。市场经济是不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富起来’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个问号，一直挂在我脑海里苦苦思索，也是我那些年读百卷书、行万里路想要寻求的答案。”

“万言书”催生20世纪末中国经济体制大转型

江春泽教授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潜心致力于开拓为中国经济改革服务的比较经济学，潜心研究中国经济体制如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大转型的难点，希望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形成。但是，“市场经济恐惧症”几乎就犹如一柄高悬于人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改革进程中，处处都有“禁区”“雷区”……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

所幸的是，江春泽教授撰写的《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比较·选择·前景—苏东国家与我国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不同作法、不同后果》2篇“万言书”的“内部文件”，分别受到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首肯。江春泽教授在“万言书”中，把“资源配置方式”这个经济学术语第一次引入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决策思维中，有利于消除“市场经济恐惧症”。后来的实践表明，2篇“万言书”主要观点完全符合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和以后南巡讲话的精神，并对当时进一步明确改革方向的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作为《仙舟客》的特约记者正饶有兴趣地刨根问底，请江春泽教授讲述当年2篇“万言书”的写作动因和经过的内幕故事。

1988年6月，江春泽教授被正式调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任国外司副司长，专门负责国外经济体制研究工作。工作的内容和重点是研究改革进程中的实际措施。

她首先向记者强调指出：不能把“计划”与“计划经济”混同；同样，也不能把“市场”与“市场经济”混同。“计划”是任何国家，甚至任何团体或个人在动议作某一件事之前的一些设想和安排，这是普遍存在的。而“计划经济”则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特指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实践中形成的，以后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仿效的一种经济体制。它的基本特征是：“由国家行政机关，具体地说，主要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使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直接配置全社会的资源。”它是依据系统内下属机构层层上报的信息来做决策的，推动计划执行的动力机制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命令，并使用法律或政治手段自上而下地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同样，也不能把市场与市场经济体制混为一谈。市场，是商品、劳务或技术等交易的场所，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或决定性作用的一整套体系。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制，抽象出其可比的共同因素（比如：信息体系、决策体系、动力体系以及促进或制约其发挥作用的环境因素），抽象出经济体制的这些共同因素，它们之间的效果优劣就是可以比较的。

当记者向江春泽教授提问“您对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必要性和目标，是否心中有底”时，她昂起头坚定地说：“当然。计划经济体制不能实现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和老百姓‘富起来’的必经之路。这个结论，是自我不断思想解放得出的，也可以说是我读百卷书、行万里路，‘众里寻它千百度’的结果。”

接着，江春泽教授话锋一转，直奔主题，她向记者披露了当年“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前，给中央写了两篇‘万言书’的动因和效果”的“内幕”—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央委派陈锦华出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兼主任。1990年9月，他作为党组书记先走马上任，但作为“主任”一职，要等待次年3月全国人代会通过任命才能赴职。于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就先做调查研究。陈锦华说，他看了些各司局报上来的材料，都很具体，可以说都是些“目”，但是缺乏“纲”。他深谙：只有纲举，才能目张。而当时报刊上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争论很激烈，使他感到，这恐怕是改革工作回避不了的问题。所以，他想抓住“计划与市场”这个“纲”。于是，他就找国家体改委秘书长洪虎布置了这项“抓纲”的特殊任务。

那是1990年9月25日，洪虎秘书长当面通知江春泽教授说：“新上任的陈锦华主任布置写两个材料交给他。一个是国内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另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前一个材料已布置给杨启先同志写；后一个材料请你写，越快越好，写好交来。”

江春泽教授接受任务后，先找本司的同事们商量如何写。鉴于当时主流媒体上关于改革要问姓“社”姓“资”的呼声很高，甚至有人叫嚷“誓死捍卫‘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是敏感的词汇，谁想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邪路”的方向问题。“所以，写这份材料的政治风险很大，而且，也不知道新来的主任有什么观点倾向，布置写这份材料的意图是什么。所以，同事们对此比较冷漠，而且从爱护我的善意出发，劝我不必认真对待，随便摘几条有关争论的语录交卷算了。”江春泽教授说：“我想通过写材料消除理论上的误解。”

