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外的市场主体：市井摊贩们的自救与求生

（原标题：聚光灯外的市场主体：市井摊贩们的自救与求生）

本报记者 郑淯心 李华清 北京、广州报道

4月14日傍晚，李军出现在北京西站南路，他特意选择了几个居民小区交汇的中间位置，把两张已磨损的麻布袋垫在水泥地上，一张袋子上摆上六捆芦笋，另一张上放了十捆蒜苔。

李军特意把麻布袋的角做长了一些，那是为了城管来时，方便提起菜就跑。摊位上没有秤，芦笋和蒜苔按把出售，支付码的牌子用绳子串起挂在他脖子上，塑料袋装在他灰色运动装的口袋里。“疫情之前，还能多进几种蔬菜，现在路上人流少，两种菜一天勉强能卖100多块。”在李军的简陋菜摊旁，他的爱人正在卖菠萝，给客人削好皮，价格还比菜场便宜，这是他们的竞争力。

沿着这条街走下去，陆续还有卖水果、手抓饼的十几个小摊贩。

不仅是一条街，一座城市。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从北京到广州，依赖人流生存的街头摊贩们正努力回归疫情前的生活轨道。

尽管是中国经济版图中最基层的市场主体，李军们的身份依然难以定义，甚至无法准确摸清他们的数量。他们没有工商注册信息，无法称之为“个体工商户”。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王靖一在其参与的一份关于中国个体经营户总量测算以及新冠疫情对该群体冲击的量化研究中，使用了一个宽泛的“个体经营户”概念，其中涵盖了已进行工商注册的个体户和未进行注册的“李军们”，其研究显示2018年，按照宽泛的“个体经营户”概念测算，总计有9775万户。

而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至2018年11月底，个体工商户数量超过7237.45万户；第四次经济普查中，个体经营户数量则为6295.9万户。

前者的统计口径中，个体工商户指的是经过工商注册的商户。后者的统计口径中，个体经营户也包括未在市场监管机关登记注册，但有相对固定场所、一年内实际从事二、三产业个体经营活动累计三个月以上的个人和家庭户。第四次经济普查中正式普查时，采用的是抽样调查的方法，对抽中的个体经营户进行上门调查。

无论从哪个统计口径的数据看，这都是一个巨大的群体。连同他们身后的家庭，如今承受着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

“小草们”正在自救。他们展现了其天然的灵活和韧性，但冲击太大，且仍未结束。据王靖一测算，疫情期间，全国活跃商户量和交易额分别下降约40%和50%，而因为身份特殊，他们距离政策关怀更远。

由于缺乏各类注册、纳税信息，目前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帮扶政策，甚至是针对个体工商户的帮扶政策，都难以渗透到如此基层、微小的经济主体中。

“李军们”曾经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城市化突进的时期，他们又是城市管理者约束的对象。在疫情期间，他们站在了政策援助的聚光灯之外，默然于灰暗之中。

“经济体中有大树，也应有小草。”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终身荣誉会长周德文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时艰

往年这个时候，王保会开着面包车进京，路途三四个小时，车上满载自家种的果干。王保老家在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村庄，他在山上种红薯、杏树、桃树，丰收后，再把它们加工晒成干，来北京卖。按照他的话说，北京人消费得起。

和李军这样的“全职北漂摊贩”不一样，王保受进京证期限影响，每次进京卖货只待七天。为了增加卖货时间，他通常夜里12点到达，七天后的12点离开。他的摊位一般摆在亚运村的几个居民小区内，这几年他攒了不少回头客，加了顾客的微信，每次来京前都会告知大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卖货。

初春本是生意的高峰期，但是疫情打乱了这一切。由于跨省防疫管控，王保办不了进京证，更别提进社区卖货了。

两千多公里之外的广州，广西人丽娟在地铁站附近摆起了柠檬鸡爪摊。做凤爪的手艺是丽娟刚刚学会的，疫情前她卖首饰，虽然利润空间可观，但是量上不来，她决定做相对好卖的小吃。让丽娟措手不及的是，刚开始转型就遇上了疫情。晚上出摊的丽娟跟着别的小摊贩转移各个人流点售卖，但是疫情中人们对在外就餐格外谨慎，生意不好做：“首饰卖不出去不会坏，这个卖不出去就要倒掉了。”

