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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明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孙明春
提出双循环模式的三个原因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发展模式其实已经有些年头。以描述国家经济开放度的指标之一“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为例，我国进口占GDP比重2005年达到最高点，为29%；出口占GDP比重2006年达到最高点，为35%。此后，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去年，出口占GDP比重已下降到17%，进口降至14%。这一比例虽然仍然高于美国（出口占GDP比例8%，进口占12%），但差距已大幅度缩小。
中国之所以在这个时点上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随着中国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我们已从一个“小国经济”变成“大国经济”。所谓“小国经济”就是本国的经济活动对其他国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大国经济”指本国内部的经济活动有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即产生所谓的“溢出效应”。对“大国经济”来讲，以内循环为主，主要关注自身的国内问题，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确实很难继续依靠海外需求来支撑自身庞大的经济体量的成长。
第二，短期来讲，新冠疫情导致大家对供应链产生担忧。
这个担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担心外需不足。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可能会比较持久，外需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强劲。另一方面是担心进口会不会出现断链，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这“金砖四国”现在疫情都很严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不妙，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原材料，尤其是农产品、能源、矿产品的进口可能受到影响。因此，要加强国内需求端和海外供应端同时出现扰动的两手准备。至于这个过程会不会导致产业链的转移，还需要观察。短期内，在疫情的冲击下，各国可能反而更离不开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但我们要做长远打算，未雨绸缪。
第三，我们现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复杂多变，有明的趋势，也有暗流涌动。虽然中国可以主动作为，影响世界的发展方向，但是也需要承认，有时候国际局势也不一定能完全把握在自己手里，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中国一直在推动全球化、强调多边对话机制、并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但是也不能排除外国（尤其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发达国家）因自身内部面临的诸多困境，而推卸责任，尤其是将矛头指向中国。发达国家国内所面临的问题（如贫富分化等）需要自身严肃认真地通过内部的结构性改革或制度性改革（包括调整再分配政策、财税政策）来解决。但是，改革向来都是痛苦的、困难的，很多国外政客都不愿意触碰这些棘手的问题。于是，有些国家就把矛盾指向海外，把问题归结于全球化，包括指责中国，令中国面临不利的国际环境。
虽然中国一直强调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和平崛起”的愿望，并努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建立基础设施，提供各方面的技术支持，但却一直得不到某些发达国家的认同。现在，人类社会面临百年一遇的重大疫情，很多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局势波谲云诡。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很可能不是一条直线，经常会在前进中出现很多倒退，很难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一方面尽可能地继续推动全球化及多边对话，另一方面，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自己内部的事情做好。与外循环相比，内循环的自主性更强，我们也有很好的基础来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实现内循环的条件优越
首先，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人口基数大，人均GDP也达到1万美元这样一个中等偏高的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能力已经很强，内需市场越来越厚实、越来越有深度；
其次，中国本来就是“世界工厂”，从供应端来讲，产业链相对齐全。内循环的工业基础、电力、运输、信息网络等各方面的基础设施水平都排在世界前列，服务业也相当发达，内循环的体制和架构都相当完备；
第三，资源方面，虽然我们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但资源总量丰富，种类繁多，尤其是粮食生产基本可以自给自足。虽然我们不可能“万事俱备”，但整体来讲，相对于绝大部分经济体，我们的资源基础还是相当不错的；
第四，在资本方面，中国依然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这些年一直都是资本净输出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供应不是问题；
最后，从人才的角度，中国人才济济，结构多样，层次丰富，低端、中端、高端人才都具备。虽然我们近年在丧失“劳动力红利”，却正在迎来“工程师红利”；
总之，我们在需求、供应、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基础。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是要关起门来完全搞内循环，而是要进入“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新阶段，我们外循环的绝对水平和体量都很可能比以往更高和更大，而并不是要压缩外循环的规模。
当然，如果受到国外不可控因素的制约，我们的外循环体量不得不下降，我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一旦由于不可控的原因导致外循环受到约束，我们自身的内循环也有足够的容量和能力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应更关注民众福利问题
假如由于不可控原因令外循环受到约束，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结果会怎样？众所周知，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元，成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今年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按照“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的目标，中国在今后2-3年内将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生态环境也大幅度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经济增长速度慢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要思考，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模式以及国家治理模式，才能让老百姓感觉到更幸福和更自豪？
经济发展的“初心”应该是提升民众的福利，在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但是，是否一定需要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升，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往往习惯于把经济发展当做一个项目、一个工程来做了，而忽略了人类社会的福利不是“经济指标”的提高就能改善的。我们当然希望人均GDP能够继续上涨，但是如果上涨的结果是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我们就需要保持谨慎。美国人均GDP是6万美元，比中国高很多，其医疗条件、科技条件不可谓不好，但它在面对新冠疫情时竟如此失败，令人失望。同时，美国的贫富分化极其严重，一半以上的家庭没有任何储蓄，经受不住经济衰退的打击。极端的贫富分化在美国已造成严重的社会分化、种族矛盾和民粹主义思潮，非常危险。这样一个人均GDP如此之高的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模式？过去40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追求增长、追求效率。但如果不考虑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也很可能重蹈美国覆辙。
所以，假如由于不可控原因令外循环受到约束，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也不必慌张。只要我们努力提升内循环的效率，更加关注民众的福利，更加关注分配的公平，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我觉得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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