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近日有观点称“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主张发行特别国债，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这个观点，我赞同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总体看法以及趋势。但是，我认为我们不需要采取央行直接购买财政部债券的方式。
姚洋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目前中国政府发行的国债利率在3%以上，所以老百姓和银行机构是有意愿买的。因此，中国政府发行的国债还是能发得出去的，没有必要让央行直接到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可以直接通过财政部发行国债。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也就是说，央行直接购买财政部的国债是不合法的。所以，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这项措施在法律层面就被否定了，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除非把法律给修改了。所以这就是个伪命题，不用讨论这个问题。
今年发行国债要朝着救急的方向
今年发行国债的情况与往年不同，今年很大程度上应该将发行国债当成一种救急措施，而往年发行国债则基本上属于常规性操作。第一，中国目前的首要问题是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这一点应该作为中国当前的首要目标之一。第二，中国应该扩大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从而进一步拉动整个经济复苏。
根据一项研究数据估算，受这次疫情影响的民众大约有1亿人，这其中大概有7500万人在家办公，或者是企业通知在家等待复工。而7500万人中有多少人失去了工资或者工资减少了？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我认为这个比例恐怕不会太小。而那剩下的2500万则处于失业或者退出劳动市场的状态，包括回到农村的工人。但这些人都不在我们失业率的统计当中，因为失业率的调查对象只针对城镇人口，不包括农村人口，如此一来，我估计全国需要救助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有些人说中国的储蓄率很高，我不否认，但是中国的储蓄主要是由最高收入的20%的人制造的，而最低收入的40%的人的储蓄则是很少的，这其中最低的10%的人是靠欠债生活的。所以，低收入的这批人和失去工作的这批人，国家应该给予救助。
从推动消费的角度来说，国家发行特别国债，然后用于发放消费券，这既可以提高城镇和乡村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刺激消费，一举两得。所以，我认为如果要增加国债的发行，那应该是朝着救急的方向去努力。
短期内不用考虑通胀问题
至于发行国债会不会引起通胀，我认为按理说不会引起通胀。因为如果是财政部发行的国债，老百姓愿意去购买，这相当于居民收入的暂时转移。买债券的那部分老百姓没有消费，国家发行债券换的钱再用于财政补贴，收到钱的那部分老百姓可以拿去消费，这相当于一个平行转移，没有创造额外的货币。
当然，会有连带效应。如果政府给老百姓发放消费券，那么老百姓的支出会相应增加，这对需求也有推动作用。如果供给满足不了需求的话，那么的确可能会发生通胀。但是中国的供给很充足，企业只是苦于没有订单，缺乏有效需求，因此停工停产的很多。所以，我认为至少在短期内，通胀根本用不着考虑，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情况太严重了。需要考虑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不能看到需求有所增加，就好像会发生通胀，而供给也在增加，这就抵消了通胀的压力。
具体发行多少国债，需要财政部拿出方案，然后由国务院做出决策，最后由人大代表讨论决定。如果要我说，我认为既然要做，全国大约可以人均发1000块钱，也就是大致1.4万亿的规模。当然，不是说每个人平均发1000块钱，因为高收入的人没必要拿，要救助收入最底层的人，然后还有一部分人按照收入发放消费券，这些是目前我们可以做到的。
不能笼统地批判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政策
很多人都认为2008年发行四万亿刺激计划政策是失败的，我认为应该纠正这个观念，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其实，我这些年一直在说，笼统地批判四万亿刺激计划是不正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推出一系列的强刺激政策是没有问题的。
但关键的问题是四万亿刺激计划政策采取的融资方式存在问题。当时，因为中央政府也没有多余的资金，所以中央政府等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需要地方政府自己去融资，地方政府便向银行借钱，后来又开始发债。所以，地方政府最后是用商业手段来解决融资问题的，导致欠了很多的商业性债务。2014年之后，中央政府就不得不清理这些债务，即所谓的债务置换。债务如何置换？最后还是得回到国债上面，发行长期国债，用长期国债的钱来还商业性债务。因为政府的投资基本上都做了公共项目，经济回报比较低，所以从这个结果来看，我认为当年应该一开始就发行国债。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反对4万亿刺激政策，而应该仔细分析到底哪些地方出了错。
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根本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其实中国要推动财政方面的刺激，那就需要扩大财政赤字率，突破赤字占GDP的比不超过3%的限制。以前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是2.5%，后来达到3%。在这种时刻，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应扩大到5%，甚至扩大到8%。但是政府对债务问题很谨慎，在这方面控制的比较严。但是既然中央开出空头支票，地方就得干活，得到市场上融资，最后积累了一大堆商业性债务，成本又高。在商业市场上商业性的债务是7%、8%的利率，而国债的利率才3%，这会扰乱整个市场的融资成本。
过去这十年，我一直在呼吁，一定得改变、改变、改变。2014年修改《预算法》时，我就在呼吁，国家既然开了前门，那就得把后门给关了，把前门开大一点。但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这一次扩大新基建投资等于将地方债务再扩大一遍，这会加重政府的负担，也会扰乱市场的纪律。国家应该发行国债，正规、透明地去做，这样也便于地方人大的监督。
发行国债对于市场的流动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因为居民的钱都拿去买国债了，这当然会造成市场上的流动性降低一些。但是国债置换的钱还是会花出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钱绕一圈又回到了经济当中。而且国债增加了，金融市场上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相应会增加，这也会带动金融市场上的固收产品数量的增加。
外部国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那些发达国家来说，完全就是寅吃卯粮、慢性自杀。他们滥发的货币，最后要么变成了实质性的债，要么变成了金融市场上的泡沫。这对他们的未来来说，都是自杀行为。欠了一屁股债，以后总是要还的。或者，这个钱都跑到金融市场上去了，产生一大堆的泡沫，最后如果金融市场崩溃了，反过来对整个经济系统是有危害的。
中国绝对不应该去跟风，因为中国从根本上来说，没有达到其他国家那种所谓的负利率的水平。中国的货币政策绝不应该模仿其它国家，中国也没必要模仿，我们现在也不缺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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