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万字长文呼吁:刻不容缓!该放开生育了!

2019-11-30 08:43:27 来源: 泽平宏观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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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该放开生育了!)

该放开生育了!

导读

近期有媒体传闻,中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的1723万人、2018年的1523万人(国家统计局口径)大幅降至2019年的1100万人。

虽然数据真实性存疑,但各方面证据显示, 放开二胎效果大幅低于预期 , *出生人口趋势性下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中国能依靠这样的人口结构实现民族复兴吗?

近年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中国第三轮人口大论战十分激烈,有的建议谨慎调整生育政策,有的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孰是孰非? 事关国运,更关系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福。

长期以来,中国人均资源太少、人口太多的思维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逻辑 ,早期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适度人口规模为7亿左右”。

中国的适宜人口规模是多少? 要不要放开生育?2019年初,我们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三轮人口领域的大论战及其逻辑,以厘清事实,建言献策。

摘要

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出台独生子女政策。1) 1950年代后期: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等争论人多利弊。建国后中国人口快速增至1953 年的6 亿,中央对生育态度从禁止节育转向提倡节育。1950 年代后期中国发生第一次人口论战,核心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不要控制人口。论战一方是马寅初等“新人口论”派学者,另一方是《光明日报》等报刊。马寅初认为人口过多导致积累小、拖累工业发展,50 年后中国人口将达 26 亿,主张通过普遍避孕、晚婚晚育、两胎政策等控制人口;《光明日报》等反驳,人不仅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是发展工业的本钱。2) 1980 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 梁中堂“二孩加间隔”。1970 年代,中央开始执行“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1978 年开始定调一胎化方向。在此背景下,第二轮人口论战的核心是如何控制人口,一方是宋健等学者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另一方是梁中堂等,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即生育一孩后间隔 8-10 年可生二孩。受罗马俱乐部等影响,宋健等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规模,主张总和生育率为 1 才能使中国人口在 2000 年之前低于 11 亿,必须针对一代人实施“一胎化”,宋健、胡保生等人还不约而同测算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在 7 亿左右。梁中堂反驳称“一胎化”会导致劳动力不足、老龄化问题,即便 2000 年就调整,也无法解决相关后果,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中央最后确定了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

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1) 2004-2013 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2004 年顾宝昌等学者“上书”建议逐步过渡到二孩政策,开启第三次人口论战。与此同时,蔡昉等 2004 年开始发现,2003 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2007 年宋健等认为 1990 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 1.8 左右,建议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此后,叶廷芳、易富贤、顾宝昌等学者密集发声呼吁调整生育政策,田雪原也重申仅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初衷;但程恩富、侯东民等学者仍然坚持严格“一胎化”政策。2010 年 11 月、2011 年 6 月,原国家计生委两次形成“单独二胎”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但均被搁置,或源于生育水平未达成共识,部分经济部委和人口大省担心人口反弹拖累经济。2012 年部分学者联名请求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郑真真等学者建议直接全面放开二孩;但翟振武测算,若 2012 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总和生育率峰值将阶段性升至 4.5、出生人口峰值将升至 4995 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2013 年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背对背”做“单独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 50-110 万;翟振武预测每年新增 130-160 万。2013 年 11 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 2014-2015 年:“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 2014、2015 年出生人口仅比 2013 年增加 47、15 万,低于学界普遍预期,2014 年顾宝昌等学者第三次“上书”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穆光宗主张自主生育,李建民建议鼓励生育;但翟振武建议谨慎、稳步地调整到“全面二孩”政策。2015 年原国家卫计委再次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做“全面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 220-450 万左右,每年出生人口在 1800 万左右;翟振武预测新增出生人口 160-470 万,每年出生人口在 2000 万左右。2016 年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启动。3) 2016 年至今: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2016-2017 年出生人口有所反弹,但 2018 年即较 2017 年下降 200 万,但王培安认为“完全符合预判”。 2017 年翟振武还称计划生育不是老龄化的根本原因。 2018-2019 年任泽平团队多次发文,认为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人口总量危机和结构性危机并存,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 社科院认为中国人口或在 2027 年开始负增长。易富贤认为 2018 年已经开始负增长,统计局回应称中国人口仍在正增长,生育波动不必过分解读。2019 年 3 月王培安称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必然趋势,当前和未来中国劳动力都是充裕的。 2019 年 4 月,翟振武称中国没有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梁建章、黄文政反驳称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指责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

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同政策主张的背后,本质上是对“适度人口论”的态度不同。我们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1)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技术进步等导致适度人口规模可变,并且人口增长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存在调整机制,通过各种强假设估计适度人口规模意义不大。传统化石能源可探明储量增加、核能等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单位 GDP 能耗下降等使得能源不构成对人口增长的硬约束。1980-2017 年全球原油储采比从约 30 年升至 50.2 年,天然气储采比从 49.9 年波动至 52.6 年。2)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其一,人口众多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和充裕年轻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二,人口众多使得人口密度提升,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其三,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其四,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但又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不用担心人工智能进步造成人口无用。

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当前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人口总量快速增长,而是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以及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 从总量看,按照当前生育形势,2015-2100 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 19% 降至 7%,2100、2200 年或降至 8 亿、2 亿左右。 从结构看 2050 年中国劳动力规模将比 2018 年大幅减少 24%; 2018-2050 年老人比重将从 12% 快速升至 30%。 我们建议,一方面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并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 另一方面,进一步挖掘人才红利、市民化的人口红利,开发老年人口红利。

目录

1 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出台独生子女政策

1.1 1950 年代后期:马寅初 VS《光明日报》,要不要控制人口

1.2 1980 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 梁中堂“二孩加间隔”

2 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

2.1 2004-2013 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2.2 2014-2015 年:“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

2.3 2016 年至今: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 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1 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