有同事说：“唔，误解，马上会有人质问你‘谁误解？’你可就麻烦了。”

江春泽教授又说：“我想通过写这份材料消除对市场经济的恐惧症。”

马上就有同事说：“你这么写，新主任看了可能说：‘原来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在国外司啊！’那你可能就大祸临头了！”

江春泽教授回忆说：“当时，大家都这样想，也就没什么好商量呐，我就自己写，反正‘文责自负’。当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还有同事来规劝：‘你千万不要表明自己的观点，就摘几条语录交卷就可以啦！’我知道，同事们都深知这个问题的敏感性，都担心我遭到政治上的风险，才这样规劝我。我阅读过很多材料，更深知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曾经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界和主流理论界，由于理论上长期受教条主义束缚，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从而铸成了一把牢固的政治枷锁，不敢越雷池一步。”

“怎样写这份材料才能取得积极的效果？这是我考虑的中心问题。”江春泽教授说。于是，她细细思量，如何才能在理论上消除教条主义的误解；随之，政治上的枷锁就能迎刃而被打开。她决心要采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有的放矢地写。写作风格是要采取正面提供理论信息的方式，而不能用批判不同观点的口吻。文字要通俗，不能卖弄新名词和专业术语。就这样，她就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地把上下100年、横贯东西方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理论与实践叙述清楚了。

夜深人静，周围的灯光都熄灭了，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只有江春泽教授的书房的灯光还亮着。她正在赶写这篇题为《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的文章。她在文中隐含的意思是：

第一，首先摆事实。在涉及未来社会的资源如何配置问题，学术界最先提出要设一个“计划机关”通过模拟市场的方法来配置全社会资源的，是意大利学者、学术界公认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大师帕累托（1902年）；最先证明这个设想是“可行的”学者是帕累托的学生巴罗内（1908年），也是意大利人；反对帕累托观点的主帅是伦敦学派、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大师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等学者；在激烈的争论中，出来为帕累托辩护的又是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 （1928年）。读者一目了然，这些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这些争论早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前，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自己的言外之意明显说明，并非越主张搞计划经济，就越革命，就越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越是“左”派。帕累托、巴罗内、泰勒都是西方学者。

第三，这场争论在西方持续了一个世纪，是西方所谓的“经济学百年大论战”，说明它是经济学领域一个重大问题，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计划机关模拟市场配置全社会资源是否可行？是否最优？

这份材料最后说明，西方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凯恩斯主义，运用了多种宏观调节的手段，即所谓“看得见的手”，弥补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之缺陷，两手并用是当代世界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优化的趋势。比如，运用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安全阀”，有利于消除“绝对贫困”；运用“反托拉斯法”和累进税、提倡捐助文化等限制财富的过度集中和垄断，等等。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比以往自由市场经济已经有了不少改良。

9月29日，江春泽教授把写好的万把字的研究报告交给了洪虎秘书长。9月30日中午，她在餐厅碰见陈锦华主任的秘书刘琦，她就顺便问：“陈主任交办的材料我已经写好交秘书长了，不知行不行？”

江春泽教授心里想的是，会不会要反复修改，国庆节能不能休假？

不料，刘琦回答说：“今天上午已经报送中央了。”

江春泽教授真没想到，无需修改，交卷后半天就上报了，这说明陈锦华主任本人是肯定的。于是，她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绽开了笑容。

很多年以后，江春泽教授见到陈锦华答记者问的采访报道时才知道：当年陈锦华决定让刘琦把材料送中石化总公司印刷厂去印，真实的原因不是体改委的纸不好，而是它没有独立的印刷厂，要送到国务院办公厅印刷厂去印，审批手续繁多，内容有外泄的可能，当时，“市场经济”还是敏感的词汇。而中石化机关印刷厂的人对政治问题不敏感，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事他们不关心，内容便于保密，印刷质量也好。所以，让刘琦拿到那里作为“绝密件”印，印好后由陈锦华本人亲自封好，通过机要渠道直送总书记和总理亲收。

