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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门·M·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金融体系教授）、苏博文(Rob Subbaraman)（野村证券(Nomura)全球宏观研究主管）
卡门·M·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
即使是在大流行之前，就有迹象表明全球粮食价格可能很快飙升。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事件变得越来越普遍。去年，非洲猪瘟夺去了全球四分之一以上的生猪存栏量，导致中国的食品价格到2020年为止同比上涨了15-22%。最近，70年来最严重的蝗灾摧毁了东非的农作物。在肯尼亚，作为主食的玉米价格自2019年以来上涨了60%以上。
新冠病毒（COVID-19）加大了全球食品价格飙升的风险，这将触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危机。在最贫穷的国家，食品占消费总量的40%-60%，约为发达经济体的5-6倍。
虽然封锁导致耐用品和可自由支配服务的需求骤减，但食品的需求却恰恰相反。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恐慌性购买和囤积食品的报道自大流行开始以来就不断激增。
在供应方面，全球粮食储备状况良好，但随着病毒破坏粮食生产和分配，库存可能很快耗尽。动物饲料、肥料和杀虫剂的短缺增加了农业成本和歉收风险。
此外，无论是要收获印度的水果和蔬菜，还是经营美国肉品加工厂，劳动力短缺正日益明显，这是因为世界许多地区的跨境旅行限制打乱了农民工正常的季节性循环。而运输的短缺使得农产品更难进入市场。
农民需要重新配置他们的供应链，从批量批发到(目前关闭的)餐馆、酒店和学校，转向杂货店和送货上门。但这需要时间，尤其是因为商业食品和消费食品的制备和包装方式不同。而同时，农民又不得不销毁新鲜农产品。
此外，一些主要粮食生产国已经针对疫情实行了出口禁令或配额，如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对粮食，以及印度和越南对大米的禁令。同时，其他国家正在通过加速进口囤积粮食，如菲律宾囤积大米、埃及囤积小麦。
这种粮食保护主义似乎是向最脆弱人群提供救济的好方法，但如果许多政府同时采取干预措施，可能导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类似情况在2010-2011年已经出现。据世界银行估计，这种保护主义导致了2010-2011年全球小麦价格上涨40%左右，玉米价格上涨了25%。
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国家的紧张情绪。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导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飙升，而同时发展中国家又出现了病毒感染即将爆发的迹象，后者意味着我们在拯救生命和保护生计之间，需要作出更艰难的权衡。此外，发展中国家已经面临资本和汇款流入的突然停止和旅游业的崩溃，而其中许多石油和基本大宗商品出口国正面临贸易危机和货币迅速贬值。甚至在新冠病毒病之前，许多低收入国家就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这些经济体中的大多数也极易受到食品价格飙升的影响。
野村证券（Nomura）的食品脆弱性指数依照110个国家受食品价格大幅波动影响的程度进行了排名，该指数考虑了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食品占家庭消费的比重以及食品净进口。最新数据显示，在最容易受到食品价格持续上涨影响的50个国家中，几乎都是发展中经济体，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三。
事实上，食品价格飙升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为它们在任何地方都会导致经济高度倒退。即使在发达经济体中，食品价格飙升也会拉大贫富鸿沟，加剧本已严重的贫富差距。任何人都要明白，粮食危机向来与社会动荡有密切联系。
危机期间，多边机构迅速动员起来，向损失破纪录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紧急贷款，同时20国集团(G20)债权国则同意贫穷国家暂缓偿还债务。但由于食品价格飙升所带来的风险不仅作用于最脆弱的经济体，因此，临时性的债务减免的范围也可能需要扩大到其他国家。
由于大流行可能造成更大的经济破坏，各国政府必须共同努力，应对并解决粮食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说，要防止粮食保护主义成为大流行后的新常态，全球政策协调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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