3.2 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

3.3 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正文

1 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 新人口论到出台独生子女政策

1.1 1950 年代后期:马寅初 VS《光明日报》,要不要控制人口

“适度人口学说”起源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在民国时期传入中国后首先被一些社会学家接受,主张节制生育。适度人口学说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但形成明确系统理论的则是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马尔萨斯 1798 年《人口原理》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数级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等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必须节制人口。“适度人口论”传到中国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陈长蘅、陈达、吴景超、费孝通等纷纷主张节制人口。社会学家、南京大学教授孙本文(1943)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治理的要点在于使人口数量适应生活资料。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快速增至 1953 年的 6 亿,中央对生育态度从禁止节育转向提倡节育。1949 年 8 月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1952 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同年 12 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卫生部 5 月的报告《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私自节育和人工流产者,以非法堕胎论罪”。1953 年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查避孕药和用具的进口。不过,由于死亡率迅速下降、出生率居高不下,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从 1949 年的 5.4 亿大幅增至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约 6 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 1949 年的 16‰猛增至 1953 年的 23‰。1954 年开始中央态度转向节育,当年 12 月刘少奇在国家机关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1955 年 3 月,《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 年 9 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重申“提倡节制生育”方针。

1950 年代后期中国发生第一次人口论战,核心争议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不要控制人口。论战一方是马寅初等“新人口论”派学者,主要的观点是人口增长太快,影响了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另一方是《光明日报》、《经济研究》、《新建设》等报刊,认为人多是好事,人多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是迅速发展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本钱;“新人口论”只把人看作消费者,没有看作生产者,见口不见手。

1957 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等文章,认为 50 年后中国人口将达 26 亿,人口过多导致积累小、拖累工业发展,主张通过普遍避孕、晚婚晚育、两胎政策等控制人口。马寅初阐述其新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不同在于: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出发,《新人口论》则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出发,两者立场截然不同。1957 年 3 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能为计划经济。”1957 年 4 月 27 日,马寅初在北大发表演讲称,中国人口实际增长率已达到 30‰,若不控制,15 年后将达 9.8 亿,50 后将达到 26 亿。近几年粮食增长率是 40-50‰,可见粮食增加地很快。中国耕地有限,虽然 1953-1956 年每年开垦了 1400 多万亩荒地,但由于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从 1953 年的 2.8 亩降至 1955 年的 2.7 亩,所以将来粮食增速不能长期保持这样的速度。1957 年 5 月 9 日,马寅初在《大公报》上发表《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主张“两个有奖,三个有税,以税作奖,不会加重国家负担。”1957 年 6 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后全文发表于 7 月 5 日《人民日报》,认为人口多导致消费大、积累小,积累又要分摊在各个生产部门中。1956 年中国国民收入将近 900 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 79%,积累部分约为 21%。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点。

1958 年 4 月起,《光明日报》等报刊开启对马寅初的批判,共计两个回合。第一回合发生于 1958 年 4 月到 11 月,由《光明日报》转发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开启。随着反右派斗争等运动,人多力量大观点盛行,马寅初等开始被批判。1958 年 4 月 19 日,当时为民主人士负责的《光明日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两张大字报;马寅初随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反驳文章。之后,反驳马寅初的文章接踵而来,批判马寅初的资本主义学术思想,作者包括北京大学师生和使用匿名或者笔名投稿的社会各界人士,不集中于某一个或几个人,《光明日报》虽是媒体平台,但通过集中刊登批判文章,成为批判马寅初的主要阵地。据梁中堂的《马寅初考》统计,截至 1958 年 11 月,《光明日报》至少刊登了 37 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另有维护马寅初观点的 2 篇、马寅初的反批判文章 2 篇。除《光明日报》外,《计划经济》、《经济研究》、《教学研究》等报刊也发布了 30 篇相关文章。1958 年 11 月 29 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马寅初的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知”,暗含批判活动告一段落的意思。

第二回合发生于 1959 年 11 月到 1960 年 6 月,由马寅初主动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开始。1959 年 11 月 30 日,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还附带一则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称“我虽年近 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指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向一年前《光明日报》的批判文章应战,掀起第二回合的争论。随后,《光明日报》发表 3 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新建设》也发表 2 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之后,马寅初把《新建设》和《光明日报》当作一体来挑战,“战火”进一步蔓延至更多报刊。截至 1960 年 6 月,《新建设》发表了 10 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光明日报》发表了 22 篇,《经济研究》等其他报刊发表了 35 篇,共计 67 篇。

1960 年马寅初因身体原因被迫退出争论,第一轮人口论战结束,此后人口研究一度成为学术禁区。1960 年北京大学党委接到《新建设》的公函后,鼓动学校师生揭发批判马寅初,其中一个重点是批判马寅初至今还持有巨额股票和股份,还在拿定息和收取房租。马寅初因血压陡升住进医院,随后国务院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第一轮人口论战结束。

之后随着大跃进运动失败及自然灾害影响,中国于 1959-1961 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节制生育政策再次被提出。196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6 年 1 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但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

该放开生育了!

