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挺管涛做客长盛时间：降息概率非常大 空间有限

（原标题：陆挺管涛做客长盛时间：降息概率非常大 空间有限）

3月27日，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做客由网易传媒副总编辑姚长盛主持的《长盛时间》，共同探讨谁将拯救全球经济的话题。

经济大衰退到来吗?

管涛：衰退苗头已出现但不等于危机

管涛：从经济危机的定义来看，目前还不是严格意义的经济危机，应该说衰退苗头已经出现了，从美国公布的初次申请失业救济的数据来看创了历史新高，肯定是大量工人下岗，企业倒闭，而且考虑到疫情防控短期内不可能见效，衰退是大概率，但衰退是不是马上等于危机，又是另一回事。

现在最怕的是即便给定强劲的经济基本面，一旦市场信心崩溃，大家都去挤兑，再好的基本面都扛不起这么折腾，都会出现危机。这就是为什么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这么大手大脚，抛出这么大刺激计划（的原因），想遏制信心的恐慌，至少要防止由于信心危机导致经济金融体系的崩塌。

陆挺：大萧条的可能性非常小

陆挺：实际上大萧条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持续时间很长。美国和其它国家在1929年开始，一直到1933年中间长达五年的负增长。

所以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会经历持续两年三年乃至五年的负增长呢？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如何形成有效的全球协调机制

姚长盛：疫情之下最重要的是合作

姚长盛：我们看到这次最大的变化，其实大家都从全球化中把自己摘下来了，隔离得越多自己越安全，现在发现协调机制失效，而且还以邻为壑，出现了很多过去从来没见过的现象，还有一些情绪化的表达，这些肯定都不是好消息。我们能看到的是把国际卫生组织推起来，最起码传递一个信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合作，一块儿想办法。

陆挺：此次受益于较灵活的货币制度

陆挺：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全球货币体系，如果这次全球的疫情没有相应的现代化全球货币体系，或者说如果现在我们没有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话，这次处理就要比2008年差很多，如果没有现在全球美元为主、其它货币为辅的体系，我们很有可能会进入持续时间较长的衰退。

2月3号中国央行一笔3000亿人民币的资金，美联储做的事情大家有目共睹，欧洲央行、日本央行都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使用信用货币的便利，而美联储作为美元供应方又给全球提供了美元的流动性。所以我要说一点，我们确实受益于现在比较灵活的货币制度和国际的协调机制。

管涛：应对疫情应以公共卫生政策为主财政、货币政策做对冲

管涛：美联储和其它央行做的事主要是要阻断信心危机的传染。但光靠货币政策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应对疫情应该是一篮子政策，以公共卫生政策为主，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做对冲。美国的前期只有货币政策刺激，没有财政政策的配合，所以货币政策变成了单打独斗。但确实因为货币政策相对比较灵活，操作比较快，财政政策要经过立法程序，到现在为止2万亿还只听到楼梯响，没看到人下来。

中国降息窗口何时开启

陆挺：降息时间窗口在未来两三个星期

陆挺：我个人的判断，后面降息发生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我们也是这么做预测的。确实降息的空间。

我估计时间窗口在未来两三个星期，咱也不敢把窗口说得太短，预测嘛。我们从央行最近的一些讲话中来判断，应该说我们离降息比较接近了，关键是现在大家把眼光盯在降息上，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是我们反复强调要降低贷款利息，但如果要降银行贷款利息，我们也得降低它的融资成本，对银行来讲最重要的一块就是存款利息，占了百分之六七十。我们从2015年底到现在就没动过，实际上存款利率确实不高，一年期的也就是1.5。这样的利率即使要降，我估计空间也是很有限的。

当然会不会降呢？会降，因为现在经济面临的问题比较多，我们还是要让贷款利率下来。

管涛：理顺货币政策框架更重要

管涛：降不降到底是基于什么考虑，实际上市场不会看得很透，到底是看通胀、看就业还是看增长，我们没有锚看不清。我一直觉得央行在扩大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怎样理顺货币政策框架，让它可预期、更加透明，我觉得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工作，将来市场再开放以后，大家都很关心利率走势，不太清楚货币政策的锚是什么，将来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预期紊乱，会造成市场的过度波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3月13日央行刚宣布了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措施，而且是超预期的，那一天尽管MLF没有降，但实际上市场利率下去了，因为降准以后市场流动性增加了。从政策上来讲，一定是政策出来以后要看效果的，不急着再加码，这个政策效果还没有发挥呢，又加码降息？我觉得没必要。

