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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2019年6月底，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CEA）主席凯文·哈塞特离任，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时任CEA委员的托马斯·菲利普森受命代理该职，成为白宫新的首席经济学家。近年美国高官走马灯式去留任免时常伴随争议，如2018年3月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EC）主任科恩因贸易战问题与白宫政策龉龃离职，成为当时新闻热点问题。比较而言，这次CEA换届没有引发太多关注。我国媒体和经济学界对菲利普森教授熟知度不算高，今年2月他提及特朗普贸易政策对美国经济负面影响曾引发我国媒体集中评论[1]，此外这位CEA新掌门人很少被报道。
卢锋
CEA是根据美国1946年就业法案（“The Employment Act of 1946”）设立的机构，使命是针对可能影响国内与国际经济政策问题为美国总统提供客观经济分析。就CEA负责人任职而言，菲利普森教授的学术背景颇有特殊之处。由于容易理解的原因，历任CEA主席大都由宏观经济、货币金融、财政税务、国际经济等领域经济学家担任。如菲利普森的前任哈塞特专攻税务财政问题，早先曾任此职知名度更高的曼昆教授和伯南克教授，都可谓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镇。然而菲利普森的研究专长则是卫生经济学，任命一位卫生经济学领域学者执掌CEA——即便作为代理主席有临时意味，在CEA历史上也属罕见。
浏览菲利普森教授学术简历可知，他在卫生经济学领域涉猎广泛，研究问题涵盖医疗研发和技术、创新和管制、肥胖症、长寿和生命价值等多方面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流行病经济学研究多有建树。例如他上世纪末就社会成员个体防护选择对传染病流行度响应机制及互动关系分析，堪称当代疫情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在新冠大流行对经济增长带来百年不遇挑战背景下，白宫首席经济学家碰巧是疫情经济学领域著名专家，他的学术专长是否能有助于美国决策层更好地评估应对疫情风险，自然成为一个有意思的看点。
然而令人遗憾地是，带着这份好奇心看过去收获很有限。从搜索相关信息看，这位CEA代主席对新冠疫情及经济影响公共发表意见似乎很少。例如今年2月他主持完成的2000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展望美国经济增长前景部分对未来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进行分析，列举的多方面下行风险也未涉及新冠疫情因素。在2月20日宣介这份年度报告的媒体会上，菲利普森倒是提及“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的潜在影响”，当时他强调“我不认为疫情对美国经济威胁会有那么大”，意在淡化疫情风险。事后看这个表态自然属于误判，他本人也会很快意识到这一点。
依据上述有限信息讨论菲利普森有关疫情早期评估观点显然存在局限性。上述媒体报道是否准确有待核实。即便报道属实，一位现任政府要职官员对敏感政策问题的公开表态，与他作为特定领域专家认知判断也可能存在差异。我们无从了解他在政府内部相关讨论或向最高层建言时，是否对新冠疫情经济影响提出过更具有前瞻性的见解。不过观察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政策，3月份以前对风险总体显著低估，疫情快速蔓延后应对政策进退失据效果不佳，应是不争的事实。这么说来，菲利普森在2月20日记者会上表达观点，至少能反应美国决策层当时对这个问题的一般看法。
