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孩子打赏主播7万元 家长追回资金遭遇举证难

（原标题：熊孩子打赏主播7万元 家长追回资金遭遇举证难）

导读：王长富认为，王旭是未成年人，短时间内进行巨额打赏已经远远超出自己的智力和能力水平，因此想要酷我音乐返还这部分打赏资金。但与酷我音乐平台取得联系后，对方表示需要提供一系列证据，包括监控视频，证明每一次都是未成年人本人在消费。而且即便能提供监控，也只能返还20%的费用。

家住河北承德丰宁县农村的王长富（化名）万万没想到，两张银行卡内的7万元就这么不翼而飞。

2月29日14时，王长富打响了110电话，报警讲述了卡内余额消失的事情，警察表示疫情期间立案比较麻烦，最好等几天再去公安局报案。就在这几天等待中，王长富盘问了12岁的儿子王旭（化名）才得知，原来儿子用这钱打赏给酷我音乐平台的主播。向平台追讨无果之后，王长富求助于21消费者权益保护线索征集平台。

上网课期间打赏7万元

3月10日晚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拨通了王长富的电话。王长富表示，儿子王旭的学校从2月17日开始上网课，于是就把妻子的手机给王旭用来视频上课。结果，2月18日到2月28日期间，王旭在上课间不断打赏一个酷我音乐平台上的直播间主播，总共消费了7万元，其中给一个男主播打款4-5万元。

“这些钱几乎是我们全家所有的积蓄。放在平时，我们都是严格控制小孩用手机的时间，而且我和他妈妈都会在旁边看着，但是这是他上课需要，我们也担心在旁边影响他学习，因此没办法对他使用手机做全方位的监督，这才让他有了可乘之机。”王长富表示。

王旭也坦白了自己打赏主播的事实。他用妈妈的微信账号注册登录了酷我平台之后，观看了“酷我聚星”这个直播栏目，并多次打赏了共计18人。至于为什么要给男主播打赏，王旭对记者说：“他在与别人PK，谁输了就要做俯卧撑，判断输赢是看粉丝打赏的东西。”

不过王旭是怎么获知父母的银行卡号及密码的？王旭通过支付宝直接打款，在进入输入密码环节的时候，想到母亲微信密码是自己的生日，于是尝试了自己的生日，没想到轻轻松松突破。

2月29日，王长富需要用钱的时候发现卡里只剩下五十几元。在儿子坦白之后，王长富在支付宝上查询了近期账单。这份账单后来转交到记者手中，记者发现83次购买“酷我币”的记录，少则三五元，多则10000元，且大额支付主要集中在2月25日和26日两天。支付时间则集中在上午10点到下午6点之间，最晚到晚上8点。

但是当王长富打开酷我音乐搜索消费记录时，发现已经被王旭清除记录，原因是怕被父母发现。

取证何其难

王长富认为，王旭是未成年人，短时间内进行巨额打赏已经远远超出自己的智力和能力水平，因此想要酷我音乐返还这部分打赏资金。但王长富与酷我音乐平台取得联系后，对方表示需要提供一系列证据，包括提供监控视频，证明每一次都是未成年人本人在消费。而且即便能提供监控，也只能返还20%的费用。

“普通人家里很少会有监控视频，我们也没有，我们只能提供学校、村里、银行的证明，但是他们都不认可。我跟平台那边说，我跟孩子母亲都是半文盲，平时只会使用简单的手机功能，没能力也没动力给主播打赏，但是对方并不认可。”王长富对记者说。

王长富拨打了12315热线，酷我公司与其取得了联系，表示除了视频，还需提供其他证据，比如注册账号的个人信息，包括手机、身份证、消费银行账号等，必须要与账户使用人信息完全一致，并且未满18周岁。但王旭使用的是父母的支付宝账号和银行卡，而且自己也没有相应的账户，因此并不能提供酷我公司要求的证据。

王长富对记者出示了自己能提供的证据。包括王旭小学提供的课程信息证明，以及村委会开出的贫困家庭证明。后者写明了王长富及其妻子“小学学历，识字不多，为人老实忠厚，无不良嗜好”，并且“不能熟练使用手机”；而其子王旭“少不更事，无完全独立思维和判断能力”。

在王长富投诉之后，记者联系了酷我平台方面。平台相关人士表示，王长富一方必须要提供是小孩本人打赏，而非父母进行打赏的证据。另外，3月之后还有几笔酷我音乐平台的小额消费。平台相关人士认为，如果此前已经投诉平台，之后还继续发生消费难以解释。

记者询问王长富，他也不知近期对该平台为何仍有消费，但的确银行卡余额从50余元又变成了几元，少了四十几元。在询问了儿子之后发现，儿子在3月后仍在音乐平台买了歌曲。王长富对记者叹气：“小孩子从根本上还没意识到错误。”

未成年人打赏能否追回？

近年来，未成年人在直播平台大额消费造成消费纠纷的案例比比皆是。3月5日，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浙江一位13岁男孩使用母亲手机上网课期间，玩和平精英看虎牙直播8天充值万元。该报道称，浙江嘉兴的许女士13岁的儿子在虎牙直播充值6827元，同时，在“和平精英”等4款游戏和直播软件上共花费12000元。2月26日，澎湃新闻也曾报道，武汉一名12岁的孩子隐瞒家人向直播平台充值达5万余元。

那么未成年人给直播平台大额打赏究竟能否追回？

尚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志东律师对记者表示，根据已有判例，这些官司中要求原告（也就是未成年人父母）举证证明是未成年人打的赏，大部分判决认为原告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但也有支持部分返还的判决，前提是原告提交的证据里有接处警工作登记表、监控资料，认可是由未成年人消费，但考虑监护人是有一定过错，判决支持部分返还。

在本案中，从法律上来说，12岁的未成年人应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打赏7万元是不相适应的，打赏行为的效力待定，父母有权不予追认。但父母要证明是孩子打的赏，现在没有直接证明是孩子打赏的证据，其他的一些证据可以提出来支持主张，其中有利的主张理由包括：孩子充值打赏的时间都是孩子开始上网课后发生的，且集中在上午、下午的时间段，这与孩子上课使用手机的时间是存在一定重合；父母无法在这个时间段做到全方面的监护，也不可能在孩子学习时一直看管；打赏行为与家庭条件收入情况不匹配，家住农村，父亲无固定收入，母亲无业。另外还要看平台账号的注册情况、打赏记录、打赏给哪些主播、发送的弹幕、与主播的聊天记录，以及报案的相应证明。

“如果到了诉讼中，现在的案例判决存在差异，就要看具体法官认不认可这些证据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如果法官认可是孩子打赏，也会考虑父母的监护责任，判决扣除一定比例再返还，这个比例也是由法官具体来认定。”赵志东律师表示。

酷我方面对记者表示：“我们的客服也一直积极的和用户保持沟通，希望用户能够尽快提供相应的证据和材料，平台也会依据合理合法的流程对此事进行处理。”

对于平台是否对未成年人使用进行提醒或者限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次查询未发现有青少年使用提示，后再仔细查找发现，酷我音乐App有“青少年模式”这个选项，家长设置四位数密码后，会在一段时间内限制直播充值和消费。但这个功能必须主动由打开App的用户进行操作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