1.2 1980 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 梁中堂“二孩加间隔”

1970 年代,中央开始执行“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1978 年开始定调一胎化方向。由于“文革”中经济发展缓慢、吸纳就业能力弱、以及知青回城等现实问题导致粮食生产和就业压力大,1973 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并执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晚”指男 25 周岁、女 23 周岁以后结婚,女 24 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 3 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亟待理论解释,部分高校成立人口所专门研究,时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刘铮认为人口有计划的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再生产的客观规律。1978 年 3 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宪法;同年 6 月,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核心主题是“讨论如何争取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定调一胎化方向。1978 年 10 月,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79 年 8 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发表《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提出“争取本世纪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1979 年 9 月马寅初被平反。

1980 年代初中国发生第二轮人口论战,核心争议是控制人口的力度,一方是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等学者,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另一方是梁中堂,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即生育一孩后间隔 8-10 年可生二孩。

1980 年 2 月宋健等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规模,主张总和生育率降至 1 才能使中国人口在 2000 年之前低于 11 亿,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罗马俱乐部 1972 年发表《增长的极限》,称人类本能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人类活动对资源的索取以及产生的污染不断侵蚀地球的物理极限,并预测在最悲观的场景中全球经济增长将于 2015 年后终结;在较乐观的场景中经济增长约在 2040 年左右终结。受罗马俱乐部观点影响,控制论专家、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后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田雪原等 1980 年 2 月在新华社刊登报告,分析未来一百年我国人口发展趋势,认为如果总和生育率为 3.0,2000 年中国总人口为 14.2 亿;总和生育率为 2.0,总人口为 12.2 亿;总和生育率为 1.5,总人口为 11.3 亿;总和生育率为 1.0,总人口为 10.5 亿。因此,欲使今后我国人口总数不超过 11 亿 , 必须实行一胎化方案。总和生育率为 1 至少 30 年内不会引起社会负担过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 , 这是目前最适宜的控制方案。”

1980 年 3-5 月中央连续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探讨“一胎化”的可行性,宋健、田雪原等主张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政策。田雪原回忆称,当时关心的问题主要是:第一,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孩子智商和智能下降;第二,提倡“一胎化”多长时间为宜;第三,“四二一”结构问题是否会严重。田雪原、宋健等学者认为,生育孩子次序同智商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时,虽然“一胎化”可能导致老龄化,但中国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等特点,与西欧、北欧人口小国有很大不同。在二十世纪余下的二十年时间里,不存在老龄化和劳动力、兵源不足等问题。宋健等人建议针对一代人,即在二十五至三十年的时间内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到时可以适当调整政策,既使人口的数量增长受到有效控制,又使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不至于过于严重。

1980 年代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不约而同地测算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在 7 亿左右。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信息与控制工程系主任胡保生(1981)通过构建可能和满意度指标,考察森林、土地粮食、水、二氧化碳、能源、粮食、鱼、GNP、用地对人口的约束,得出结论是百年后人口规模 7 亿为好。宋健(1981)认为人口快速增长将使得最低营养水平难以保障,从中国水稻、玉米、牛羊肉、水产品等产量和营养水平来估算适度人口规模,百年内适度人口规模应在 6.8 亿以下。田雪原(1981)认为人口规模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减少人口有利于控制就业,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 6.5-7 亿间。

梁中堂反驳称“一胎化”会导致劳动力不足、老龄化问题,即便 2000 年就调整政策,也无法解决相关后果,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1980 年上半年,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撰写多篇文章反驳宋健、田雪原等,认为人口过程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不论是用人口统计学的年龄移算法等方法、还是用控制论方法,都很难说十分科学。同是预测 2000 年世界总人口,预测期仅 20 年,西方学者就有 54 亿和 75 亿之差,宋健、于景元等人把西方某些人口预测方法或模型神化了。而且,宋健等人认为 20 世纪内不会出现老龄化,是因为 20 世纪的劳动力已经既定,即使二十年中不生一个孩子,也不存在任何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如果等到劳动力紧张时再鼓励生育,即便 2000 年后就调整生育政策,也只能部分改善二三十年后的劳动力紧张和老龄化问题,无法解决 20 世纪最后二十年对 21 世纪前三十年造成的既定后果。一是人口再生产周期较长,要再等 20 年才能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二是劳动力越紧张,妇女参加工作比例越大,生育率越低;三是人口老化程度越大,被赡养老年人口越重,人们越不愿多生孩子,鼓励生育越不易奏效。因此梁中堂建议采取“二孩加间隔”的方式,即城市男 27 岁、女 25 岁结婚者,第二胎间隔 8 年;农村男 25 岁、女 23 岁结婚者,二胎间隔为 10 年。

中央最后确定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1982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设定了到二十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这个硬目标。由于阻力很大,1984 年 4 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适当给部分农村地区开小口堵大口,全国 19 个省农村生育政策逐渐调整为“一孩半政策”,即头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一个孩子。2002 年开始,双独二孩政策逐渐在各地实行。据统计,2010 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全国 35.9% 的总人口,一孩半政策覆盖 52.9% 的人口,二孩政策覆盖 9.6% 的人口,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 1.6% 的人口,主要是少数民族。

梁中堂争取到山西翼城“二孩加间隔”试点,但试点后 出生率更低、 仅出生人口性别比较优。1985 年 7 月起,经中央特批,翼城县农村开展“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即已婚女性不早于 24 周岁生育第一胎,30 周岁后可生育第二胎,严禁三胎。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等人 2009 年的著作《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翼城县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和山西省平均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较优。在出生率方面,1989 年翼城出生率为 20.1,低于全国的 21.0 和山西省的 20.2;2001 年翼城出生率降为 9.1,远低于全国的 13.4 和山西省的 13.1;2006 年进一步降为 8.8,远低于全国的 12.1 和山西省的 11.5。在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1990 年翼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06.4,低于全国的 111.8 和山西省的 109.2;2000 年为 105.0,低于全国的 117.8。此外,1987 年甘肃酒泉、辽宁长海、山东长岛、广东南海等全国 11 个县市和地区也进入二胎政策的试点,到 1990 年中期因种种原因仅保留了部分。

该放开生育了!