基辛格老先生4月初撰文指出，新冠疫情过后很多国家制度应对将被看作失败，字里行间对美国这次危机应对表示失望和痛心。美国对疫情危机风险评估偏差与反应迟缓滞后，显然是这次重挫的关键原因之一。为什么在中国元月下旬开始举国抗疫，新冠疫情全球流行风险已全面彰显背景下，美国未能在第一时间给以足够重视并抓紧国内防控部署，而是到2月底或3月疫情已然扩散后才仓促应战？跟上面观察背景相联系，像菲利普森代主席这样对疫情经济学具有独到理解的专家，在疫情风险山雨欲来之际为何未能更好展现专业洞见和判断力？
对此或许可以从美欧等西方社会应对传染病长期历史形成的传统模式角度略加讨论。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人类产生之初就见证了人类和动物传染病表现（Bazin，2003）。传染病以复杂而微妙的方式影响了人类的演化和历史（Magner）。特定社会价值观、发展阶段与科技水平等因素，都会对疫情应对具体方式产生深刻影响，而某些制度以及文明的相对稳定因素，都会在疫情反应方式选择上得到体现。如罗森伯格（Rosenber）教授所言：对社会科学家而言，疫情建构了一个极为罕见而有用的自然试验，足以彰显社会价值与体制实践的基本形态特征（p. 2）。他甚至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一部戏剧几场标准场景，来刻画西方社会应对传染病疫情的某些规律性特征。
疫情暴发之初，社会主导阶层出于不同考量往往试图回避现实。“商人总是害怕疫情对贸易的影响，城市政府担忧对预算、公共秩序以及生活常态的冲击，只有到疫情无法遮掩时才会承认事实。病死者尸体累积，患者数量增加，这时再也无法回避现实。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模式不断重复。无论是在早期意大利、17世纪伦敦还是19世纪美国，也无论疫情主角是鼠疫、黄热病或是霍乱，疫情总是以这样可预期形态拉开序幕。医生发现了少数‘可疑’病例，随后或是医生遏制了自己的焦虑感，或是报告给了对是否告知公众心存狐疑并对直面现实缺乏动力的权威部门。”首场剧情主题是真相“递进式显现”，强调社会“逐步和不情愿地接受疫情现实”。当代条件下，“递进式显现”细节内容已大不相同，然而从美国对新冠风险早期缺乏及时重视看，传统应对模式某些机制性内容仍有显现。
任何一次传染病流行都伴随诸多带来致命影响的偶然性因素作用：灾难为何“突如其来”地在特定时间和地点降临？传染病对患者造成各种离奇症状缘由何在？为什么同一城市、社区甚至家庭成员，有人罹病甚或致命，有人却安然无恙？“接受疫情存在意味着需要提供管理疫情可怕肆虐的框架，形成某种广泛同意的解释框架成为第二阶段主题（4-5页）”，罗森伯格将疫情大剧第二场主题称作“管理随机性”，即针对疫情派生的偶然随机性提供解说。
依据罗森伯格对欧美历史经验观察，这类解释早先经常拿上帝说事，具有道德与宗教神谕式内涵。后来随着病理学和生理学等科学常识普及，转而用包括意志力和责任心、酗酒或暴食、性行为特点等世俗因素解释疫情，间或衍生出针对特定社会背景或生活习惯的人群或阶层污名化指责。这次新冠疫情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全面暴发后，少数政界和媒体人士在解释危机根源时，不愿检讨自身而是一味责怪外国报告疫情信息滞后，或归咎于有关国际组织协调方法，甚至提出国际性追责的无理要求，折射出全球化环境下一国遭遇危机冲击后寻求卸责方法的某些新特点。
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这次应对新冠疫情迟缓偏差，还可以从当代疾病转型趋势特点及其对社会思维行为惯性以及疫情经济学研究思路影响角度思考。在人类文明演化历史中，传染病与饥荒、战争构成人类健康生存的三大主要杀手。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微生物学、抗生素、疫苗等领域科研突破性进展，使得人类与传染病抗争逐步赢得历史性主动。二战后公共卫生领域继续不断取得进步，西方发达国家传统传染病流行得到控制，带来人们对传染病威胁认知的转折性变化。上世纪70年代前后，在美欧流行病研究领域与公共卫生管理部门产生广泛影响的“流行病转型（The Epidemiologic Transition）”理论认为，传染病对人类生命健康威胁正在趋于消失，今后需主要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加剧趋势。
