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教授刘穷志：反对直接发放现金拉动经济

作者|刘穷志（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新冠疫情极大地负向冲击社会经济，也激起经济学家深深忧虑和浓厚研究兴趣。摩根大通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负增长-2.6%，中国增长率为1.1%，中金预测中国增长率为2.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增长率-3%，中国1.2%，认定这是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比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情况糟糕得多。国家统计局4月17日上午发布消息，全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

为应对经济衰退，世界主要经济国家迅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应对政策。美国3月23日宣布采取无限量的量化宽松金融政策，美联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顶格剂量提供流动性支持，随后是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大招，直接对家庭发放现金，在短短一个月中，美国经历了美股四次熔断，也出台了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政策。日本4月7日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应对新冠疫情紧急经济对策，总规模达108万亿日元，向困难企业、家庭和个人提供援助，这是迄今最大规模的经济对策，也首次破例在年度开始不久就编制补充预算，随后日本央行9日下调了日本所有地区的经济评估，这是自2009年1月以来日本首次下调所有地区的经济评估，日本央行敲定了1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

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就中国疫情下的经济提出了减税、补贴、缓交社保、专项债、基建、消费券、专项贷款、降息、降准等多种对策。不同于历史上的经济衰退，新冠疫情从需求与供给两侧冲击实体经济，且流行病学曲线决定经济走势具有深度的不确定性。与2019年度经济增长率6.1%相比，中国预测的经济增长率及一季度实际增长率可谓是大幅下挫，考虑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及应对政策力度，中国真实经济增长率尚难定论，但是，应对严重经济衰退，常规政府政策显然是不够的，必须预备非常规政府政策。

一、财政政策为主，金融政策为次。面对严重衰退，最强刺激财政政策与最强刺激金融政策的政策组合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合理充裕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合理”似乎不够积极，但考虑到前期一直充裕，叠加的货币政策也应该算作是更加积极的。考虑中国一直以来的货币刺激和充裕政策，货币政策边际效用显然是下降的，新形势下应该退居次要地位，不搞大水漫灌是正确的的选择。双政策组合中财政政策因而就必须走向前台，财政政策更直接，时滞短，更适合市场配置不够充分的发展中国家。

二、赤字率提高至3.5%-4%，发行专项债3.5万亿、特别国债2万亿。当前对小规模纳税人和防疫产业税收减免相对较多，但力度仍然不够，对大中型企业减免较少，同时，对困难企业的补贴和困难家庭的救助大幅增加，减收增支强刚性使财政系统步履维艰，财政适合动用的政策就只有发债了。赤字率提高可以扩大财政支出1万亿元，加上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筹资，6.5万亿元的财政支出可以提供一个较强的刺激政策包。

三、以乘子为依据，有序安排投资和消费。政府有了钱，花在哪里呢？在出口受阻的情况下，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是选择投资支出还是消费支出呢？经济增长理论表明，花钱的学问，就是乘子数值和乘数效应测算的过程。消费券固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子，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但消费券只适合困难家庭和群体，消费券额度应当真正能够发挥托底功能，更多的是防止收入差距在经济衰退阶段进一步拉大，毕竟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反对发放现金。货币除了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职能之外，还具有贮藏职能，央行《2020年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表明，截至3月末，我国人均存款大约6.3万元，而3月12日的消息，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2800元人民币）紧急支出，在中美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均在0.45-0.5的情况下，中国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更偏好货币的贮藏职能。即使货币行使其支付职能和流通职能，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也不大，根据笔者的研究成果，中国政府对贫困人口的援助保证了贫困家庭的基本生存条件，但贫困家庭的劳动和投资减少，未来家庭总收入也将相应减少。

与消费相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更大，也就是说新基建乘子较大。值得注意的是，新基建有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分，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引入效率更高的社会资本，运用PPP模式的新基建乘数效应最大。PPP模式提供的新基建，规模更大，质量更高。

四、国有化是救助困难民营企业的非常规工具。通过政府债购买、并购等手段，将民营企业转化为国有企业。实现国有化的企业一般是技术相对落后、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的企业，国有化稳住了私人资本，稳定了就业，稳定了经济增长。一旦这些国有企业在政府支持下实现了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且可以赢利，就再卖给私人资本。依据经济周期性波动，交替使用民营企业“国有化”和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宏观调控的惯用做法。

五、科技是倍增的动力，更快摆脱经济衰退。与消费和投资相比，科学技术是倍加的经济增长的动力。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石，数学表达式是Y=A*f(K,L)，其经济含义是，劳动L和资本K是加法效应，科技A是乘法效应。因此，应对严重经济衰退的速度更快的办法，是做实知识产权保护，科技立国，成就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倍数动力，使经济更快地走出困境。

六、放松管制与所有制竞争中性，为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持久动力。经济增长动态路径由市场深化和产权结构变革决定。2020年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放松市场管制的前景可期。而早前的竞争中性取向政策强调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消除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扭曲状态，增强全体市场参与者的竞争力。

本文为网易研究局独家稿件，不构成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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