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NO.682
作者|陈永伟（《比较》研究部主管）
新春佳节，本应是一年中最为温馨祥和的时间，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却打乱了这一切。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简称“新冠”，WHO最新的命名为COVID-19）最初于武汉爆发，很快就波及全国。受疫情影响，本应火爆的春节档消费陷入了低迷。现在，春节假期已经过去，但疫情还在持续。这场疫情究竟还会持续多久？它究竟会对中国的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又应该采用怎样的经济措施去对抗这场疫情？以下是我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
陈永伟
（一）关于疫情危害及持续时间的看法
关于“新冠”疫情，我的主要看法是：不应当低估其危害性和持续时间，要有将抗击“新冠”作为一场持久战来打的心理准备。
1、不宜低估“新冠”的危害
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冠”的死亡率很低，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加强版的流感，因此即使不加控制，其危害也不会太大。个人认为，这种观点是十分危险的。如果我们拿“新冠”与SARS相比，其死亡率确实要低很多——整个SARS期间，确证病例为5327例，死亡为349例，据此计算SARS的病死率为6.55%（全球共8048例，死亡774例，据此计算死亡率为9.6%），而各种数据表明“新冠”的死亡率不会超过2%。因此由数据看来，“新冠”似乎是一种比较温和的传染病。但是，一场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破坏后果，并不只是由死亡率决定的。事实上，如果疾病的传染性足够高，那么即使死亡率较低，其造成的破坏也会非常大。
从现在的数据看，比起SARS，“新冠”的传染性要强太多。在SARS疫情初期，我国对其采取的防控措施很少，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第一例SARS患者被确诊到确诊人数过千，足足用了四个多月。而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尽管各地政府动用了十分严厉的防控措施，但确诊病例破千只用了25天。这一点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此外，“新冠”表现出的低死亡率，是在医疗条件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得到的。如果缺乏及时的救治，其死亡率则可能高得多。以武汉为例，若根据确诊总人数和死亡人数进行简单计算，其死亡率为4.1%，而根据武汉中南医院在《柳叶刀》上发表的论文中披露的数据，其死亡率则更是高达4.3%。[1]需要注意的是，武汉的医疗资源居于我国前列的，这样的医疗资源尚且不足以应付“新冠”的爆发，如果该疾病在其他医疗条件相对薄弱的地区突发，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2、对疫情的持久性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这次疫情什么时候会到拐点？又会在什么时候结束？由于相关信息的缺乏，现在还很难作判断。依据不同的模型和参数，得出的结论很不一样。
我自己用不同的模型做过一些拟合。如果用简单的三参数Logistic曲线回归拟合现有数据，那么显示的确诊人数会在3月15日前后达到高峰，峰值时全国确诊总人数会在4.8万左右，此后疫情逐渐回落。如果用传染病学上常用的SEIR模型进行拟合，那么结果会强烈依赖参数的设定。根据我选用的几个参数，最乐观的结果是疫情在2月下旬达到顶峰，然后趋于稳定，到4月上旬基本结束；而比较悲观的结果，疫情的顶峰和结束时间则分别要到4月中旬和5月底。我也参考过网上的一些研究，估计的结果差异也很大。对疫情持续时间的估计从一个月到五个月的都有。
在差异如此巨大的各种估计中，应该相信哪一种呢？在我看来，我们恐怕应当多一份谨慎，做好充分的、打持久战的准备。从现在的情况看，“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潜伏时间都超出了先前的预料。根据钟南山院士团队的最新论文，“新冠”病毒的最长潜伏期可能可以达到24天。[2]假设这一研究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新增病例已经不再出现，离彻底解除警戒也要等上三周时间，因此疫情持续的总时间绝不会短。假如掉以轻心，过早解除戒备，不排除疫情会出现比较大的反弹。[3]
（二）关于疫情经济影响的看法
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要分短期、中期和长期看。很多分析认为，“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主要在短期，中长期的影响会相对较小，我的观点略有一些不同。在我看来，疫情的短期影响会有，但有可能并不会像人们预测的那么大。主要的影响主要会在中期，也就是从现在到疫情结束这一两个季度。长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期的经济走势和政策应对，疫情的总损失有较大概率会超过SARS。
1、疫情短期冲击巨大，但数字经济可以缓冲部分冲击
先看短期。“新冠”疫情的短期影响主要在消费端。疫情爆发的时期正值农历春节，按照惯例，企业在这段时期内会停工，但消费会出现一轮高峰。尤其是旅游、餐饮、电影、零售等行业，春节期间本来应该是这些行业需求较高的一个时间段，但在今年，这些行业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2019年春节期间，电影业的总票房为59.05亿；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旅游收入达5139亿元；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的销售额更是达到了10050亿元。而在2020年期间，整个春节档的电影总票房仅有2357万，旅游、餐饮、零售受疫情的影响，业绩也大幅受挫。综合来看，这几项的收入总计损失可能在一万亿左右，很多分析认为，这一效应会在短期造成巨大的消费下降，从而给GDP造成巨大损失。