2 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

第三轮论战开始于 2004 年并持续至今,共计三个回合:1)第一回合:2004-2013 年,争议集中于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2)第二回合:2014-2015 年,争议集中于要不要实行“全面二孩”;3)第三回合:2016 年至今,争议集中于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2.1 2004-2013 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1990 年代中国生育率降至 2.1 的更替水平之下,2002 年起中国逐渐开始实行“双独二孩”政策。1990 年总和生育率为 2.04,1991 年为 1.66,首次降至 2.1 的更替水平以下,引起了学者关于真实总和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2002-2004 年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梁中堂、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北京大学教授郭志刚等学者集中对 1990-2000 年生育率水平进行估算。2001 年底通过、2002 年 9 月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特殊条件包括: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等等。各地根据该法制定“双独二孩”政策并陆续推开,河南 2011 年实行、全国最晚。

2004 年顾宝昌等学者第一次“上书”,建议逐步过渡到全面二孩政策,开启第三轮人口论战。在原国家计生委赞助下,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丰于 2001 年牵头组成“21 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2004 年 4 月形成《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报送原国家计生委领导及中央,认为中国即将面临人口老化等问题,建议由现行的生育政策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提出“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平稳过渡”的渐进式调整方案,即在少数有条件的地方先行试点,试点成功后再推广。计生委领导当时批复:赞同现在着手,否则会陷入被动。2004 年 6 月,中国人口学会就建议书召开专门研讨会。

由于部分学者、官员担忧放开二孩将导致生育大幅反弹、人口失控问题,顾宝昌课题组于 2005-2006 年赴四个在农村试点二孩政策的地区调研,证明生育反弹和多孩生育不会出现。根据王丰回忆,调研报告的出台引起质疑,部分学者和官员认为低生育水平源自严格生育政策,生育政策一旦放宽,势必造成生育反弹、人口失控,而且计生部门就没工作可干了,还有人认为“放开二孩以后大家就会生三孩”。为了应对质疑,2005-2006 年顾宝昌课题组赴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四个允许农村居民生育二孩的试点地区走访调研,并结集为《800 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出版。调研结果显示,这些地区多年来人口保持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低于 2,并没有因政策较宽松而发生生育反弹,也没有多孩生育增多问题。

与此同时,蔡昉等 2004 年开始发现,2003 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 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2003 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蔡昉,2008)。在“民工荒”在东部沿海地区蔓延之后,以及其他地区劳动力市场也出现农民工的供不应求的现象,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逐年上涨,这些证据都表明中国经济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蔡昉、都阳,2011)。并预测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即将见顶,人口抚养比即将见底回升,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享受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建议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

宋健等人认为 1990 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 1.8 左右,建议“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出台文件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2004 年 2 月至 2006 年 4 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和原国务委员宋健等人担任组长、300 多位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经历两年的研究,于 2007 年 1 月推出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课题组由计生委旗下两个机构负责,一个是负责政策规划的规划和信息司,另一个是官方智库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该报告认为 1990 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已降至 1.8 左右,并稳定至今,且未来三十年总和生育率应保持在 1.8 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建议“十一五”时期保持生育政策稳定。根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央对这份报告很看重,在调研写作过程中课题组向中央有关领导汇报了近十次。200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要求清醒认识全面加强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

此后学者密集发声,叶廷芳在 2007 年全国两会首次提出“取消执行独生子女条例”的议案;易富贤 2007 年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呼吁停止计划生育;顾宝昌等学者 2007 年第二次“上书”,建议尽快过渡到普遍二孩政策。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 2007 年提出现行计生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包括“四二一”家庭结构倒挂、独生子女人格缺失、亲情人伦缺失、政府信誉超支等问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 2007 年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反驳传统的“适度人口论”观点,认为世界耕地、淡水、矿产、能源等分布极不均匀,中国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不意味着不足。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可以变“非资源”为“资源”。建议调整人口政策,包括停止计划生育、重建生育文化等。2009 年顾宝昌和国内 25 位人口学者第二次“上书”,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认为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及早着手,等到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再采取措施提高生育水平则为时已晚。顾宝昌建议选择生育水平长期偏低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尽快将目前的生育政策平稳过渡到城乡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的政策。

2009 年胡鞍钢转变立场,田雪原重申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初衷,接连发声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2009 年 11 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呼吁“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表示“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胡鞍钢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的支持者,曾在 1999 撰写论文称“中国人口增长率每降低 1 个千分点,人均 GDP 增长率可提高 0.36-0.59 个百分点”。立场转变源于胡鞍钢认为中国从原来的低收入水平发展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且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也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2009 年 12 月,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被称作“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的田雪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顾了 30 多年前五次座谈会和公开信的初衷,即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政策,认为绝对劳动力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峰值,当前已经到了政策调整的关口。田雪原建议全国推行“双独二孩”;农村现在可先行推行“单独二孩”,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推行“单独二孩”;制止三胎及多胎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推行“普遍二孩”。两位学者的发言被媒体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

但程恩富、侯东民等学者仍坚持严格“一胎化”政策,程恩富认为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不可取,应该实现总人口“先控后减”至 5 亿左右,以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紧张关系;侯东民认为 21 世纪下半叶才可大幅调整生育政策。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 2009 年表示,全面放开二胎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解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长期紧张,中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3,人均水资源是 1/4,人均矿产资源是 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 120 位。放开二胎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即使按照 1998 年的物价水平,一个家庭抚养一个孩子平均须支付 5.8-6.7 万元,国家支付的抚养费也随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投资的提高而大幅上升。因此,程恩富认为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独生子女结婚可生二胎的政策,严格“一胎化”和“双独二孩”的峰值人口分别为 13.93 亿人、15.50 亿,相差 1.57 亿人;人口实现零增长的时间分别是 2024 年、2045 年,相差 21 年;2100 年人口总量分别为 6.7 亿人、15.33 亿人,相差 8.63 亿人,因此,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是不可取的。应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先控制在 15 亿左右 , 后逐渐减至 5 亿左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 2010 年撰写论文认为,民工荒不意味着劳动力短缺,而是用工方式有问题。21 世纪是低代价减低人口的历史机遇期,政府应避免以往的牺牲大打折扣,21 世纪下半叶才是中国较大幅度调整生育政策的适当时机。

