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制造业利用外资不能决定中国全球产业链地位

（原标题：制造业利用外资不能决定中国全球产业链的地位︱汇海观涛）

受疫情影响，中国国内人员流动受阻、复工进程受限，生产商务活动包括对外经贸人员往来部分停顿。但从非典之后的经验看，不宜过分夸大这些短期冲击，而应从中长期角度做出判断。而且，不宜将制造业利用外资简单等同于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的变化。

对外经贸纷争刚刚有所缓和，新冠肺炎疫情又引起了各界对全球供应链中断、制造业转移加速的担忧。报端充斥着诸如现代企业因疫情暂停其韩国工厂生产、苹果公司因疫情推迟新产品发布计划的消息。美国商务部长甚至很冷血地讲，中国疫情有助制造业回流。无疑，受疫情影响，中国国内人员流动受阻、复工进程受限，生产商务活动包括对外经贸人员往来部分停顿。但从非典之后的经验看，不宜过分夸大这些短期冲击，而应从中长期角度做出判断。而且，不宜将制造业利用外资简单等同于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的变化。

2003年非典时期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如当时日本松下集团在中国有43个生产据点和10家公司、5万多职工。非典期间，因日方技术人员不便来华，导致一些重大研发项目搁浅，部分进口零件渠道受阻。5月中旬，松下两间工厂因职工感染被迫停产。日本国内有人借此煽动日企从中国撤资，转移到其他国家。但疫情过后，松下没有退出中国市场，反而进一步加大了投资。2019年4月，松下中国东北亚公司成立，这是松下在日本之外成立的两个地域公司之一（另一个是美国）。

2003至2018年，中国利用外资中制造业占比由约70%降至约30%，中国进出口中外企所占份额从2003年的近60%降至2019年的39.8%（见图1）。这似乎支持非典之后、外资加速从中国制造业转移的判断。然而，过去二十年，中国积极推动从制造业、投资、出口驱动向服务业、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型，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下降很难讲是因为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2010年起中国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更为关键的是，前述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的相应变化。

首先，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下降，无碍中国成为利用外资大国。

2003至2018年，中国每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由535亿美元增至1390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6.6%，2008年起年利用外资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球第二；中国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占比，2001至2003年平均为8.5%，略高于2004至2018年的7.8%，这主要反映了“入世”之初开放制度红利的集中释放。2018年，中国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占比为10.7%，较2003年高出约1个百分点（见图2）。而且，从绝对额看，2003年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369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2011年达到521亿美元后见顶回落，2018年仍有412亿美元（见图1）。

其次，非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提高，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程度加深。

2003年，中国利用外资中，第三产业占比不到1/4，现在每年都有六成多。2003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规模仅有100多万美元，2019年达到两三百万美元（见图3）。这反映出外商投资质量的改善。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约490家在华投资。如日本松下集团，自1978年进入中国已有四十多年，从最初向中国市场提供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电产品，迄今经营活动已涉及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物流等多个方面。再如微软公司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现在已是微软在美国本土以外机构设置最完备、业务布局最全面、研发投入最大的国家之一。

再次，外企进出口份额下降，民企崛起为外贸主力军。

从贸易主体看，2019年，民营企业进出口份额达到42.7%，首次超过了外企。从贸易方式看，2003至2019年，加工贸易占比从将近一半降至1/4稍强，一般贸易占比从40%多升至将近60%（见图4）。外商投资企业则从主要在中国组装生产、再向外销售，转向在中国生产、直接向中国销售。德意志银行2018年的一个研究显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数据中没有计入美国在华跨国子公司的本地销售额，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据中包含了他国在华跨国子公司对美的出口等因素。如果按国民原则剔除上述因素后，2017年美国向中国的货物销售总额为3249亿美元（较美国商务部口径高1951亿美元），中国向美国的销售总额为4023亿美元（较美国商务部口径低1029亿美元），美中货物销售逆差774亿美元，远低于商务部口径的对华货物贸易逆差3755亿美元。

最后，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减少，难阻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量与质的提升。

自2009年起，中国外贸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2003至2018年，中国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由5.8%升至12.8%（见图5）。而且，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成一个产品的所有环节。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虽然美国苹果公司手机是“中国制造”，但产品是由美国公司设计和拥有的，多数元件由其他国家生产，只是元件组装在中国完成。因此，中国在一部手机的批发价格中，仅能获得3.6%的价值（约6.5美元），然而整部手机179美元的批发价都被记在了中国的账上，仅此一项就将2009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扩大了19亿美元。将一国进出口额剔除国外增加值的重复核算部分后，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测算，2005至2015年，中国增加值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相当于海关口径顺差的比重由95.0%降至51.5%。此外，中国自身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也不容小觑。2003至2019年，加工贸易增值率由不到50%升至70%左右（见图5）。

综上，外商直接投资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主要受中长期因素驱动，疫情对经济活动只是产生短期扰动。短期内，外商来华投资和进出口活动都会因疫情放缓，但中长期还要看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近年来中国制造业转移已经发生。预计受国内经济转型、综合成本上升，以及对外经贸争端的影响，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外企进出口份额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低，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下降。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加上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区域纵深较大，中国仍有望维持甚至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性。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