接着，国家体改委办公厅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将此份材料再加印20份报去。这时，委内机关又议论纷纷，猜测“是吉是凶”；有人说：“吉凶未卜，国家体改委可能要倒霉了。”还有人说：“说不定你要给国家体改委惹祸了。”

这些议论，说明当时人们的神经是紧张的，如“惊弓之鸟”；也说明计划与市场问题当时在政治上是多么敏感！

“总书记给我来电话，说：‘我们上报的那份计划与市场的研究报告很好，他看了两遍。’总书记还说：他‘已批示，印发中央各位领导同志参阅。’我去辽宁出差时，也带着看了几遍。”这是当年国庆节过后的第3个工作日，陈锦华主任在委机关人员大会上和在国家体改委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市体改委主任会议上，分别传达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

江春泽教授向记者披露：“当年，李鹏总理在接见出席由中国企业家协会组织的世界经济论坛的外国代表时，在介绍了中国改革与发展情况后说：‘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世界上已经争论100年了……’他在讲话中引用了一些我写的研究报告的内容后，请大家对此多提建议。我当时想，李鹏总理对那份研究报告也是认可了。后来，我还知道，就是因为李鹏总理曾在那份报告上批示：‘印发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参阅’，中办才要求体改委办公厅加印20份上报。至此，关于那份上报材料效果的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放下了。”

陈锦华著《国事忆述》第五章详细忆述了这件事。

陈锦华著《国事忆述》P215页上，陈锦华写给李鹏总理的信及李鹏的批示手迹

在上报第一份“万言书”内部材料受到中央领导肯定后，针对社会上特别是一些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革命老前辈们对东欧剧变、苏联濒临解体形势有误解，他们以为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市场化”所致。由此，江春泽教授想以国家体改委国外司的名义召集一个国际比较研讨会，并建议请一些长期工作与生活在苏联东欧国家、掌握第一手实况的驻外记者和使馆工作人员以及专家学者参加。这个想法得到了陈锦华主任的支持。

1990年11月5日至7日，在北京郊区燕山石化招待所，国家体改委国外司召开了为期3天的以“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为主题的研讨会，与会者30余人。其中，有中央联络部、外交部、安全部的相关司局的外交官和研究人员，还有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长期驻苏联东欧的记者以及一些长期研究苏联东欧经济的专家学者。根据第一手事实或掌握的系统资料，与会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经过3天热烈讨论之后，11月7日清晨，陈锦华主任约了贺光辉、刘鸿儒等副主任亲临燕化招待所，直接听取研讨会最后一次带总结性的研讨。从早晨8点一直谈到中午12点半，发言者络绎不绝，摆事实，讲观点，内容丰富、具体、多角度，讨论热烈有序，使听者耳目一新。

有意思的是，研讨会散会的当天下午，江春泽教授赶到京西宾馆，参加委里召开的省市体改委主任会议。当她一到会场，就有一位本委的司长问她：“听说你们开了个很活跃的会，发言的内容都很敏感、很尖锐，中央恐怕不能接受，不知道国家体改委是否将因此遭殃？”

江春泽教授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内部讨论，领导允许畅所欲言嘛！”

但是，被他这一问，江春泽教授心里也有些嘀咕：“不知后果是吉是凶。”

会议期间，陈锦华的秘书刘琦通知江春泽教授说：“锦华同志希望你把研讨会的纪要好好整理一下，总书记很关心这个会。”

当时，江春泽教授心里揣测，总书记是从什么角度“关心”这个会，是希望了解会上反映的真实信息呢？还是听到什么关于这个研讨会的传闻呢？这涉及纪要从哪个角度来整理。

于是，她就反问刘琦：“锦华同志对这个会怎样看呢？有人说，会上有些意见太敏感、太尖锐，中央恐怕不能接受。”

刘琦没有回答。大概他把江春泽教授的意见向陈锦华主任反映了。下午散会时，陈锦华主动对江春泽教授说：“这个研讨会的纪要好好整理一下。如果问我的印象嘛，第一，这些国家的市场极度不发育；第二，由于市场不发育，客观规律无从表现，所以，这些国家的计划体制对客观规律无从遵循，计划工作只是一些僵化的技术操作；第三，他们由此为转轨与开放付出的代价巨大。”