2010 年 1 月中央突破性地提出开展“单独二孩”试点;2010 年 11 月,原国家计生委形成分省逐步放开“单独二胎”的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但因决策层无法就人口形势达成共识而被搁置。2010 年 1 月的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提出“十二五”期间稳妥开展“单独二孩”政策试点工作,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突破。据《财经》报道,当时曾有多版“二胎”方案进入讨论,如按女方年龄分步放开;按省份逐步放开;还有北京大学教授曾毅提出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即在适当晚育间隔前提下,所有夫妇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最终,按省份逐步放开的“单独二胎”方案入选。该方案分三步走:2011 年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首批试点;其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六个左右的省份开放试点;其他省份为第三批;最终在“十二五”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2010 年 11 月初,方案经微调后由原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交至国务院。但中央高层对整体人口形势走向仍未有定论,对待人口老龄化也态度不一,方案被“无时间表”地搁置。

2010 年六普显示原始总和生育率为 1.18,但计生部门称总和生育率为 1.8,多名学者对 2000-2010 年生育率水平进行估算,结果低至 1.3、高至 1.7,分歧较大。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原始总和生育率为 1.18,大部分学者认为低龄人口漏登情况严重,低估了总和生育率水平。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则称总和生育率为 1.8,如 2006 年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中国政府网在线访谈中称现在的总和生育率是 1.8,2011 年《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也称“十一五”时期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 1.8 以下,这引起了不少学者对高估总和生育率水平的质疑。学者们对总和生育率水平的估算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北京大学教授郭志刚(2011)、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朱勤(2012)等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在 1.3-1.5 区间,相对更依赖和相信普查数据;二是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2013)、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普查处处长崔红艳(2013)等学者在对普查数据进行调整基础上,测算出总和生育率在 1.5-1.6 之间;三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杨凡(2013)、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2015)、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2016)等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在 1.6-1.7 区间,比较接近计生部门口径。人口学者们估算的结果差距较大,在最为基础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

该放开生育了!

2011 年 6 月原国家计生委形成新的“单独二孩”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但仍被搁置。两次方案均被搁置,可能源于生育水平未达成共识,部分经济部委和人口大省担心人口反弹拖累经济。**2011 年 5 月,原国家计生委下属事业单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提交《关于〈完善单独政策初步测算报告〉的报告》,假设目前中国生育率是 1.5,未来峰值人口是 14.2 亿人;假设生育率达到 1.8,峰值人口在 15 亿人左右,此两种峰值出现的时间均为 2030 年前后,且均在粮食供应和公共服务承受的范围之内。在此测算基础上,2011 年 6 月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工作会议通过新的“单独二胎”方案上报国务院。新方案未形成选择试点省份的倾向性意见,而是能否“开始单独二胎试点”的请示,但最终仍被搁置。两次“单独二孩”均被搁置,原因一则可能在于是生育水平未形成共识,二则据有关媒体披露部分经济部委和人口大省担心人口反弹拖累经济。

2012 年 15 名学者联名建议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郑真真等学者建议直接全面放开“二胎”,而非考虑“单独二胎”的渐进方案;梁建章、黄文政等学者驳斥“适度人口论”假设荒唐、推断草率,建议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2012 年 7 月,15 位法学、人口学学者联名签署修法建议书,请求立法者全面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废止生育审批制度,废止社会抚养费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 2013 年认为,2004 年时调整生育政策还可考虑“单独二胎”等渐进方案,现在九年过去了,“单独二胎”政策内覆盖的人群变窄、影响变小,应直接放开“二胎”。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黄文政 2013 年发表文章称以往的适度人口研究假设荒唐、推断草率、结论毫无价值。比如田雪原从就业角度论证中国适度人口在 7 亿以下,假设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在 2010 年前后分别是 5.5% 和 4%,这个假设只要加 1%,2080 年的适度人口就会从 7 亿变成 19 亿。实际上 1992 年至今中国的第二产业固定资产平均增速为 20.9%,远超田雪原的设定。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12 年认为立即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会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 4.4,建议按地区分步放开全面二孩;翟振武测算 2012 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将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 4.5,出生人口峰值达 4995 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2012 年 10 月 26 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报告《中国发展报告 2011/20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认为当前社会存在四种生育政策调整方案,一是“政策不变”,二是“全面二孩”,三是“单独二孩”,四是“分步单独二孩”。报告认为“政策不变”不符合中国人口发展的实际和要求;“全面二孩”会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 4.4,造成短时期内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的急剧增加;“单独二孩”和“分步单独二孩”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贻误时机。因此报告提出第五种方案,即“分步全面二孩”,首先在城市地区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2015 年再在“一孩半”政策地区放开“二胎”,最终在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翟振武(2014)也预测,如果 2012 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目标人群为 1.52 亿,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为 70%,潜在生育人群将达 9700 万,2013-2016 年每年出生人口将达 3540、4995、4025、3540 万,总和生育率达到 3.2、4.5、3.6、3.2。翟振武认为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孩会带来严重的出生堆积,建议推迟一些时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

