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强烈冲击，餐饮、旅游、零售等线下消费行业都受到重创。目前全国疫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各地普遍进入全面复工复产阶段。但是，国内持续的消费低迷和外贸的短期波动，使企业复工复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如何鼓励消费者多消费，通过需求侧的消费刺激带动供给侧的复工复产，成为各地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
为了提振和拉动消费，最近各大城市纷纷派发各种消费券，消费券也成为经济复苏的“关键词”。据统计，目前全国40多个城市发放电子消费券，总额逾60亿元。数据显示，消费券在撬动消费和提振经济方面的作用非常显著，而这也是各地政府纷纷发放消费券的原因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政府普遍发放消费券的同时，也有学者建议直接向居民发现金，并认为这可能会发挥更好的政策效应。目前美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在直接向居民发钱，不仅现金数额很可观，而且形式也多种多样。消费券能否发挥应有的刺激作用并有效拉动消费？中国是否应该效仿其他国家直接发钱？
一、发现金还是消费券？证据不足但结果可期
在政府刺激消费的工具箱中，有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工具。实际上，除了消费券和现金，政府还可以发放实物。比如，一些国家和地区向贫困人口免费无条件地发放食品。消费券与现金的争议，核心在于政策的目的不同。如果政府是为了脱贫济困，那么发现金是最实惠的。但是，政府如果是为了拉动消费，那么消费券的效果可能优于现金。此外，地方政府也要考虑二者的成本收益分析，毕竟消费券可以联动平台企业发挥乘数效应和倍增效应。
此前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显示，现金相对于消费券来说政策效果更佳，因此经济学者会建议政府应该大面积发放现金，而不是发放消费券。对非洲和南美洲国家的研究显示，无条件发放现金会产生很多积极效应，这包括拉动消费，帮助居民摆脱贫困，增加未成年人的教育投资，以及减少家庭暴力等。
目前来看，有关消费券的科学证据不足，可以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消费券涉及两个维度，一个是政策工具（发现金、消费券），另一个是发放时期（常态、非常态）。目前有关常态下的发现金和消费券的比较研究较多，但是不适合疫情时期。非常态下的发现金研究较多，但是和中国各地政府的做法不同。此外，多数研究都是在其他国家开展的，而对中国的研究还很少，所以是否适用也的确值得关注。
电子消费券是地方政府将平台企业的技术手段嫁接而来的产物，充分反映了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很强。由此可见，只要能够充分分权，地方政府的确能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然，这也同平台企业本身的供给能力有关，这也使电子消费券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发放的纸质消费券有质的不同。
二、地方政府在选择合作平台时要做精明的购买者
目前各地政府在发放消费券时有很多选择，如何选择合作平台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地方政府在选择合作平台时，要做聪明精干的采购者，最大化公共财政资金的消费刺激作用。总体来说，就是要精准匹配、货比三家、量力而为、循证决策、多点开花和程序合法。
首先，精准匹配。政府应根据政策目标特别是重点扶持行业领域，选择匹配度最高的平台企业进行合作。比如，主打旅游消费的城市可以优先考虑旅游出行方面的平台，突出餐饮业消费的城市可以借力外卖点评类平台，而主打农产品消费的地区则可以考虑电商或短视频平台。比如，浙江省湖州市和携程合作进行旅游推介，对当地的旅游景点、酒店、餐馆进行推介。贫困县和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合作推出农副产品的社交电商，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
其次，货比三家。地方政府应根据平台企业提供的“套餐”，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平台企业。比如，哪些平台企业可以承诺倍增效应大，覆盖人群广，刺激行业领域和种类多，那么就应该选择和这类平台企业合作。
再次，量力而为。目前发放消费券的主要是经济发达和财力雄厚的地区，说明消费券是有一定进入门槛的政策工具。消费券尽管是要以小博大，但是政府仍然要结合地方财力进行务实设计。在这个方面进行财政资金的跨周期管理，将未来的钱花在现在，可能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此外，循证决策。地方政府可以研究此前其他地方政府推行的消费券及其政策效应，根据平台企业兑现承诺和倍增效应的情况，结合自身的特征进行理性决策。政府应采用最新的研究证据，对消费券进行科学决策。目前已有40多个城市作为先行者发放了消费券，地方政府可以对其进行评估和比较，选择合适的政策措施。