新基建应该怎么干

陆挺：不要混淆产业和基建借机再搞产业补贴

陆挺：应该说这一轮市场谈新基建更多是从市场开始，中央也讲了一点，但后来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找出了去年3月份央视的一个新闻报道，这里面把新基建概括了7个领域，央视说的7个领域里其中有3块。

一个是特高压，一个是新能源充电桩，还有一个是数据中心。当然，数据中心后来中央在别的地方谈到了，但是中央电视台把这七个领域叫成了“新基建”。我在里面把它分为几类，有一类主要是产业，比如人工智能、物联网，学了这么多年经济学，我觉得很难把它归到“基建”的范畴里，更多是基建上的应用。

有的是老基建，不是新基建。比如高铁和城市轨道（主要是地铁），对很多地方来说算新的，但算不算过去几年我们没怎么用过的？其实没有，从2008年以来我们基建的重心主要是在高铁，后来在地铁上。实际上2015年底开始的那一波刺激甚至主要可以说是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主的，我们甚至在很多三线城市都批了地铁项目，到2017年去杠杆的时候，我们甚至让有些已经在建的地铁项目都停下来了，像包头、呼和浩特等地。这里面的基建并不是新的、以前没搞过的，特高压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几年前就有了，不是什么新东西。

不要混淆产业和基建，不要借这个机会又搞一次产业补贴。2009年时我们搞过一波产业补贴，2012、2013年搞新能源汽车补贴，搞的轰轰烈烈，有很多骗补的行为，不能说完全没用，但中间有很多问题。

第二，我觉得基建无新老，对中国来讲，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人均4-5万美金的高收入国家，我们有很多地方还需要很多传统基建，公路、铁路、地铁，地下管廊，这些我们都需要，我们的城市化率也就是百分之五六十，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八九十，关键就是看回报。以中国这么大、处于这样的发展水平，我们不能说只要5G，其实在很多地方，大城市最起码有一点，垃圾处理怎么样，下雨以后会不会积水，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我们的大城市还缺少地铁，缺少各种最基本的公共交通设施。这就是我对整个新基建的看法。

放松房产政策是可行选项吗

陆挺：土地指标应与城市增加的户籍人口直接挂钩

陆挺：这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很棘手的问题。我建议，三四线城市确实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猛踩油门，通过央行直接注入货币的办法来推动了。但我们国家城市化应该说还有空间，基建也都还有空间，尤其是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面临一个问题，其实也就是现在一线大城市和强二线城市面临的问题，如果现在突然把限购限价限售都放开，需求马上都上来，最后供应跟不上，供应跟不上就会导致价格快速上升。

最好的一个办法，在我看来，担心价格上升，一个方法就是限价。还有一个办法，我们还是要顺应潮流，顺应市场供需的情况，如果大家确实要往中心城市、城市群“移民”，确实那边有工作机会，那么我们应该增加那边的土地供应和房地产的供应，一方面增加供应，通过预期把房价打下来；另一方面，增加供应本身，盖房子本身是真正拉动需求的。所以我提的一个建议：

第一，地方能够拿的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公共建设用地指标应该跟他增加的户籍人口、增加的就业、增加的社保人群、增加的个人所得税的人直接挂钩，这样就有了一个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土资源部应该给各个城市的土地指标直接与此挂钩。

第二，要把农民工的一部分土地省出来，现在我们有2亿多农民工，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1.8亿，现在农村有大量土地是浪费的；另一方面我们又非常珍惜各种各样的土地。怎么办呢？如果农民工搬到城市，他要把他老家的宅基地（这里面涉及到宅基地改革）变成耕地，把指标卖给他落户的城市，城市就得到了用地指标，以这样的办法鼓励农民工进城，另一方面鼓励城市吸纳这些农民工。现在我们的城市都在抢大学生，我认为接下来应该抢农民工，尤其是抢年轻的农民工，如果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就把很多“水”给盘活了。

姚长盛：您用“棘手”形容再恰当不过了，如果说我们把房地产当做一个容器，必要时拿出来，现在这个容器可能已经装满了，大家不知道怎么继续用它，但它的作用又非常大，所以两难是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