2013 年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王广州、翟振武两个课题组“背对背”做“单独二孩”实施方案支持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 50-110 万,达到或超过 200 万的可能性很小;翟振武预测每年新增 130-160 万。2013 年 3 月卫生部和人口计生委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并且,2013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还将计生委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3 年 5 月,原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研究员课题组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翟振武教授课题组“背对背”做“单独二孩”实施方案专项决策支持研究。王广州课题组围绕着原国家卫计委初步提出的分三步实施“单独二孩”方案做了效果的测算,并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提交了测算结果,新增出生人口在 50-110 万之间,达到或超过 200 万的可能性非常小。分三步走的“单独二孩”方案为 2014 年第一批开放内蒙古等 10 个超低生育率省(自治区、直辖市),2015 年第二批开放北京等 12 个省,2016 年第三批开放河北等 9 个省。即便各省实际在半年内陆续放开“单独二孩”,王广州也认为每年新增出生人口达到或超过 200 万的可能性非常小。翟振武(2014)测算,“单独二孩”目标人群为 1100 万左右,二孩生育意愿为 60% 左右,新增出生人口的总量约为 660 万人,4-5 年每年约新增出生人口 130-160 多万人,年度出生人口峰值不会超过 1900 万人,总和生育率的峰值不会突破 1.9,总人口可以控制在 14.2 亿人。“单独二孩”政策效果在可控可承受范围内,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产生大的震荡和冲击。此外,其他学者如穆光宗、乔晓春等也针对“单独二孩”政策效果做了测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2014)认为“单独二孩”将导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 100-200 万,对出生规模影响有限,不会有太大的人口反弹。北京大学教授乔晓春(2014)则认为“单独二孩”导致新增出生人口在 563-756 万之间,头三年新增出生人口 326-438 万、153-207 万、83-111 万。初步估计至少在最近这一两年新增出生人口可能会超过 200 万人。

2013 年 11 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3 年 11 月 15 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该放开生育了!

2.2 2014-2015 年:“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

“单独二孩”政策实行第一年,106.9 万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原国家卫计委官员称“符合预期”;2014、2015 年出生人口仅比 2013 年增加 47、15 万,“单独二孩”政策遇冷。2014 年全国共有 106.9 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原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宣传司司长毛群安、翟振武等人均在 2015 年初称“基本符合预期”,毛群安预计 2015 年提出再生育申请的人数将比 2014 年的数字有所增加。但截至 2015 年底共有约 200 万单独夫妻提出了再生育申请,约占全国 1100 万单独夫妻的 18% 左右。2015 年生育二孩的单独夫妇没有像毛群安预计的大幅增加,且新增二孩生育数量占目标人群的比例也远低于翟振武等学者预测的 70%。2014、2015 年出生人口分别为 1687、1655 万,仅比 2013 年增加 47、15 万,低于学者此前的预测。梁建章、黄文政、易富贤、陈友华、顾宝昌、李建新、穆光宗等多位人口学者公开表示,单独二孩政策已经遇冷。梁建章直言,卫计委所谓的“符合预期”实在是匪夷所思。

2014 年,顾宝昌等学者第三次“上书”,建议不再拖延、尽快在全国放开二孩生育;穆光宗主张自主生育,李建民建议鼓励生育。2014 年 12 月,顾宝昌等 39 位学者提交了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第三次建议,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单独二孩”政策效果量明显低于预期,不仅再次证明以往夸大了出生反弹风险,也更进一步加深了对生育水平长期无法回升的担忧。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导致老龄化日益加重、劳动力不断减少、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聚增。中国是世界上在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后仍然实施生育限制的唯一国家。顾宝昌等人建议:尽快在全国放开二孩生育,不再争议、不再拖延,并及时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全面取消对城乡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2014)主张自主生育,而且国家应鼓励更多的年轻家庭生育 2 个孩子,家庭养育成本应部分外部化、社会化,由政府承担一定的成本,如延长产假、增加生育津贴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建民(2014)建议增加育儿补贴、延长带薪产假、对多子女家庭减免个税等措施来鼓励生育。

但翟振武 2014 年建议依然要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谨慎、稳步地调整到“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 2014 年 3 月发表论文,认为“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逐步调整的一个步骤,是一个过渡性政策。今后必然要向“全面二孩”和鼓励生育方向发展,尽管“全面二孩”和不再限制生育行为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目前依然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谨慎、稳步地进行调整,才能促使我国人口实现长期均衡发展。

乔晓春预测“全面二孩”将使年度出生人口在 2200-2700 万之间,建议 2015 年下半年实施“普遍二孩”政策。乔晓春 2014 年发表论文认为,如果 2013 年全面放开二孩,目标人群为 9652 万人,潜在生育人群在 1700-3100 万之间,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在 2200-2700 万之间,总和生育率峰值在 2.2-2.7 之间。乔晓春认为,真正担心的不是短期“反弹”,而是长期“不反弹”,并建议在“单独二孩”生育高峰回落时放开“普遍二孩”,以实现出生数量的平稳过渡,在 2015 年下半年、最晚在 2016 年开始实施“普遍二孩”政策。

2015 年 3 月“两会”后原国家卫计委再次委托王广州、翟振武两个课题组做“全面二孩”实施方案支持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 220-450 万左右,每年出生人口在 1800 万左右;翟振武预测新增出生人口 160-470 万,每年出生人口在 2000 万左右。王广州课题组(2016)的测算结果是,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的 15-49 岁目标人群在 9000 万以内,潜在生育人群在 1800 万以内,年度新增出生人口为 220-450 万,2016-2020 年出生人口分别是 1699、1898、1846、1802、1759 万人。翟振武课题组(2016)的测算结果是,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为 9101 万,潜在生育人群为 1720 万,年度新增出生人口为 160-470 万,2017-2021 年出生人口分别为 2110、2189、2077、1936、1689 万人。

2016 年“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启动。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决定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该放开生育了!

