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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张军
“国内大循环”是个新提法，也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的决定中。不过，我是知道“国际大循环”这个提法的，也依稀记得在原国家计委研究所的王建向政府提出的这个建议在当时是如何受到关注和讨论的。说白了，“国际大循环”是对当时流行的“两头在外”的加工出口战略的形象概括，是有意义的，毕竟那时候我们的起点低，不妨设法利用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机会，通过扩大加工出口来推进经济发展，肯定是个捷径。
我想这个建议与当时领导人的想法也不谋而合，因为邓小平就有类似的想法。邓小平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是外国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些都是收入……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是1978年11月。在此之前，原国家经贸委和原国家计委组织考察团联合到中国香港和在中国澳门考察，之后撰写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报告建议把靠近香港的宝安县（即后来的深圳）和靠近澳门的珠海县划为出口基地，力争三五年里建设成为对外生产加工基地以加强内地与香港和澳门的经贸联系。这个建议的理由很简单，香港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太昂贵，如果能在珠海和宝安建立一些与出口加工和航运有关的一个工业区，既可以充分发挥广东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又可以利用香港和澳门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当地的经济，岂不是一举两得。
在得知港澳考察报告的建议和中央领导人的初步想法之后，1978年6月，广东省便着手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与广东省不谋而合的还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要在宝安的蛇口设立工业区的方案。时任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的袁庚建议，在靠近香港的蛇口建立工业区，利用其廉价的土地和劳力，加上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可以发展加工出口。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成为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
同样受亚洲“四小龙”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加快经济发展的考察报告的影响，广东省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先行者产业转移的机会，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后来者优势，先行一步。广东希望在与香港和澳门接壤的汕头､宝安､珠海三个地方搞出口加工试验，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
除了广东，相隔台湾岛的福建省也提出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希望利用侨乡优势，积极吸收侨资侨汇，大力发展加工出口。所以最终在1979年7月，经最高领导人同意，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划出一部分区域试办出口特区，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发挥比较优势，吸引外资，把经济搞上去，还特别强调重点把深圳的出口特区办好。
1980年9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深圳和厦门两个特区负责干部组成的9人小组，到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等6国的9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为特区建设提供了国际经验的支持。他们的基本看法也是:“无论国家穷富､无论实行何种经济制度，用建立经济特区的特殊办法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口设备､促进经济繁荣提高国际竞争力，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
以上这些细节在我去年出版的著作《改变中国》里都有记载。王建在1987年把这些早期的经验概括为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战略，建议中国要坚持走国际大循环的道路，是值得肯定的战略选择。也有当时的有利条件，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已见端倪，发达经济体也都遇到了成本上升和通货膨胀困扰，有转移投资和技术的需要。中国这个时候提出开放实验战略，通过兴办特区鼓励发展加工出口产业，正好不谋而合，尤其是对香港和台湾地区也是个机遇。
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很快就走上了一条能很好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的追赶道路。前年，我和林毅夫教授合作为一本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撰写了一章，书名是How Nations Learn，我们撰写的这章题目就叫“China: learning to catch up in a globalized world”，讨论的就是中国是如何学会利用后来者优势来实现快速经济追赶的经验。我们在文中部分就说到，“把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归因于她的改革和开放当然是对的。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它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从一开始把握住了向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先进经济体的学习机会，并能够利用这些机会来充分发挥其作为后来者的优势，快速推动了本土的工业化和经济转型，最终使中国恰当地纳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最重要贡献者。作为大国，中国毫无疑问是战后最成功的学习者。”