陈锦华这个明确态度，使江春泽教授心中有谱了。陈锦华还说：“至于个别同志有什么观点，这是内部讨论，可以各抒己见。如果他们在外面说什么，我们也不能负责。”

于是，江春泽教授遵照陈锦华指示精神，整理了研讨会纪要。

这次研讨会的参会者名单是江春泽教授自己确定的。“因为我长期从事这个领域的调研工作，对中央有关部门和学术界的同行比较熟悉。参会者一般被认为是‘政治上可靠的’‘没有自由化嫌疑的’，这是为了使研讨成果更具有说服力。研讨会纪要的标题是《比较·选择·前景—苏东国家与我国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不同作法、不同后果》。这份纪要是经陈锦华主任亲自修改后上报的，标题也是他定的。材料的中心思想是说明：东欧剧变、苏联危机的原因不是经济市场化；相反，这些国家的现实是市场极度不发育。”江春泽教授如是说。

1990年12月3日，国家体改委把江春泽教授起草的研讨会纪要上报中央。李鹏总理阅后批示：“已阅，写得不错。”后来，国家体改委原党组书记安志文告诉江春泽教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江总书记读了你们上报的这份材料，中顾委的老同志们都说很好。”

同年12月24日，小平同志找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我自己认为，这两篇材料并非提出了什么原创的新理论，其作用主要是把长期禁锢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领导人和主流理论界头脑的政治枷锁卸下了，不再把计划与市场和‘姓社姓资’的方向道路绑在一起，而把计划与市场还原为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把‘资源配置方式’这个经济学术语从此引入了中共中央文件的决议中。从中共十四大《决议》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方式中起‘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八大更进一步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方式中起‘决定性作用’。从此，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研究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而不是研究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江春泽教授如是说。

1990年虽然已远去只留下背影，但这一年发生在经济界的大事—2篇“万言书”的“内部文件”的事件却余音袅袅，风波不断，各种声音、各种立场之间的争辩此起彼伏……

1991年1月28日起，小平同志来上海准备过春节期间，在视察参观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谈话。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朱镕基亲自记录整理了其中的多次谈话内容。

小平同志在谈话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小平同志在谈话中还强调：“要扩大开放，开放不坚决不行，不要害怕‘三资’企业的发展。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

1991年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在康平路家里约谈时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周瑞金，给他看小平同志视察上海的最新谈话材料。于是，周瑞金迅速主动组织，撰写发表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第一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赶在1991年2月15日，即辛未羊年大年初一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出。紧接着，《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3篇评论也相继发表。4篇文章主题一以贯之，内容相互呼应，文风鲜明犀利，及时宣传阐发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形成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完整舆论先导系列，一场激烈的交锋与争论由此引爆。

但是，当时国内主流舆论仍纠缠“姓社姓资”问题不放，对“皇甫平”文章进行猛烈批判。小平同志不得不在1992年春天巡视南方的谈话中公开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两个“不等于”给“姓社姓资”这场争论作了铿锵有力的鲜明的结论，中共中央统一了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认识，国家体改委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支持下，会同政府各有关部门纷纷制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具体方案，吹响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号角。正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正式作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此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如果说，当年江春泽教授是“奉命”，那是奉历史、人民之命，而不是奉哪个人之命。事实上，在她接到陈锦华主任起草“2个内部文件”指令时，也可以“应付和交差”地写。但是江春泽教授将其看成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她要用手中的笔“击中经济界绷紧了百年的那根弦”“敢于写出新观点，敢开第一腔，敢吹第一哨”。