2.3 2016 年至今: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2016 年全面放开二孩后,出生人口在 2016-2017 年有所反弹后迅速下滑,2018 年出生人口较 2017 年大幅下降 200 万。并且,2018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 9.9 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年后,2017 年 3 月时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记者会上称 2016 年全国住院分娩的婴儿活产数为 1846 万,是 2000 年以来我国出生规模最大的一年,“全面二孩”政策“完全符合预判”。但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2018 年出生人口仅分别为 1786、1723、1523 万,远低于学者们此前预测。原因一是部分学者低估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巨大差距。2016、2017 年二孩出生人口比 2015 年共多出 320 万。2018 年二孩出生人口未公布,估算 2018 年二孩出生人数比 2015 年多出 140 万,三年共多出生 460 万。与 9000 万左右的目标人群相比二孩生育比例仅 5.1%;与 5600 左右的目标人群相比二孩生育比例也仅 8.2%,远低于翟振武等人根据 2013 年全国性妇女生育意愿调查得到的二孩生育意愿 70% 等。穆光宗 2017 年认为,因为环境污染、年龄偏大、疾病等因素,人类的生育力急剧下降,很多 70 后妇女已经过了适龄生育的年龄,男性生殖健康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符合全面二孩条件且有再生育意愿的人群中,还有大量无生育能力的人群。此外,还有大量缺乏生育养育二孩条件的人群,如经济上无法承受第二个孩子的生养费用、住房不够大、没有人带孩子、再生育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等。二是忽略了一孩出生人数持续快速下降的作用。2013-2017 年一孩出生人口分别为 1056、972、886、973、724 万人,呈快速下降趋势,削弱了二孩生育堆积对总出生人口的提升作用。但部分学者仅在原有出生人口规模基础上考虑二孩生育堆积效果,继而估算出年度出生人口,忽略了一孩生育下降的影响。

2017 年翟振武认为老龄化是现代化必然结果,计划生育不是根本原因。翟振武 2017 年 8 月称,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计划生育政策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但如果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步入老龄社会的时间虽有所推迟,却会在更长时间里面对更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面临更沉重的养老压力。我国目前的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正是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出生率时期积累的大规模人口相继步入了老年。

2018-2019 年任泽平团队多次发文,认为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人口总量危机和结构性危机并存,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201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取消“计划生育”机构,“不再保留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同时删除了 2013 年机构改革时的“为更好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拟订计划生育政策”等内容。任泽平团队 2018 年 3 月发布《计生机构取消,或将全面放开生育,你生么?》,呼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2018 年 4 月发布《生还是不生?——来自 12 万人的生育调查》,展开针对生育意愿的调查,12.3 万人参与调查的结果显示意愿总和生育率约为 1.73,2019 年 1 月又展开了第二次生育调查,意愿总和生育率约为 1.75,大致等于 1.4 左右的实际生育水平。2019 年 1 月 1 日、3 日,任泽平团队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 2019(上)》、《拯救中国人口危机刻不容缓——中国生育报告 2019(下)》,任泽平团队认为人口总量危机及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规模萎缩的结构性危机渐行渐近。并且,与其它危机不同,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建议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在此前的 2016 年,任泽平还撰文《中国人口周期研究》,剖析在传统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必须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并系统阐述人口周期的规律、特征、趋势及其影响。

该放开生育了!

该放开生育了!

2019 年 1 月社科院估计中国人口或在 2027 年开始负增长;易富贤发文称 2018 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人口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统计局回应称中国人口仍在正增长。**社科院 1 月 3 日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19》,援引联合国中方案预测,中国人口将在 2029 年达到峰值 14.42 亿,从 2030 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 1.6 的水平,人口负增长或将提前到 2027 年出现。易富贤 2019 年 1 月 5 日发表文章认为不能用教育、医疗数据来否定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以漏报为借口人为调高生育率,实际上重报比漏报更严重;2018 年是中国人口的历史性拐点,中国人口从此开始负增长。2019 年 1 月 21 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回应称,2018 年中国人口仍在正增长,1523 万的出生人口数量也是比较大的。人口增长率、出生率虽有所下降,但不能只看一年,要长期观察,不必过分解读。

2019 年 3 月王培安称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是必然趋势,当前和未来中国劳动力都是充裕的;“全面二孩”已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来仍有释放潜力。王培安 2019 年 3 月称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是必然趋势,但无需因此追求 2.1 的更替水平目标。当前中国人口规模仍偏大,追求 2.1 的生育率、使下一代人口不减少并不合理。虽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持续减少,但总量仍很庞大,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还有 9.9 亿,2030 年还有 9.5 亿,2050 年还有 8.2 亿。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目前约为 7.3 亿,劳动参与率比我国低,但经济总量是我国的 4 倍,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 6 倍。随着科技进步、人工智能发展,机器人对普通劳动者替代不断提高,现在劳动力是充裕的,再过 30、50 年我国劳动力数量依然比较充裕,我国劳动力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王培安认为“全面两孩”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家庭需求,广大群众不愿意生、不敢生主要是因为生出来没人带、养不起。尽管 2018 年出生人口较前一年下降了 200 万,但属于正常波动,如果能将配套措施完善,“全面两孩”政策效应仍有释放潜力。

2019 年 4 月,翟振武发文称中国没有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梁建章、黄文政反驳称“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2019 年 4 月 1 日,翟振武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 10 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 1.65 左右。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过 1.7 以上,并没有低过 1.5 的“低生育率陷阱”临界值。4 月 15 日,梁建章、黄文政撰文反驳,称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翟振武估算生育率时采用的在校生数远高于其他数据,通过严重高估生育率极力淡化中国未来低生育率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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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1 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

不同政策主张的背后,本质上是对“适度人口论”的态度不同。人口究竟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人口与资源的关系究竟如何?人口众多是否会拖累经济发展?对于上述问题学者们有完全不同的回答,从而导致了或主张严格“一胎化”、或主张尽快放开二孩生育、或主张尽快全面放开生育的完全不同的立场。