又次，多点开花。消费券可以说是有标记功能的数字货币，可以考虑“广撒网”。政府和多家平台企业合作，消费者可以任意选择平台进行兑换和使用。这就像是教育券等有价凭证，可以由消费者用脚投票，根据自己对平台企业的偏好进行选择。
最后，程序合法。地方政府应注意避免影响公平竞争和助长垄断行为，采取公开公正的政府采购程序，做到消费券发放的程序合法。除了杭州、深圳等地，其他城市不存在保护本地平台企业的问题，所以选择的空间会很大，但是仍然要依法发放。
三、如何让消费券发放到位？
目前在发现金还是消费券的问题上，全球形成了两极化的特征。中国各地政府普遍发放电子消费券，而中国境外都是现金发放，或者抵消居民的消费支出。消费券对消费拉动的影响需要考虑不同方面，比如是耐用品还是快消品，以及影响是否持久等。当然，具体到现金发放，也涉及到许多问题。比如，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领取，是一次性发放还是按月发放，是大额发放还是小额发放，等等。
首先，拉动消费与脱贫济困不是完全一致的目标，寄希望于通过消费券二者兼得，可能是不现实的。考虑到消费券和现金各有优劣，不妨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消费券可以广撒网，面向所有消费者进行发放。现金则可以精准扶贫，仅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定向发放，使其可以发挥社会安全网的兜底作用。这样一来，相当于打出政策“组合拳”，采取消费券+现金的组合模式，实现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的双重作用。
其次，消费券可以发挥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是总体来说因为政府投入有限而影响受限。对于消费者而言，消费券可能是食之无味的鸡肋，而很难是值得一用的省钱神器。因此，消费券的核心作用是发出强烈的信号，更多的是政策的象征意义而非实质意义。消费券就是告诉消费者，多消费就是爱国救灾。这样一来，让消费者对消费有信心，让消费者敢于消费，想去消费，而且有能力去消费。政府应引导消费者在政府期望未来发展的重点行业和领域进行消费，并推动政府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再次，在发放消费券时，政府可以直接使用平台企业的平台，而不是自己设计发放平台。总体来说，政府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因此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政府更多的是要发挥赋权的作用，让平台搭台，让企业唱戏，让百姓受益。这样一来，让各方都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消费券设计和发放的最佳组合。消费券不应设计得过于复杂，以至于连消费者都不知道怎么使用，最后也不好评估其政策效应。所以，至关重要的不是在消费券的“花招”上花更多功夫，而是让“正确”的人领到券，并把它在“正确”的时间，花在“正确”的消费项目上。为此，要处理好政商关系，尽可能发挥平台的能力。比如，请平台企业对本地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进行诊断，据此设计对应的消费券精准施策，就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并释放更大的价值。当然，也应避免被企业牵着鼻子走。
此外，应邀请第三方机构对消费券的消费拉动效应进行独立评估，并供其他地方政府借鉴使用。关于消费券的政策效应，唱好的都是地方政府和平台企业，而实际上效果怎么样的？对此需要第三方独立评估。企业、政府在其中都是利益相关者，他们的评估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应开展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比如通过中央政府或研究机构进行评估。电子消费券的优势在于效果立竿见影，而且数据实时可得，所以可以很快就能评估政策效果。尤为重要的是，要评估政策的净效应而不是总效应。为了达成是否发放消费券，消费者都会消费的目标。因此，要将发完消费券和不发消费券的两种情况进行比较，看看是否有作用以及作用有多大。
最后，消费券除了拉动消费和脱贫济困之外，还有巨大的数据价值等待挖掘。电子消费券的发放、配比、核销等都是全程追踪和处处留痕的，由此产生的海量数据值得挖掘和利用。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平台企业对这些数据进行可视化，发现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并提升政府决策质量。地方政府应借助此次消费券和现金发放的契机，收集人群消费数据，将其用于未来的相关决策。这相当于一次全方位的经济普查，对于把握当地发展动态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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