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田国强
一、除了短期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外，还有学者建议推进结构性改革，如有人指出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你怎么看待？
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短期内可以起到止血、输血的作用，但真正起到造血、清血作用的还是结构性改革。我们应该在这次疫情大考中认真思考一下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的之道。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实际上属于更大层面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它也只是结构性改革中的一个方面。如同中央所说的，这次疫情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而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以此解决市场和政府及社会各自缺位、过位和错位的问题。这些才是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这次疫情说明了社会治理特别是公共治理是今后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块。
在政府方面，应该朝着建立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刚柔相济的有限政府转变。有能主要是讲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有为就是政府在应该作为（比如公共服务，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市场失灵的方面）的地方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的问题。这三个主要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促进有效市场形成为导向。有爱则是讲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包括人民生命安全头等大事和社会治理发挥重大作用等问题。
在市场方面，应该朝着有利于打破行政垄断壁垒、加大对内对外开放、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维护市场竞争环境、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去改革，只有这样才能释放经济增长潜能，扭转经济大幅下挫的势头。从理论和历史经验来看，改革和不改革，可以相差3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系于改革。
在社会方面，应该朝着大力培育社会自我组织、自我治理、自我服务能力的方向去改革。可以说，一个没有良好社会自治的国家治理，难以称得上是成熟的国家治理。特别是对涉及公共安全的信息要及时公开，能量需要守恒，信息也需要守恒，不能总将坏消息及其预警视作为是负能量，是坏事，而将其隐瞒当作为正能量，是好事，而是要做好预期管理，以此提振大众的信心和政府的公信力，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而不是等到出现了大问题才去解决，这么做无论怎么有效和有执行力，都只是次优而不是最优，代价太大。面对转型过程中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日益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紧靠政府的力量显然已经远远不够，并且可能会起反效果，将矛盾焦点引向政府自身。
所以，改革发展与稳定一定要有全局观念、系统思维和综合治理，以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治理的工作方式和作风，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并发挥社会组织在诸多公共事务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才能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早日实现。
二、你认同应出台针对湖北省普通居民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吗？
毫无疑问，在这场疫情中，湖北居民受到了冲击，同时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湖北做出的牺牲也最大，理应得到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事实上，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湖北居民2020年的个人所得已经不可避免地并将继续受到严重负面冲击。通过针对性的个人所得税减免，让利于湖北居民是一个可行的政策，相信也能够得到其它省份的支持和理解。与个人所得税征收税率的累进制相反，在个人所得税减免幅度上应遵循累退制，因为单位的货币收入对低收入者所带来的效用改进要远大于高收入者。
三、在企业复工的过程中政府应注意什么问题？
抗击疫情与发展经济都重要，不能顾此失彼，要两手抓两手硬。应该来讲，通过湖北封城和全国一盘棋的支持，湖北的疫情蔓延扩散的陡峭势头已经得到一定的遏制，其他省份的新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持续下降，全国的治愈率也在持续上升。这些利好消息，足以支撑我们很多行业尽快复工。
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不能实行太过苛刻的复工标准，实行层层加码的审批步骤，使简政放权的改革一夜回到解放前。很多地方已经取消了复工复产的批准手续，改为报备制，先复工再核查。同时，当前各地为控制传染源，出现了过度执法，行政替代法律等现象，很多做法甚至超越了法律底线，政府对于一些非法盲目的封路行为要加以纠偏，物流通路就如同血管一样，如果堵塞了，经济不可能得到有序健康的发展。
四、面对疫情，央行以及中央政府宏观上应该采取怎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有哪些需要发力的重点领域？
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可小看，对许多企业，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餐饮旅游等第三产业将造成严重影响。如何应对，需要未雨绸缪和充分的危机意识。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规模虽小，数量庞大，中小企业为国家上缴财政税收50%以上，创造了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专利发明，80%以上的就业岗位，占我国企业总量的90%以上。但是，它们从个体上来讲，特别是面对疫情冲击，又是弱小的、脆弱的，需要从政策上予以重点关注。
财政政策应该更加宽松，赤字率设定在3%乃至以上一些也是有必要的，对于中小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或返还。货币政策应该稳健偏宽松，重点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短期流动性的问题。此外，政府也应该发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稳定器作用，建立“大手牵小手”的帮扶机制，一起共度难关。
五、地方政府，尤其疫情中心湖北、武汉应该做哪些具体政策来配合中央的政策？
湖北地方政府首先要充分吸取疫情早期没有充分重视和及早应对的教训，改善公共治理、公共安全，特别是应对像疫情这样弄不好会导致巨大社会影响和后果方面的治理能力，地方领导要有担当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不同情境往往是需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的。比如，情景一般可以分为简单情景、复合情景、复杂情景、混乱情景和杂乱情景这五种情景，它们处理方式往往是非常不一样的，特别后面两种需要“止血”的危机情景仍然按照日常的工作方式是根本不可行的。
为此，湖北当前工作重心依然应该放在抗击疫情上，要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守土有责，创造性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经济发展也需要通盘平衡考虑。其他省份则应该适时地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有序复工。
中央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更多是托底的，各地方政府应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进行差异化的政策配套和细则拟定，并落实到具体责任部门、单位。例如，地方的一些商业银行疫情防控期间相关贷款利率参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再降至少减25个基点。
六、哪些行业的企业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应该如何采取措施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一些比较依赖公路货物运输的行业受影响较大，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优势反而得到体现。从全国范围来看，政府应适时推进运输结构优化，引导占比过高的公路运输根据市场信号向铁路和水路运输转移，同时也需要地方政府来解决物流运输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不能一封了事。
七、金融部门，包括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以及私募基金，该怎样助力经济发展、生产稳定问题，以及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是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在此关键时刻要积极作为。
一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这是最基本的。否则，很多企业现金流枯竭的情况下，只能是死路一条。应该在符合国家政策、监管要求前提下，通过调整贷款期限、变更还款方式、调整结息频率、利息减免等方式，积极给予临时经营困难小微企业信贷帮扶。
二是对疫情相关中小企业开展信贷需求排摸，遵循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原则对相关企业信贷业务立接立办，简化手续，根据地区疫情影响程度、行业和企业提供切实可行的差异化金融服务方案，提高信贷投放效率和精准程度。
三是积极开展线上金融服务，通过“线上评估授信审批+线下标准化核实调查”的方式，实时反馈预审结果，既减少人员往来，又为小微企业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金融支持。事实上，很多网商银行在这一块已经做出了不少有益探索。
近期，中国基金业协会已发布私募基金行业奋战疫情倡议书，提出了一些倡议举措。私募基金可以抓住当前疫情形势下企业估值下调的机遇，大胆投资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科创企业，这不仅能缓解创业企业当前面临的资金压力，而且能以相对低的估值投资优质项目，并通过投后赋能，同舟共济，实现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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