这个评价隐含地指出了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因为中国学会了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和技术，积极发展加工出口和贸易部门来实现经济追赶的东亚经验。不仅如此，中国的人口规模大，起点更低，在很多方面比东亚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可以走得更远。还记得中国的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被人称为“血汗工厂”吧？是的，这不夸张。因为这个，MIT的黄亚生教授曾经写出那个在西方很受关注的书，叫《SellingChina》，把中国卖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恩荣教授曾经在一篇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加工出口其实是大多数后进国家或地区促进出口的一种常用方式，它通过豁免进口中间品和零部件的关税来促进出口增长。但是，看看那时候的中国，还真不太一样，因为在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加工出口的流行形式是本土企业的“进料加工”，而在中国，由于早期本土企业技术装备落后并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在深圳和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加工出口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多为“来料加工”，甚至设备也由外商提供，本土企业仅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差不多一直到90年代初，进料加工在中国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才超过来料加工。这说明，80年代那时候的底子太薄，技术水平太差。通过血汗工厂，我们不仅可以挣点加工费，还可以干中学，获得进步，就这样我们一步一步走了过来，直到今天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可以生产并出口大量的技术复杂和高科技产品。
现在情况不同了，全球的局面在变化，问题也就来了。全球化遇到了些问题，主要是美国带头反悔，对一些自由贸易协定不满，包括WTO。这对全球经济都不是好事。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觉得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比美国多，决定要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要限制美国企业与中国的往来和合作，也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和经营。这次更是利用新冠疫情大做文章，对中国企业实行歇斯底里的打压和制裁。有些人说，特朗普干的事情在后特朗普时代也不会有大的改变，意思说美国视中国为强大竞争对手的认识不会轻易改变。这没有错，毕竟美国对华态度的改变多半是中美经济实力变化的结果。出于这样的逻辑，中国这个时候当然也不会假设碰上特朗普是个意外和不幸，虽还坚持和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但同时肯定是会有更长期心理准备的，尤其是在科技产业和金融领域做好应对准备，切实把自己的事办好，减少因美国的制裁或技术合作终止而陷入非常被动的尴尬。
我认为，无论全球化遭遇什么阻力，也不管中美关系的恶化能走多远，现在不是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那个时代，这个要有客观的估计，我们不可能准备再回到闭关锁国的年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调整发展战略的意识，更需要有进一步推动国门开放的意识，这才是对的。仔细想想，我们经济总量变老二了，但在对外经贸和投资上的很多政策还不是依旧停留在早期的思维方式上吗？两个大国的贸易摩擦不能说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这个方面的冲突即便有，在过去40年也一直存在，主要原因应该还是，你太小的时候，出门搭大人的便车，别人不在意，也不会认为你占了便宜，不会认为不公平，但当你长大了，块头大了，别人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你出门就得自己打车或自己开车，至少你出门是要付出代价，这样才显得公平。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改变我出门的就习惯不是坏事，反而对自己也是好事，不然我就走不远了。
所以，我们今天提出要形成国内大循环，不是说我们拥有别人没有的巨大国内市场，也不是说我们依赖我们自己的国内市场就能很好地发展经济，说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我们要明白，一个市场如果做不到高度开放、安全和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中国要更大程度地开放我们的行业准入并能提供安全和自由的市场给全球投资者，包括美国的，才能让我们的国内市场服务于我们的经济发展。过去我们是反过来的，因为非常落后，我们是利用人家的开放、安全和自由的产品与要素市场来发展我们经济。
美国和欧洲一直抱怨我们有很多之前谈判时承诺的市场开放没有兑现，没有做好。什么原因？旧思维在作祟。很多人说，形成国内大循环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要依靠国内巨大的市场。这个说法不准确，重要的不是国内市场规模，而是国内市场能否被“循环”起来。美国的经济是典型的大国经济，国内市场巨大不完全是因为美国有3亿多人，而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市场能够是一个高度开放、安全和自由流动的市场。全世界的生产性要素（包括人才、资本、金融）都愿意去那里。说美国是一个立足国内大循环、国际和国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体，好像也很恰当。
我7月份在英文世界的意见领袖平台“Project Syndicate”（世界报业辛迪加）上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说道，应该把中国最近提出的要尽快形成并将经济发展立足国内大循环的说法看作是对加快向全球更大开放中国国内市场准入的承诺。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会这么说？我说，你可以想想，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很多国内市场或行业存在的问题讲了再讲，都不容易得到克服，但是一旦这个领域开放了，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变成繁荣的市场。中国说要依托国内市场来发展经济也讲了很久了，但要转变这个重心谈何容易。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热衷于国际大循环，而是因为我们还在保护自己落后的市场和行业。在这些方面，我相信外国投资者的感受比我们强烈多了。
所以，中央提出的国内大循环，核心要义应该是高度开放大多数我们自己的行业和市场准入，要使得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真正走向很高的开放度、安全性和流动性，假以时日，中国真正能形成全球最具创造性的生产要素能够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循环”起来的沃土，也只有这样，我们14亿人口的国内市场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经济发展可以依赖的国内力量。
科技和金融，是美国给我们施压和试图脱钩的两个领域。我们自己当然要有准备。不过，我们必须想明白，在战略上我们不可能因为美国封锁而单打独斗，有智慧的做法一定是在科技和金融两大领域更大程度地推进开放和全球合作，用双赢的策略来应对可能的脱钩挑战。
我们现在说扩大内需也说了至少20年了，但国内市场和行业准入铁板一块，各种限制还是那么多，包括在金融领域，让国内外的投资者望尘莫及，哪里来创造更大需求？即便在眼下，我们在通讯、信息、金融、保险、医疗、教育、文化以及康养等领域，潜力巨大，可是由谁来激活我们巨大的需求市场？
中国人做事历来有两个特点，第一，自己说要干个什么事，也不见得真当回事，但是如果受人欺压或遇到外部危机了，我们会特别当回事，动真格。第二，做事总喜欢讲求策略，事要做，但要做得巧妙，有里有面。真的要是在我上面所谈的国内大循环问题上做好文章，真的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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