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此次疫情的经济应对宜按超过非典时期做准备

（原标题：管涛：此次疫情的经济应对宜按超过非典时期做准备）

从1月20日晚中央指示坚决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势头起，举国上下逐步铺开对疫情的防控工作。由于应对启动较早、应对措施果断，本次疫情持续的时间可能会短于上次2003年非典（SARS）疫情时期。但由此得出疫情的经济影响将小于非典时期的结论并按此拟定政策应对，则需要非常慎重。

疫情经济影响预计超过非典

首先，这次疫情的影响面远超非典时期。

上次非典还有青海、西藏、新疆、黑龙江等边远省区安然无恙，而这次是31个省区直辖市无一幸免。这次疫情的致死率虽低但传染性强，确诊病例、死亡病例数倍于非典时期，疫情防控措施越来越严厉。这些措施既有政府统一部署的，也有社区村镇自行采取的；既有国内主动实施的，也有国际上针对中国所采取的。

其次，这次疫情给消费和服务业造成的影响不同上次。

这次疫情应对启动始于春节前夕，好处是有助于居家隔离，阻断疫情传播，代价则是假日消费支出骤减。消费和服务业是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为传统春节长假因素，故每年第一季度都是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交通运输和文化娱乐等行业增加值在GDP占比的峰值（但整个第三产业同期占比并非年内最高）。这次疫情暴发后，上述行业基本进入冰冻期。虽然这部分生产和消费在疫情结束后会有所修复，但与春节关联性较高的生产和消费机会肯定是失去了。如果疫后为了赶工，再取消部分节假日（如2003年非典时期就取消了“五一”假日），则部分传统黄金周的消费也不可能得到回补。

再次，这次疫情不仅影响需求也影响供给端。

上次非典疫情应对没有采取普遍的延长假期、推迟复工的措施，故主要是影响需求端，疫情好转后生产较快恢复。而这次疫情造成的停工停产，以及企业复工、员工返工的不确定性，将会加大供给端冲击。有人将疫情重点地区湖北与上次的广东、北京相比，认为其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比较低，进而得出影响低于非典时期的判断。

然而，一方面，截至2月8日，广东、浙江和河南三省确诊病例都在千例以上，属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而广东、浙江是经济大省，河南是人口大省，这些地区的防疫工作力度可能加强，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也将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考虑到产业链、供应链因素，湖北的影响具有“蝴蝶效应”。比如，湖北是全国四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封城、停工、停产以及复工延迟进一步打击了本就处境艰难的中国汽车产业。另据报道，由于疫情造成供应链中断，韩国现代汽车计划从2月4日起逐步暂停其韩国工厂的生产。

第四，这次疫情的影响可能不只限于第一季度。

理想的情形是，疫情有望在2、3月份得到有效抑制，进入4、5月份以后，全国经济社会活动逐渐重新步入正轨。由于春节假期，经济活跃度较低，第一季度在全年GDP中的占比最低，故有人认为第一季度停产停工对全年影响不大。但是，中国有句古话“一年之计在于春”，各行各业也大都非常看重“开门红”。从历年各季度银行信贷投放的“三三二二”的分布规律看，上半年是投入期，下半年才逐渐是产出期、回收期。没有年初的“春种”，何来年底的“秋收”？国内大面积的停工停产，以及未来疫情发展及应对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增加中国企业出口订单的流失（开具“不可抗力证明”只可能降低国内企业前期出口交货违约的损失）。此外，鉴于这次疫情的影响面大、应对措施力度大，即便将来疫情好转乃至结束后，这些措施的取消及其影响消除（包括心理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第五，经济政策只能降低却难抵补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

自疫情应对正式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纷纷出台政策，包括财政支持、金融支持、民生保障和疫情防控等几大方面。这些政策出台提振了市场信心，促成了重新开市后国内股市汇市的迅速企稳。但这些政策，要么是直接针对与疫情防控有关的行业和企业，与其他大部分行业和企业关系不大；要么是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却不能改变企业因停工停产造成损失的客观事实，更是对没有银行贷款、没有营业收入的企业尤其是个体工商户帮助不大。当前，国内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普遍比较困难，不排除疫情冲击引发部分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生存危机。

最后，未来疫情发展依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月8日，全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均明显回落，初步印证了一些专家关于疫情可能在元宵节前后出现第一个拐点的预判。但是，第一个拐点到来后，疫情会否出现因员工返工、学生返校带来的新高峰仍不确定。未来疫情防控既有速战速决的可能，也有陷入胶着的概率。显然，疫情持续时间越长，防控措施持续时间越长甚至进一步加码，其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大。

既要抗疫情也要稳经济

有必要指出的是：

第一，前述分析是基于谨慎而非悲观的立场。举国体制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在采取有序、有力、有效的应对后，疫情有望在短期内得到坚决遏制。这次疫情冲击对中国经济只是暂时的外生冲击，不改变中国经济中长期稳中向好的内生趋势。2月3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发表声明，对中国为疫情防控采取的措施以及中国经济的韧性表示支持和充满信心。

第二，前述分析是支持而非批评防疫工作。“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但是，没有无痛的政策选择。人命关天，疫情应对造成的经济影响是必须付出的经济代价。对此，应该有理性的分析，避免发生误判。

第三，稳经济与抗疫情本就并行不悖。疫情影响是短期的，但生产经营是长期的。而且，只有经济稳定才能够给防疫工作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明确提出，疫情严重的地区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其他地区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特别是要抓好涉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

如何处理正常生产与疫情防控的关系是一个世界级难题。为此，建议：

一是尽管现在预测疫情的拐点、量化疫情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但要把困难估计得更足些、措施准备得更多些，特别是对坏的情形要提前有所准备。要在密切跟踪疫情发展、动态评估疫情影响的同时，不断充实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箱，加强财政、货币及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适时加大经济逆周期调节力度。

二是坚持抗疫情与稳经济工作一起抓，尤其是非疫情严重地区，应当在疾病专家的指导下科学防疫，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加大企业复产用工保障力度，用好用足援企稳岗政策。要关注弱势群体，制定切实可行的针对无营业收入、有刚性支出、无银行贷款的中小微企业的纾困方案。

三是通过深化改革，打破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可择机推出一些市场共识较多、负面影响较小的改革措施，尽量争取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对改革成果有认同感和获得感。特别是疫情“危中有机”，有可能会催生新经济、新业态，国内要加快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弥补腾讯、阿里这类创新企业，初创时只能在海外融资、成熟后只能在海外上市的遗憾。而对于可能加大市场主体经济负担的改革，近期不要启动甚至有些已公布时限的宜暂缓出台。

四是通过合理设定疫情防控目标和理性分析疫情经济影响，加强市场预期引导，避免超预期事件引发市场情绪波动。同时，既要靠说，也要靠做，加强对外释疑解惑工作，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疫情防控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