个人认为，以上损失确实是存在的，但消费和GDP的损失可能不会有这么大。这是因为，数字经济的发达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损失。消费是有很强替代性的，尽管由于疫情，人们会减少在线下消费的支出，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不消费了。事实上，由此造成的损失下降中很大一部分会转移到线上。事实上，我们看到，与线下经济凋敝相伴随的，是线上经济的火爆。根据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今年春节期间，移动互联网流量比去年春节期间足足高出了36.4%，网络购物、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等行业都出现了火爆。有估计显示，在除夕当晚，腾讯仅《王者荣耀》一个游戏的流水就超过了20亿，而抖音、快手等短视频APP的火爆更是大幅超过往年，其中引发的消费量十分可观。在线零售方面，天猫、京东等主要电商平台的成交状况都要远高于去年。除了年货外，受疫情影响，与健康、卫生相关的商品销售火爆。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线下超市为了抵消疫情影响，也纷纷开启了线上经营，搞起了“云逛街”、“云购物”。所有这些网上消费加总在一起，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冲疫情带来的短期影响。
2、中期有很大变数，企业能否跨好几道关是关键
再看中期。随着节后复工，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从单纯的需求面转向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其影响十分复杂，变数很多。从需求面看，只要疫情还在持续，其对旅游、餐饮、零售的影响就持续存在，虽然数字经济可以对冲一部分冲击，但如果疫情持续较久，其总体的负面影响还会很大。从供给面看，疫情影响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究竟能否迅速恢复生产，而这里面的变数是巨大的。
受疫情影响，国家已经将春节假期延迟，多数省份都规定在2月10日之后才能复工。照此计算，企业的节后复工时间已经比往年晚了一周多，对于企业来讲影响已经很大。但从我掌握的信息看，在2月10日复工的企业其实并不多，一些地方的企业复工率甚至连一成都不到。
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了企业复工呢？从企业角度看，原因可以归为三个方面：“不让”、“不敢”和“不能”。
所谓“不让”，是一些地方政府出于防控疫情的需要，要求企业继续延迟复工时间。例如，很多地区已经要求本地企业将复工时间延迟到17日，甚至24日之后，如企业私自开工，则会受到惩处。
所谓“不敢”，指的是某些地方虽然允许企业开工，但一旦在企业发现病例，就要企业立即停工、隔离全部员工，并且承担全部费用。在这样的责任安排之下，很多企业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干脆不开工。
所谓“不能”，指的是企业达不到开工条件，不能开工。企业要正常开工，必须有员工、有原材料，有畅通的物流。但受疫情的影响，以上三方面都受到了影响。为了控制疫情，各地都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了严格的防控，很多地区甚至干脆“一刀切“地排斥外地人，这给企业的招工、用工造成了很大困难。更为麻烦的是，一些地方为了控制人的流动，甚至把交通物流一下子卡死了，这导致企业的原材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即使有人也开不了工。
综合以上几点，只要“不让”、“不敢”、“不能”的问题不解决，企业的正常复工就会很困难。如果这种情况持续的时期比较短，那么其产生的损失还是相对可控的；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其后果将会难以估量。有调查显示，如果不开工，没有现金流，多数中小企业的资金储备都难以支撑超过一个月，因此如果停工持续过久，那么大批中小企业将会倒闭，大量失业将会出现，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按照比较保守的估计，疫情至少还会持续一个半月以上，在这个情况下，各地政府如何处理好控疫情和抓生产之间的关系，恐怕会是中期的最大变数。
3、长期影响将取决于疫情持续的时间，以及相关的政策。总体损失有较大概率高于SARS。
此前有一些分析认为，本次“新冠”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会小于SARS。在我个人看来，这种估计似乎有点过于乐观。与2003年SARS爆发时相比，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使得疫情的影响很可能会高于SARS。
首先，2003年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高增长阶段，面对灾疫的抗击打能力较好。而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移到了新常态，“三期叠加”本来就让增长的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疫情的压力会显得更大。
其次，2003年时，第三产业对中国GDP的贡献只有39%，而在2019年这一数值已经上升到了53.9%。本次疫情，第三产业受到的影响是首当其冲，即使其下降幅度和SARS相当，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会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SARS期间，疫情的峰口事实上仅持续了一个月左右，而且波及范围相对较少，类似现在的封城封路现象更是很少。考虑到这点，由于第三产业造成的增长压力将会远远高于SARS。
