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NO.662
作者|谭浩俊
2月1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工作组赶赴湖北武汉，指导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做好捐赠款物的接收使用管理工作，确保捐赠款物使用规范高效、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中国红十字会为什么会在疫情防控任务很重、武汉又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还派工作组赴武汉，指导当地的工作，给人“添乱”的感觉。要知道，此时此刻的武汉，除医务工作者、专家和运送医疗物资等方面的人员之外，一般不要再去武汉，以避免给当地防控造成新的压力。原因就在于，湖北省红十字会官网于1月29日披露的一份捐赠物资使用情况表。这份统计清单显示，在其总共发放的24.5万个口罩中，流向武汉协和医院的一共只有3000个未标注型号的口罩，而被媒体称为“莆田系医院”的武汉仁爱医院分到了1.8万个标注为KN95型号的口罩。
而在1月30日，一个叫“协和医生Do先生”的微博账号发文称武汉协和医院的物资即将用尽请求社会支援，他在发文中强调“不是告急，是没有了”。31日，该医院另一名医生刘伟再次因“一线防护用品奇缺”而发微博求助。
更为重要的是，此次武汉红会的口罩分配所以如此受关注，主要源于两大方面的原因。首先一个方面，就是此刻的武汉仁爱医院尚不是治疗冠状病毒的医院。为什么一家没有接受冠状病毒治疗的医院却得到了这么多口罩，而接受治疗的医院却只分到很少的口罩。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仁爱医院是莆田系医院。如果仁爱医院不是莆田系的，或许舆论的关注度还没有这么高，至多认为武汉红会在分配口罩时情况不清楚，分配的重点没有突出。毕竟，协和医院已经收治了病毒感染人员，而仁爱还没有，所分配的口罩数应当倒过来，协和多些、仁爱少些，而不是目前的分配情况。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仁爱医院是莆田系的，所以，舆论开始把矛头指向了莆田系，认为这是莆田系在捣鬼，是武汉红十字会与莆田系串通起来搞暗箱操作。而相关的报道也提到，此前同为莆田系的一家机构向武汉红十字会捐赠了1.8万只口罩，而分配给仁爱医院的口罩，是否属于暗箱操作，值得关注。
这也意味着，武汉红会怎么回应，都无法解决这个“巧合”问题了。原本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也变得十分复杂，甚至被无形地上升到仁爱医院该不该分配口罩，莆田系医院该不该分配口罩的“复杂”程度。
我们说，莆田系医院所以引发关注，大概是因为此前发生的一些不太好的事，尤其是魏则西事件之后，莆田系一度成为“过街老鼠”，甚至引发了一场对民营医院的争论。随着莆田系内部的整治以及舆论的逐步平息，有关莆田系的话题也逐步减少。即便如此，舆论对莆田系的关注度仍然高于其他方面。也就是说，只要莆田系医疗机构发生负面消息，必然会被放大。此次武汉红会在口罩发放上的问题，也因为涉及到莆田系，所以影响就要大得多。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莆田系医院就不该在抗击疫情中分配到防控物资呢？显然，舆论和公众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偏差。实际上，在口罩问题上，舆论和公众需要关注的，决不应当是莆田系医院还是其他医院，而应当关注口罩等防护物资的发放程序和公平性。在抗击疫情问题上，无论是国有医院还是民营医院、无论是莆田系医院还是其他医院，都有公平接受防控物资的资格。
武汉红会的问题，就在于口罩的发放，没有把握好发放的程序和公平性。一方面，仁爱医院尚不是冠状病毒收治医院，武汉红会在口罩分配时，显然应当首先考虑冠状病毒收治医院，而不是暂时没有收治的医院；另一方面，不该将仁爱医院分配到的口罩数量与莆田系捐赠的口罩数量一致，且不该给仁爱医院这么高的口罩数量，导致收治医院口罩紧缺。
如此一来，武汉红会的口罩分配程序就出了问题了，并会被联想到其他防控物资的分配。一旦程序出了问题，舆论和公众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提出质疑，就需要用无数的改进措施来弥补程序的错误。即使再努力地整改，也无法达到程序正确的水平。因此，武汉红会如何才能获得舆论和公众的信任，已经在口罩发放的程序错误上，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而只能用行动来慢慢证明了。
需要提醒舆论和公众的是，切不要把防控物资的分配以及武汉红会工作的评价上，放在是不是莆田医院，尤其是民营医院上。那也不是客观、公正的评价，在疫情防控问题上，不分国有还是民营，也不分莆田系还是其他系，只分谁承担的责任大，谁需要支持的多，谁应当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否则，也会影响疫情防控效果，并有可能产生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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