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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金刻羽（哈佛经济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在继续保持国际循环的同时，加强内循环至关重要
二次大战以来构想和逐步设立的全球贸易体系，主要着眼于效率。由这种贸易体系催生的全球产业供应链，自然也不是为了应对动荡局势或尾随事件而形成的。就像一辆汽车，每个部件无论大小，都是为了保证整车的正常运转而组合起来的，很难说哪个部件更重要，更关键。汽车的发动机是核心要害部位，是汽车的心脏，但是，一旦其他任何零件失灵，车辆就会抛锚。还有很多问题会使得汽车无法行驶，如零部件断供，汽车得不到定期保养。更不用说是遇到外来的破坏力，极端天气，排气管进水等等。
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已经运转了70多年，各国的比较优势和彼此之间的相对实力，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当年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在今天参与其自己设计的游戏，也不见得永远能够得心应手，毕竟新秀辈出，高手如林。全球经济发展的态势必然会引起地缘政治的变化，不确定性日益增多——大国之间双边关系日趋紧张，国家安全成为重要考量因素，贸易纠纷频繁发生，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不断高涨。这对很多国家的政府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形势，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作调整，必然会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在国际地缘政治非常严峻的情势下，突然出现新冠肺炎的疫情这样的尾随事件，非理性的政治势力趁此机会，推波助澜，导致了地区和某些国家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在全球产业链上，一个经济体越是处于重要的地位，其被断链的风险越大。
如今的国际地缘政治的波动，是对强调效益和最优化的国际贸易体系的直接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病毒的爆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所及，充分表现了全球价值链的传染效应，从一开始由供给危机转变成大幅度的供给和需求双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下行压力。为此，很多国家的政府纷纷采取超常规的措施，抗击疫情，尽力缓冲对经济的震荡。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急剧白热化，保护主义强势抬头。保护主义当然不是答案，但是对于非理性的民粹主义煽动者来说，这是廉价的政治权宜之计。对于负责任的、严肃的政府来说，就应该采取主动，冷静应对，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有应急措施，更要放眼于长远。
中国政府提出的 “双循环”宏观经济政策的理念，是非常及时的全局观念，兼顾当前和长远。坚定支持全球化，是中国一贯的政策，有人认为中国拥抱全球化是因为中国具有超强的竞争力，是得益者。这种看法大谬不然。中国在不少领域，尤其是高端技术方面，尚无很强的竞争力，有些关键的中间产品还依赖进口。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出口收入中依靠专利、技术含量和品牌的比例依然较低。就全球竞争的获益而言，欧美发达国家从中国市场上所获得的利润，不可小觑，对有一些国家来说甚至是举足轻重。有些反对全球化，鼓吹脱钩的人，其实并不想放弃中国的市场，仍然要求中国多增加进口他们的产品，只不过是不愿意公平竞争，更不想承担国际社会中应尽的义务而已。
但是，现实又决定了一个经济体保持必要的“内存空间”的重要性，在本国经济体系内要能够保证内部循环的顺畅。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必须具有很强的柔韧性，在危机时刻能够独立自主。因此，在继续保持国际循环的同时，加强内循环至关重要。这是一种双重战略，以便增强中国经济体系的柔韧性和抗脆弱性，具有更强的克服时艰的能力。
全球供应链使得每一个国家都处于暴露状态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就起其体量而言，规模效应不是问题。当然，中国经济有其脆弱性的一面。中国的资源禀赋并不优越，能源和一些重要的战略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很高，在全球产业链中断和世界贸易受挫的时候，需要有应对措施，不至于束手无策。中国的内循环的重点，不仅仅是增加内需，维持增长，保持就业率。如果不解决能源和重要资源的供给，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很困难的。因此，要减少对进口的依存度，就需要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提高战略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大资源的回收利用率，建立所谓循环经济。提高研发能力，鼓励投资于新能源、新材料，保护知识产权，这些都是加强内循环的关键所在。