当年，她当然明白，敢于为催生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大转型而“呼唤”、勇于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往往是要冒风险、甚至付出沉重代价。心怀坦荡、性情耿直的彭老总不就因为在当年“庐山会议”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万言书”的“鼓与呼”而惨遭迫害吗？古往今来，类似事例不一而足。但知识分子的良知、强烈的感恩心和经济研究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使江春泽教授极尽聪明才智，将改革开放所给予的机遇拓展到最大，成为该领域的翘楚。这也是江春泽教授上下求索、勇为改革开放事业“鼓与呼”的思想根源吧！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江春泽教授向记者坦言：“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主张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大转型，这是很多改革者们的共识和努力，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点点微小的工作。这样，几十年的生命，就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保尔·柯察金语）。”

其实，保尔·柯察金这句话，也是江春泽教授的座右铭，也是她一生辛勤耕耘于为催生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大转型而“呼唤”的改革事业的真实写照。

耄耋之年的江春泽教授精神矍铄，她说话的时候，睿智的额角在颤动，谦和的目光在闪烁。有巨大成就的人，是绝对不会自夸辉煌业绩的。

在记者看来，在岁月中艰苦历练、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对时代和社会的独到思考、对经济学的独到见解乃至作出的巨大贡献，使江春泽教授独具人格魅力。经过高位权重洗礼，在心灵得到了一次次蜕变，如今，她依然保持“峥嵘岁月”的激情，可以说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最后，当记者将采访话题转换到“下一步中国深化改革向何处去”时，江春泽教授的话匣子又打开了—

改革还在进行和不断深化过程中。明确改革目标模式，只是改革的第一步，体制转型远没有完成。中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政府功能与市场功能的关系。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和“错位”，“两手抓”要因时因地因任务的性质不同而灵活地结合发挥作用。“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在西方经济学和实际经济生活中也是经常讨论的课题。

首先，要明确政府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各自的功能及其边界。即政府该做些什么？市场发挥什么作用？中央都明确和强调了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要发挥基础的甚至决定的作用。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要检验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在今年疫情对经济如此严重冲击的形势下，中央还提出“保市场主体”，也就是要尽量拯救中小企业，避免它们大量倒闭。与此同时，又迫切需要有更大力度的宏观政策对冲疫情的影响，财政、货币和民生等方面都需要有持续发力的宏观政策支持。比如，运用降准、降息和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其次，至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应该发挥什么功能？在一般情况下，是制定宏观政策和长期建设规划、制定交易规则、立法、依法执法监督等功能。政府不能“缺位”。比如，一些大型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一些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就必须由政府来担当主角。中国政府在这次全球抗疫斗争中发挥的作用，效果比较明显。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依据原有的规则、习惯等，制约政府发挥作用，其负面效果也比较明显，有待专家们研究和重新认识。

第三，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特别要注意政府不可以“缺位”，也不可以“错位”和“越位”。比如，对与民生关系重大而密切的食品和药品市场，政府应当有严格的立法、执法和依法检查的制度。

第四，要依法依规地建设好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尤其是今后中国的开放度还要扩大，在大量外国金融企业涌入的形势下，中国的金融市场必须更合乎法规地善于经营，才能在竞争中更好地发展壮大，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日益成熟。

江春泽教授在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探索与求证，整理和出版的新著琳琅满目。这不能不使人们对她永不言弃的求索精神所感动。记者在采访中欣闻江春泽教授的又一部新著《比较经济体制研究文选》将于2020年年内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真是可喜可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江春泽教授新著《比较经济体制研究文选》设计的2种不同风格的样书封面

当这次令人难忘的京沪连线采访结束时，记者眺望着窗外，万里无云，满天星斗。看着那闪烁不定的星星，我不由地想到：在这满天星斗中，不是还有许多比太阳古老得多的星星吗？它们已存在了近百亿年了，可是至今还仍然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光和热都全部奉献给了宇宙。这里面的一颗很亮很亮的星星，不就像江春泽教授吗？！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王安石的经典名句在记者耳边久久地回荡……

江春泽教授大家庭成员合影。右起：女儿谢江、老伴谢明干、亲家公陈友山、亲家母曾心平、江春泽、女婿陈钟

2019年6月23日，江春泽教授在北京出席老伴谢明干的新著《艰难与辉煌—谢明干改革发展文选》首发式座谈会并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