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副行长：危机挑战多边体系的承受能力

（原标题：新冠省思录｜专访亚投行副行长：危机挑战多边体系的承受能力）

新冠病毒就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向全世界发出了挑战。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都表示，疫情是二战以来、即众多国际机构成立以来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显然，这次危机不分国界，每个人都身在其中，但这当中，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多数地区的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面临较高的风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在过去两个月中，从新兴市场流出资本规模近1000亿美元 ，比全球金融危机同期高出两倍以上。大宗商品出口国还遭受着大宗商品价格崩溃的双重打击。

新兴市场有可能因疫情引爆的大规模危机对国际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现有国际合作的框架会否因此受到冲击？

2015年末，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全球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增加了一个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新成员，成为破旧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中新兴力量的代表。运行至今，亚投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成员数量从57个创始国上升到102个。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此前向澎湃新闻表示，中国政府从来都不主张推翻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但是认为需要改革，需要能够更多体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与经验，亚投行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创办和运营的。

疫情之下，作为国际组织中新生力量的亚投行如何应对？

4月7日，亚投行宣布董事会批准对中国紧急贷款项目，支持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亚投行将向中国政府提供主权担保贷款24.85亿元人民币（约3.55亿等值美元）, 用于支持中国加强可持续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以及采购应急医疗设备和物资。这也是亚投行首笔紧急援助贷款。

该笔贷款项目用于支持北京和重庆两个城市疾控中心的升级改造，提升医疗机构的应急防疫处理能力，以及为前线医务人员采购用于疫情防控的应急设备和物资等。

4月初，亚投行设立“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 ，初始额度为50亿美元，对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提供快速融资，在未来至少18个月内为亚投行成员申请的合格项目提供资金。如有必要，基金的资金规模还将进一步提高。

当前的状况对亚投行带来了哪些挑战？第一笔紧急贷款为何用于北京和重庆？50亿美元的基金要怎么用？下一步亚投行要如何应对？澎湃新闻就上述问题对亚投行副行长安周奇（Joachim von Amsberg）进行了视频专访。

安周奇在亚投行的职责范围包括策略方向制定、投资策略制定、经济分析以及管理预算等。加盟亚投行前，安周奇在世界银行任副行长一职，在世行系统内有非常丰富的管理经验，历任多个高管职位。

亚投行副行长安周奇（Joachim von Amsberg）

澎湃新闻：亚投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问题很严峻的？

安周奇：这是一个双重危机。它不同于经济危机，或是过去的其他任何危机。

首先，这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人们需要大量的医疗设备，这对医疗系统比较薄弱的国家是个真实的挑战。

其次，各国政府为了应对疫情所主张的政策，在人为上造成了经济衰退。人们没法生产，也没法消费，而这样的政策又是必须的。所以说这样的危机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即人为制造了一场衰退。因为政府希望人们不要旅行，不要使用公共交通等。虽然这只是暂时的政策，但问题在于，当各国解封后经济要如何恢复活力。

比如中国，在隔离期花了很多钱维持经济运转，这样有助于经济在解封后快速复苏。欧美也很快达成了“不惜一切代价”（whatever it takes）的共识，花了很多钱，通过财政纾困来保证经济运转，避免危机对经济造成结构性破坏。

对于大多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他们没有钱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危机就会对他们的经济造成深层次的结构性冲击，我说的“结构性冲击”指的是，企业和家庭破产、供应链分崩离析、民众流离失所，这些都是难以修复的后果，因为倒闭的企业是无法重新开业的。这也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它可以避免经济的结构性破坏，可以避免民众失业、流离失所和企业破产。

于是，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就在于，如何避免危机对经济的结构性破坏，然后经济才有可能在疫情结束后迅速恢复。

这也正是国际机构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现阶段，发展中经济体需要财政刺激，又没法从市场上借钱，因为市场上的融资资金很贵。这个时候国际机构为他们提供的贷款，是这些国家政府可以承受的。这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忙碌的原因。我们正在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同，帮助我们的成员国防止经济陷入完全的停滞。

澎湃新闻：这样的状况给多边金融机构的带来了怎样的挑战？

安周奇：首先，是这些国家的人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些国家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国际机构的设置就是为了支持这些国家。所以我们也能感受到挑战的艰巨性。

在多边机构的体系中，我们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成员国。当前各个机构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去帮助成员。因为这个时刻是各成员国最需要国际机构的时候。亚投行和世界银行正非常积极地合作一起解决问题。在这个时期，我们都能感受到一种使命感，都想为解决问题出力，也进行了跨机构合作。虽然我们没法面对面，但我能看到我的同事有同样的感受。

对于多边机构来说，来自成员国的求助再次创下记录。2008-2009年时，多边机构的工作就完全超出了日常范围，应对自然灾害如东南亚海啸时，也是对合作的挑战。现在多边机构又到了一个新的危机状态下，我们的压力很大，但同时又能确实感受到我们的使命。

澎湃新闻：为什么首笔紧急援助贷款的援助对象选择了北京和重庆，而不是其他地区？

安周奇：首先，我们非常想为中国出份力。因为中国是最早疫情重灾区，中国政府向我们发出了请求，我们也想要达成这个需求。北京和重庆都是有很多人口的大城市，虽然疫情不如武汉严重，但它们的感染率也较高，还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又没有那么像武汉那样受到那么多的关注。