世界贸易有利于促进参与各国的经济发展，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参与方要遵守共同的规则。世界贸易导致各国之间的依赖性增大，包括依赖于关键产品的生产。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期间，我们看到了个人防护用品（PPE）供不应求的情况。但PPE的生产需要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中间产品。许多国家对这些设备实行出口限制，希望为国内经济服务。但结果是，其他实国家也同时限制了生产这些设备所需的中间产品。这项政策适得其反。伴随着供应链崩溃的插曲是，即使这个世界效率很高，但是很脆弱。
从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吸取一些教训。
第一个经验教训是，全球供应链使得每一个国家都处于暴露状态。该图显示了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不同的颜色深浅代表了它们价值链上的的生产部位。除了格陵兰岛，以及个别的撒哈拉以南的国家，每个国家都在全球价值链上。
图一：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来源：世界银行）
第二个经验教训是，全球供应链将冲击传递到全球，并放大它的影响。下面的图就是全球贸易网络。贸易越来越专业化，生产越来越分散，也是为了效应最大化。图中大节点代表了全球价值链最核心的国家。中国，美国和德国是价值链上最核心的经济体。跟中国贸易最密切的国家就是韩国日本和越南，跟美国联系最紧密的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于德国而言是意大利， 法国和比利时。这一图中的另一个事实是，区域伙伴格外重要。区域贸易比全球贸易更重要。
图二：全球贸易网络（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世界银行）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全球价值链使冲击在各国间迅速传播、溢出和回流。供给侧的冲击首先来自于中国，使中国大福大减少中间产品的出口。受到影响最大的国家既是韩国。这使得韩国对其它的国家的中间产品出口受到影响，从而影响了世界各地经济体。这些大型经济体受到了影响，又无法给中国出口重要的中间产品，中国再次受到打击，造成了所谓的“供给侧传染”。而这些国家经济受到了影响有给全球。随着各国陷入危机， 就变成了一个大的需求冲击。所有国家的需求和供应同时受到冲击，前所未有。
第三个经验教训是，各国高度依赖，也许过于依赖。为了生产一个产品，许多中间产品来自很多国家。以波音飞机为例。它的零件可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出口和进口中间产品，然后在美国组装后出口到世界各地。
回到呼吸机的例子——情况同样如此。呼吸机的部件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因此，如果美国限制向加拿大出口呼吸机，加拿大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限制生产这些呼吸机所需的中间产品的出口。
所有这些都表明，各国还没有在其全球贸易体系中建立柔韧性。这就引出了下一个经验教训：什么是良好的抗脆弱性措施？首先要区分关键商品和非关键性商品。为例如食品、高科技产业的关键中间产品、个人防护用品、药品的必须品建立国内供应链。其次就是持有重要货物的储备和库存。
中国不希望脱钩，不认为应该发生脱钩事件
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变化不仅是通过贸易和金融联系，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而且冲击的性质也更加全球性。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大流行病都是强有力的例子。另一个变化是，与以往相比，更多的尾随事件会更严重地破坏全球经济。但我们不能让这些尾随事件来主宰我们在对贸易和全球化方面的思考。理由是，在正常情况下，遭受冲击的国家，大多是与具体某国的国情有关，而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冲击。全球供应链和贸易恰好起到缓冲的作用。日本地震、阿根廷债务危机等事件本质上是局部性的，它们不会导致全球贸易网络崩溃。相反，贸易有助于使当地冲击分散化。第三个变化是，世界正日益出现更多的全球不确定性，这包括贸易战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日益严重的反全球化情绪。这就是我认为双循环的政策之所以是一个与高度相关的政策。就是在正常时期拥抱全球化，但同时要为最坏情景做好准备。这意味着，在实现全球化带来的效率收益的同时，也要增强柔韧性。
许多人将把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推动保护主义的政治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双循环政策如此及时。这是向世界传达的信息：中国将坚定支持全球贸易体系，拥抱全球化，同时，也将进一步增强国内容量、能力和需求，从而在全球贸易体系不能在正常情况下正常运转时，或者世界上有些国家将他们的自身安全置于全球关注点之上时，能够有备无患。
这也是向世界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不希望脱钩，不认为应该发生脱钩事件，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强大的柔韧性将使中国能够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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