那些有门店的个体经营者，也十分艰难。在广州最大的城中村里做了11年理发生意的红英，一边扫着地上的碎头发一边说，今年是她生意最差的一个春天。“昨天的收入才70多块钱。”

去年农历十二月廿五，夫妻俩关店回家过年，按照往年的习惯，正月初八就会开门营业。

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当日剪发讨吉利的说法。龙抬头当日（2月24日），红英夫妻已经回到广州租住的地方，且办好了复工复产手续。但他们心里没底，害怕疫情形势严峻，最终没开门营业。

4月初，红英的理发店才重新营业，生意冷清。红英的门店正对着广州一所小学，由于疫情影响推迟开学，校园内也是一片静悄悄。营业十多天，生意好的时候，日收入一两百元。而在疫情爆发前，生意好的话，月收入能有一万多甚至两万。

在广州的城中村，类似红英理发店这样的店铺随处可见，尽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其中一部分并未进行工商注册，是李军们的“升级版”。

对于红英而言，目前最大的困难是房租。

红英的理发店店租在年后涨了：“去年一个月租金是1800元，今年涨了一两百。”红英的理发店是私人物业，房东经济上也吃紧，试图从租客身上增加点收入。

红英所在的一个美容美发的微信群里，不少人在转让门店，其中就有她弟弟。“他的店比我的位置好，铺租也比我的便宜，他都撑不下去了。”红英叹息。

广州白云区花店老板小婷这几日还在和房东协商减少铺租事宜，每个月5000元的房租对于日收入从800元缩水到200元的她来说，已是不能承受之重。几经讨论，房东的回复是：要么减免3个月的铺租，要么修好门前的小路。“但是门前的路，早在我租店的时候对方就说过会修了，拖到现在都还没修。”小婷抱怨道。

在丽娟的柠檬鸡爪摊旁边摆摊卖钵仔糕的摊主，就是因为不堪店铺租金而加入地铁口的摆摊队伍的。生意依然冷清。摊主说：“以后可能就回家带小孩吧。”

自救

不论是走街串巷的李军们，还是拥有一亩三分地的红英们，疫情冲击之下，他们都陷入迷茫。

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非工商注册个体经营户。王保说也曾想注册营业执照，但流程对于他来说太复杂，要代理公司代办，费用在3000多左右，注册下来了还需要在后期经营中缴纳各类费用，王保很心疼这笔钱。

全国有多少个“李军们”？

根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研究院联合课题组的推算，全国2018年个体经营户总数量约为9776.4万户，比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得到的官方口径高出一半多，比市场监管总局该年统计的个体工商户数量高出40%。

课题组成员王靖一介绍，9776.4万户个体经营户中既包括工商注册的，还包括没有注册过，但实际上在从事个体经营行为的商户。他们虽然微小，但是总量巨大，实际就业多少不得而知，但是至少个体经营者代表的就是一个家庭。

王保上有多病母亲，下有两个孩子，妻子主要照料家人。王保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没了生意就等于没了收入。他想过出去打短工，但是也没找到工地开工招人。“我出去卖果干，家里就没劳动力养猪了，现在真后悔，如果有几头猪，也还是一笔收入啊。”王保感叹。

王保的孩子生长在农村，近期没有开课，记者和王保通电话时，孩子正在上网课，王保特意强调“是不要钱的”。前几天，王保村里有几个80后去唐山找活干，借了王保的面包车，支付了一些费用，这是他最近唯一的收入。

受疫情影响，李军没有回家，家中的两个老人和三个孩子还指望着他每月从北京寄回来的生活费。大女儿已开始实习，两个儿子还在上学，家里还有两位老人需要赡养。夫妻二人在北京南城租了间小平房，月租金1500元，如今靠着每天百元左右的收入，付完房租，已所剩不多。

夫妻二人的小小菜摊牵出了一个普通七口之家的真实生活。如果菜摊难以为继，就意味着家庭收入断路。他对未来没有打算，更不敢奢望外界的帮助。

红英的弟弟还未找到新工作，目前呆在家里。这样的处境红英想都不敢想，她轻易不敢尝试另谋出路，“不开店我们干什么？”家里三个孩子、两位老人，养家的希望依然寄托在这个小小的理发店上。