“流行病转型”理论在揭示人口结构与疾病类型变化关联性方面确有贡献，强调心血管、癌症等各种非传染性疾病在健康卫生领域中的重要性增长也有合理性，然而有关传染病危险趋于消失的预测观点则过于乐观。随着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肆虐全球，进入21世纪后从非典到埃博拉多次发生跨国新发传染病疫情冲击，在证伪早先“传染病式微论”观点同时，提示全球化时代由新生人兽共患病原体导致新发流行病风险趋势性增长。
时代背景对美欧社会针对传染病流行认知的润物无声持久影响，一定程度可解释美欧等西方国家这次应对新冠疫情为何迟缓低效。虽然上述流行病转型理论对病消亡预测论点在学界早已被证伪，然而过去一个世纪前后西方发达国家确实没有发生大规模烈性传染病疫情，这个基本事实意味着几代人没有应对大规模流行病直接生活经验记忆，客观上导致相关风险意识趋于淡漠和这类危机应对能力弱化退化，不利于在面临全新冠疫情冲击时做出更为及时有效响应。
基于近年从非典到埃博拉跨国疫情接二连三暴发，美欧流行病与公共卫生领域专家普遍认识到，随着全球化拓展深化与人员跨国流动频繁，新发传染病全球大流行风险趋势性上升。由新生人兽共患病原体诱致新发传染病一旦暴发，短期内难以获得特效药及安全有效疫苗，因而潜在危害尤巨。然而非典、中东呼吸道症状、埃博拉等新疫情都主要在新兴经济体或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暴发，对美欧发达国家影响比较间接有限，这些本可能具有警示意义信号也就被西方社会承平日久积攒的自满自得认知所屏蔽。
艾滋病是美欧发达国家当代经历的最严重传染病疫情，本应推动西方发达国家提升对新发传染病风险的警觉，然而由于艾滋病发生机制与应对方式与新冠肺炎这类疫情差异较大，因而应对艾滋病经验对防控新冠疫情直接借鉴作用似乎比较有限。例如艾滋病从感染到发病有几个月到几年的潜伏间隔期，免疫力缺陷导致身体多个系统发生不同病症，一般不会出现某个城市或地区很短时间突然发生成千上万新冠肺炎患者、对卫生医疗体系内特定科室——如呼吸科和重症室治疗护理带来超负荷甚至恐慌性压力情况。另外从扩散渠道和方式看，通过个人生活方式调整以及对特定群体以及血浆供应系统采取适当干预措施，就能有效降低艾滋病发病率，无需诉诸隔离性防控手段；然而新冠病毒通过一般社交接触借助飞沫等介质就能实现人传人，加长社交距离等隔离措施成为控制疫情的必要手段。
最后从疫情经济学角度看，像菲利普森教授这样的学者过去几十年研究工作多有斩获。他们在这一领域研究课题选择，不少以艾滋病流行作为提炼假说和构造模型的经验观察素材对象，其研究成果对疫情经济学认识水平提升与理论体系形成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及时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提供借鉴意义仍比较有限。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为什么对当代疫情经济学具有深刻理解的白宫首席经济学家，在美国遭遇百年不遇疫情冲击前夕未能对眼皮底下风险更早提出预警并部署防控措施，上述讨论或许也能提供一个侧面解释。
由此带出一个需系统讨论的主题：新冠疫情大流行对未来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理论和政策带来反思要求同时，也对疫情经济学提出一系列全新研究课题，并对其现有学科体系带来创新与重构的契机。为此需要在回顾梳理疫情经济学现有成果与学科体系架构基础上，结合新冠大流行发生原因、冲击影响与应对举措所系统涉及的经济方面新现象与新经验，提炼具有时代特点和现实需要的课题，通过系统研究来丰富和完善当代疫情经济学的内容。流行病及公共卫生学与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合作，是实现疫情经济学创新重构的必由之路。
[1] “White House Admits That Trump Trade Stance Did Depress Economy”Rich Miller Bloomberg 20 February 2020.国内多家财经媒体有“白宫承认特朗普的贸易立场的确压制了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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