北京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城市，是亚投行的所在地。重庆是大型的区域性都市，这里也有很多人被感染，又没有受到那么多关注。中国政府希望我们多关注这两个大城市，首先解决最紧缺的应急医疗设备和物资，中长期内帮助进行疾控中心的升级改造，提升医疗机构的应急防疫处理能力。

澎湃新闻：所以这是与中国政府沟通的结果？

安周奇：是的。中国财政部也是亚投行的股东，我们一起讨论怎样采取最有效的方案。考虑到中国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和挑战，中国政府很高兴得到我们的援助，我们也很愿意提供这样的帮助。

澎湃新闻：是否还有进一步的援助中国的计划？

安周奇：不是马上，但是我们会有。我们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也想看看，还能再做些什么。例如，我们有很多讨论是关于医疗科技部门的。这次的流行病让人们意识到医疗科技的重要性，我们想看看在这个领域有没有其他的合作机会，包括医疗健康服务、基础医疗、疾病预防和医疗科技等。我们正在与一些医疗科技公司进行协商。不过眼下还没有非常具体的计划。这次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机构都因为疫情，注意到了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

澎湃新闻：亚投行会对欧洲国家进行援助吗？欧洲现在是疫情的重灾区，而且几乎所有的欧盟国家都是亚投行的成员国。

安周奇：我们与所有成员国都讨论了政策应对，很多欧洲国家正处于疫情中心地带，很多欧洲国家正在“抗疫”。不过，目前没有欧洲国家向我们求助。但我们得到了欧洲成员国很多支持，他们支持我们去帮助那些提出援助需求的国家。

我们现在援助的主要还是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没有钱做“不惜一切代价”的刺激。相比之下，欧洲国家有更多的财政资源，也有更多的渠道拿到市场上的资金，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没有的。

当然，我们想要帮助所有的成员国，但目前更集中于援助发展中国家成员国。

澎湃新闻：如何使用50亿美元的“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 ？

安周奇：我们最先提供中国紧急贷款，这很自然，因为中国是最早的疫情暴发地区。其次，这个基金对所有的成员国家开放。这个计划是我们上周才宣布的，接下来根据我们收到的贷款需求，具体使用会分成三个类别。

第一是医疗基础设施和应急防疫措施，类似于我们提供给中国的应急贷款。这方面我们希望与世界银行合作，为印度和印尼提供更多的救助。我们的团队正在与世界银行合作，与世界银行一同帮助解决当地医疗物资紧缺的困境。我们也想看看，是否能为更多的成员国以类似的方式提供援助。第二是政府财政应对，也就是政府采取的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协助政府项目在危机期间维持经济运转。目前正在与好几个国家的政府商谈中。第三是帮助私营企业。

所以这个基金会用于这三个方向，一是医疗，二是财政，三是企业。

澎湃新闻：在这个极为艰难的时期，亚投行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安周奇：挑战在于，危机正在挑战多边体系的承受能力，这不仅仅是亚投行的问题。

危机威胁到很多大型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内的大型经济体，也都受到很大威胁。在这个阶段，能很明显地感觉到多边机构的局限。这也让多边机构很受挫，你想做更多帮助你的成员国，可是你已经达到能力边界了。

但亚投行还有很大的资本空间，我们还有能力大幅提升我们的融资规模。只要我们的客户需要，我们就可以这么做。

亚投行的法定资本金为1000亿美元，由各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进行认缴。1000亿美元的法定股本分为实缴股本和待缴股本，其中实缴股本为200亿美元。这次危机成员国对资金需求的规模将非常巨大，所以在当前阶段，只要有需要，我们还有很大的融资空间。

我们的机会在于，在这次危机中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其他多边机构展开了非常紧密的合作。这非常重要。

因为在这次危机面前，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够强大。仅靠我们各自的资产负债表，是没有能力解决所有成员国的需求的。我们的联合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共同合作，可以更好地服务成员国，我们几个国际机构可以一起合作做一个项目。我们结成了联盟，尽可能地共同合作。

澎湃新闻：可以举个例子吗？

安周奇：就拿你刚才问到的印度来说，为了帮助印度抗击疫情，世界银行上周提供了一项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项目。印度政府也要求我们增加给他们的融资规模。而世行的融资规模达不到印度需要的额度，世行还要把资金贷给其他国家。为了满足印度的需求，就将我们的融资加到那个项目中，因为世行不能在一个项目中重复投资，仅靠世行又达不到印度想要的规模。于是，我们与世行、印度政府一起合作扩大项目的规模。在印尼我们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别的国家。

澎湃新闻：过去金行长非常强调亚投行项目的财务可持续性，在这个时期，很多需要资金的成员国都遭受非常严重的危机，你们要如何平衡项目的风险与收益？

安周奇：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两点。首先，我们必须要非常当心。在危机状态下，我们要对所有的借款人都非常小心，尤其是私营部门借款人。在危机时期，借款人的质量尤为重要。因为我们是一家银行，我们提供贷款时，需要考虑借款人是否有能力偿还贷款。在危机状态下，这变得更为重要。

其次，在危机状态下，多边机构对于成员国也变得更为紧要。因为市场给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变得更贵，而我们的利率水平则变化不大。我们可以把贷款利息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我们可以要求董事会同意优惠利率。我们也问了亚洲开发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他们都愿意在危机时期维持此前的利率水平。在危机时期，这与市场的资金比起来显然要优惠很多。

在正常状态下，市场资金不会比我们的贵很多，我们的利率水平是相近的。但在危机时期，市场的利率水平要比多边机构的高很多。这对我们的成员国来说是很有利的，市场资金越来越贵，在亚投行融资就显得很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