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建文：通过学费上涨来刺激经济须慎之又慎

作者|臧建文（河北金融学院讲师，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1977年，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声——恢复高考制度，这一决定，改变了无数国人的命运，国内高等教育领域，由此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40多年，伴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稳步推进，大学每年招收并培养了数千万学生，为市场经济输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要素资源，也为知识的传承与技术的创新奠定了人才基础。中国大学教育也从精英式逐渐过渡到大众化，“上大学”对于普通国人来说，已然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这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长期、大规模投入，使得大学的学费能够长期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学生及其家庭不用负担过重的费用，就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产品及服务，进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公共高等院校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推动着不同层级的扩建与扩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等教育资源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近些年来，各类民营独立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陆续出现，其教育服务及产品的多样及灵活性，也彰显着独特价值，弥补了官办高等教育市场的相对不足。

纵览国内高等院校的主要构成，在当前，还是以官办为主、民营为辅。可以说，我国大学所提供的高等教育，其公共产品属性鲜明，更为准确的理解是，随着官办院校所收取的学费，从无到有，再至阶段性提高，高等教育属性，也从以使用者免费为标志的纯公共产品转变为以使用者付费为标志的准公共产品。

至今依然保持事业单位性质的各类官办高等院校，尽管其运营费用的来源，名义上显示为财政全额拨款。但是，站在财政收支角度，细究这一官办院校费用，不难发现，院校维系成本的一部分是学生所缴纳的学费，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归为行政事业性非税收入，再以财政专户核拨形式返还，构成院校收入；另一部分则是财政拨款，按照公共预算管理，具有一定的差额补助性质，同样是院校收入的重要组成。

据此，我国高等教育这一准公共产品的成本共担者，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区域内的纳税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企业，其作为纳税人所缴纳税金的一部分，由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拨款至辖区内的各类公共高等院校，支付人员、办公、设备等经费，不同规模的高等教育活动才得以正常进行。基本上，教育部直属高校，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类院校，由当地财政负担。另一类是作为高等教育的直接受益者——（专）本科、硕士、博士等各类学生，兼顾消费者与纳税人的双重角色，他们既是高等教育产品及服务的受益者，又是高等教育成本的直接与间接出资人。

那么，中国的大学是否应该涨学费？如果暂不考虑数量与规模上均占比较小的民营院校，这一问题，可以转变为，准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价格是否应该上升？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综合考虑：

第一，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经济发展是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根本基础，我国财政收入结构以企业缴纳各类间接税为主，企业经营状况的优良与否，直接影响到财政收入的多寡。受疫情影响，目前国内企业复工、复产进展依然艰难，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各地方财政收支的压力，可想而知，财政对于高等教育领域的补贴投入，或将捉襟见肘。一般来说，财政补贴投入的大小与学费的高低，呈现负相关关系，即财政补贴投入越多，高等教育的学费价格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如果财政补贴投入较少甚至不足，那么学费的上涨，将有较大可能。

第二，区域纳税人的受益程度。财政对于高等教育的每一笔补贴，都是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款贡献，须经过纳税人及其代表的同意及授权，而获得此类财政拨款的基本前提条件，在于公共院校的外溢效应。比如，学校的设立，随着各地学生纷纷涌入，可以直接带动周边的商业贸易，活跃市场；再比如，院校每年通过毕业生的输送，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优质的劳动力资源；还有如高校科研智力引领，也能为地方带来技术创新及资本投资等，这都将有利于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纳税人倾向于负担更多税款，来支持对当地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共投入。

第三，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消费者的满意水平。由在校学生所支付的高等教育学费，决定于学校所提供的教育产品及服务“性价比”，主要包括教师的职业素养、课堂的软硬件设备条件、学校管理服务水平等显性与隐形因素，学校能够提供优良的产品及服务，学生作为消费者也愿意买单乃至付出更高的成本，特别是当通过接受教育这一过程，可以使得学生在毕业后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等方面的福利变化时，学生及其家庭对学费上涨的反感度也将下降。

综上，以大学学费调整为契机，建立以学生及纳税人为主体的高等教育市场评价体系，推动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所提出的“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引入竞争淘汰及预算硬约束机制，破解公共院校举债“大跃进”导致的公地悲剧难题，倒逼高等院校在教育服务、教师评聘、科研创新、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切实改革，以期实现教学、科研价值的真正回归。

以学费为代表的教育支出，对学生及其家庭来说，是成本，也就是负担。公共教育学费的上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财政对公共教育的投入规模，甚至还可能为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推进，提供可行空间。但是，我们无法忽视的是，学费等教育费用的提高，无论是以现金还是以借债形式来实现，都算是加重了学生及其家庭的生活负担，挤压其可支配收入，进而对消费造成“挤出效应”，抑制市场有效需求，对当前企业复工、复产乃至宏观经济的企稳回升，形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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