再次，今天我国所处的贸易环境远比2003年时复杂，如果疫情持续，可能对我国的贸易带来不可逆的影响。2003年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显著，因此尽管受到SARS疫情的影响，出口受到的影响并不大。而今天，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已经大幅减弱，而贸易保护主义在各国甚嚣尘上，在正常情况下出口形势尚且不容乐观，疫情的到来更会使之雪上加霜。受疫情影响，很多国家与我国暂停了航班，对我国的货物加强了检验，这本身已经会对出口造成重大打击。更为棘手的是，如果国内的企业因疫情原因迟迟不开工，长时间无法接受、交付国外的订单，则很多国家可能会直接放弃与中国的贸易，转而加速制造业回流，或者与印度、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贸易。如果这种局面出现，那么其影响很可能是不可逆的。
最后，与2003年相比，很多政策工具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例如，SARS疫情之后，我国拉动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将房地产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对此予以了各种政策倾斜。这在房产价格相对较低的2003年，确实不失为是恢复经济的一剂良方。然而，在如今房地产价格已经居高不下的今天，是否还能重走房地产挂帅的老路，这可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综合以上几点，我个人判断，此次疫情带来的影响，有很大概率可能会大过SARS。这里需要补充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现在谈经济，就想到是GDP。事实上，要应对疫情带来的GDP下降是相对容易的（极端来讲，由政府出面搞大规模基建就可以有效稳定GDP），但要应对疫情对经济结构、就业环境等产生的问题就十分棘手了。
（三）关于应对疫情策略的一些建议
针对“新冠”的应对，我有如下几个建议：
1、在理念上，应当把恢复经济与防控疫情放到同样的高度。
现在，各地都把疫情防控作为首要工作，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必须看到，疫情防控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如果等到这场“持久战”结束再来搞经济，那么经济的元气可能已经大伤。因此，在着力防控疫情的同时，各地政府应当将相当的精力放到恢复生产上来。
2、应当把为企业复工积极营造条件，尽早恢复企业的生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现在虽然很多地方都出台了扶持企业的措施，给企业减税减负，提供贷款，但这些都只是“输血”。如果企业不开工，没有现金流，不自己“造血”，那么这些政策再多也没有用。
为了让企业迅速开工，必须加大力气解决好前面提到的“不让”、“不敢”、“不能”等问题。其一，应当根据企业的特性和员工构成，允许符合开工条件的企业迅速开工。重点行业、解决就业多的行业要加速放行，不能以防疫为借口一刀切。其二，应当在审核的基础上，为企业提供“开工保险”，保证如果发现工人中有感染病人，则由政府负担相应的隔离、治疗费用。现在多数地方出现感染病人的概率很小，由政府负担这部分费用的期望成本并不会很大，但这却会有效打消企业顾虑，让他们敢于开工。其三，应当积极打通物流、放行“人流”，为企业开工奠定足够的条件。各级政府应当明文禁止以防控疫情为由的禁止外地人员进入、禁止外地货物进入的做法。对人的管控，应当根据其流动状况、接触史、健康表现等分级管理，对感染可能较少的人，应当允许其在接受监控的基础上参与就业。对于物流，则应该完全放行。
3、应该针对企业痛点，出台减免税收、社保金等政策，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现在，各地政府都出台了很多政策，但其中的很多政策对于缓解企业困境的作用却很少。举例来说，一些地方要求银行为企业提供贷款以缓解企业的经济困难，这个政策看起来很好。但银行出于自身利润和风险的考虑，只会给那些能够提供抵押、现金流较好的企业提供贷款，而那些资金最困难、最需要资金的企业却得不到贷款。因此，这样的企业将起不到很大的实际作用，反而会导致很多问题。相比之下，减免税收、社保金等的措施，则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地降低成本，尤其是那些吸收就业较多的企业，将可以从中受益巨大。
4、应当积极用好数字经济，帮助企业利用数字化手段应对疫情。
疫情对生产生活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让人与人的接触变得更为困难、更有风险，而数字经济则可以有效对冲这一点。基于这点，政府应当帮助企业积极推进数字化，利用产业互联网来组织和协调生产。这样，不仅可以让企业增强韧性，更好地抵御当前的疫情，更可以让企业提升长远的生产和管理水平，为后疫情时代的高质量增长奠定基础。
注：
[1]Huang C, Wang Y, Li X,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J]. The Lancet, 2020.
[2]Guan,W., et 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2019 Noval Coronavirus Infection in China, medRxiv, 2020, https://doi.org/10.1101/2020.02.06.20020974.
[3]从历史经验看，复发疫情的杀伤力有时可能会大于初次疫情。例如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在1918年7月时，一度没有新增病例，因此人们认为疫情已经被扑灭。但从1918年8月起，流感又卷土重来，造成的破坏甚至高于第一轮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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