承载着家庭和生计的李军们，都在努力自救。他们有着独特的灵活和韧性，并怀揣着希望。

从3月初开始，王保每天都会在朋友圈发一组果干的产品图片，并配上一组文字：吃着好吃的朋友帮忙宣传一下。他三年前摸索着开起来的淘宝店生意逐渐好起来。他在回复客户好评中写道：“其实都是朋友让我做的淘宝，好多东西都不会，都得朋友帮忙。”

相比王保，李军甚至不会微信视频，他想到的办法是缩减菜品，他认为只卖两个时下热销的蔬菜会减少剩菜几率，过一阵子他还会根据市场需求变换。

邢鹏在杭州西湖旁做民宿生意，转型动作更快。疫情期间零收入的他，把原本八间民宿退订了三间，其中一间房房东要涨租40%，这是邢鹏负担不起的，无奈之下只能退订。春节前后，所有的短租订单都取消了，现金流压力大。

有的房东经过协商同意减免1个月的房租，但疫情何时结束不可期。短期看，短租民宿难以恢复，邢鹏干脆把房子挂到闲鱼出租，定价就是他的成本价，租期为1-2个月。与以前五六百一晚的价格不能比，但对他来说，现在主要是生存下去，确保现金流。

目前邢鹏把精力投入到淘宝拍摄场地上，用从退订民宿里的家具布置了欧式场景，他称之为toB的生意。邢鹏说目前这块比民宿要好，陆陆续续总有淘宝店来拍摄，按小时收费。邢鹏心态乐观，“个体经营户更灵活，办法总会有的。”

聚光灯外

“政策？政策？政策？”当被记者问到需要什么样的帮扶政策时，李军把这个词又重复了三遍。

个体经营户作为中国商业体系和市场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复工复产的大潮中，频频出现在政策视野中。

2月28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应对疫情影响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帮助个体工商户尽快有序复工复产，降低个体工商户经营成本。

不过这些政策却与李军、红英、邢鹏这些工商注册体系之外的个体经营者关联不强。

例如，上述指导意见中提及对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的个体经营者，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从事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零售业个体经营者，各地要进一步拓宽其活动的场所和时间，依法予以豁免登记。

但是记者咨询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对方回电解释称，这条政策适用于符合个体工商户要求且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这两个类目的物品的经营者，豁免登记是指近期不登记也可以从事经营活动，但沿街摊贩不属于这个政策范围。

在王靖一看来，精准帮助到李军一样的个体经营者并不容易。

疫情影响远超想象，报复性消费并不可期，即便有报复性消费，也不会落到路边的小摊贩身上；最近一些城市发消费券，使用场景也更适用于大型商超，无法惠及个体经营户。另外，由于他们本身就少纳税或者不纳税，财政政策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金融支持手段也难以触达，即便是最直接的民生补助发放，也会优先城镇失业人员。

周德文对记者说，温州是民营企业发祥地，这些企业一开始也是从小摊贩做起，然后再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一步步壮大变成股份合伙企业，然后再股份公司，最后回到现代企业制度，活跃了温州的经济。在他看来，温州经验就是对更广大个体经营者的包容，“经济体中有大树也应有小草。”周德文说。“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些群体也不纳税，让这部分人在帮扶政策中处于真空位置，但疫情对这群人的生活造成了打击，他们属于弱势群体，呼吁各地给他们一个宽松的生存环境。”周德文称。“我们应当充分信任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与恢复经营的努力，他们会根据市场的需求灵活经营，保住自己的生计。”王靖一说，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应在法治之下融入温度，考虑把原来取消的夜市、早市在疫情可控的情况下重新开放，宜疏不宜堵，有了相对被认可的经营场所，占道经营等影响城市环境的行为可能也会相应减少。

3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中提到，“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合理设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预留自由市场、摊点群等经营网点。”

成都市、陕西省也先后发文，提及在疫情期间，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要坚持柔性执法，在不影响行人的情况下，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摊点摊区，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时间和区域经营。

3月25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还提到，在疫情防控下，很多劳动者倾向于通过平台就业这种灵活方式就业增收，这就需要加大对灵活就业的支持力度，对灵活就业的困难人员缴纳社保的，要给予社保补贴。

前几日，李军刚刚被执法部门抓住罚款一千元，李军懊恼地说：“好多天都白干了”。

（应受访者要求，李军、王保、红英、小婷、丽娟、邢鹏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