我们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静态看资源对人口的约束确实存在,但技术进步等导致适度人口规模可变,并且人口增长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存在调整机制,通过各种强假设估计适度人口规模意义不大。具体来看,全球资源分布高度不均,本就需要互通有无,所谓“适度人口论”以世界平均水平为标准来判断中国资源多寡具有误导性;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可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或将“非资源”变为“资源”。

在耕地方面,1949-2018 年中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 2.76%,快于人口增速的 1.32%,保障谷物自给率长期处于超过 95% 的高水平。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 0.09 公顷,位于第 128/205,虽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0.19 公顷,但比较接近世界人均耕地中位数 0.12 公顷。世界平均水平被少数国家拉高,如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加拿大人均耕地分别为 1.90、1.65、1.21 公顷。205 个国家和地区只有 71 个国家和地区在平均水平以上,其余 65% 的国家皆在平均水平以下。并且,由于生产力提高等,1961-2016 年中国谷物单产从 1193 公斤 / 公顷上升至 6029 公斤 / 公顷、,带动人均粮食产量从 162 公斤迅速增至 421 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 383 公斤。并且,中国的单产还有一定提升空间,目前仍低于美国、英国、德国、韩国等。在现实中,由于农村劳动力减少、种粮收益低等原因,最近十多年大量耕地被撂荒。

在淡水方面,海水淡化、再生水利用、节水等可缓解水资源不足问题,人均淡水量仅为中国 4%、极度缺水的以色列甚至成为重要农产品出口国。据世界银行统计,2014 年中国人均淡水量为 2062 立方米,位于 105/181, 虽然低于美国的 8844 立方米、日本的 3378 立方米,但高于德国的 1321 立方米、印度的 1118 立方米。以色列人均淡水资源低至 91 立方米,仅为中国的 4.3%,但以色列通过海水淡化和提高节水技术,不仅保障日常供水,还成为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目前以色列借助创新性的海水淡化技术,只需短短的 45 分钟就可以把海水变成可饮用水。2017 年以色列海水淡化量近 5.9 亿立方米,约占全国饮用水总量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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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方面,传统化石能源可探明储量增加、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巨大、单位 GDP 能耗下降等使得能源不构成对人口增长的硬约束。其一,全球能源分布异常不均,这使得多数经济体的能源消费必须依赖国际市场。**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在煤炭方面,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印度五国煤炭储量占全球的 76.5%, 其中中国占比 13.4%。在原油方面,截止 2017 年,欧佩克成员国原油储量占全球的 71.8%,其中委内瑞拉、沙特拉伯、加拿大、伊朗、伊拉克五国储量占全球超过 60%,而美国、中国、印度分别占 2.9%、1.5%、0.4%。在天然气方面,截止 2017 年俄罗斯、伊朗、卡塔尔、土耳其四国天然气储量占全球的 58.3%,而美国、中国、印度分别占 4.5%、2.8%、0.6%。中国煤炭资源较为丰富,但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严重不足,2018 年中国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达 70.8%、43.2%。

其二,过去几十年原油、天然气等主要传统能源储采比并未下降。1980-2017 年全球原油储采比从约 30 年升至 50.2 年,天然气储采比从 49.9 年波动至 52.6 年,煤炭储采比从 2003 年的 194 年降至 134 年。储采比为动态概念,由于已探明储量上升和消费比例下降及消费增速放缓等原因,过去近 40 年原油储采比不减反升,天然气储采比基本不变。1980-2017 年,全球原油已探明储量从 6834 亿桶升至 16966 亿桶,天然气已探明储量从 71.57 万亿立方米升至 193.45 万亿立方米。

其三,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巨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全球能源消费格局看,1960-2015 年全球化石燃料消费比重从 94.1% 降至 79.7%,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从 2.7% 升至 13.4%。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1965-2017 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从 6.2% 上升到 10.4%,1985-2017 年可再生能源占发电量比重从 20.0% 上升到 24.3%;其中,除水电外的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等)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和占发电量的比重分别从 0%、0% 上升至 3.6%、8.4%。中国 2018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 26.7%。

其四,中国人均 GDP 能耗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单位 GDP 能耗已大幅下降、并还有较大下降空间。从人均能耗看,2014 年中国为 2237 吨标准油,高于世界平均的 1921 吨标准油,但明显低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 6956、3079、3471 吨标准油。从单位 GDP 能耗看,1990-2014 年中国单位 GDP 能耗从 5.02 吨标准油 / 万美元大幅降至为 1.75 吨标准油 / 万美元(2011 年不变价 ,PPP),目前仍然高于全球平均的 1.26 吨标准油 / 万美元,距离欧盟、日本的 0.88、0.93 吨标准油 / 万美元还有较大下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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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

其一,人口众多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和充裕年轻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市场规模巨大,对国际资本有着巨大吸引力。当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具投资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40 年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超过 2 万亿美元。作为对比,欧洲国家之所以成立欧盟,也旨在打造统一大市场、抱团取暖提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40 年的高增长受益于人口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王美艳 (2005) 估算,以人口抚养比为指标的人口红利对 1982-2000 年间人均 GDP 增长率的贡献达 26.8%。有观点认为计划生育带来“人口红利”。事实上,“人口红利”是由 1950-1970 年代高出生人口带来,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也会逐渐下降,计划生育只是加速这一进程,但让“人口红利”期提前结束。

其二,人口众多使得区域和城市人口密集、人口密度上升,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根据马歇尔的规模经济理论,规模经济的形成有两种途径,即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对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组织和经营效率的提高而形成的“内部规模经济”,和多个企业之间因合理的分工与联合、合理的地区布局等所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一方面,人口众多带来的大市场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能够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形成“内部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人口密集带来的大市场促进企业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如在东莞,各类制鞋工厂、设计、研发、皮革等上下游企业遍布在东莞西部、南部的厚街、虎门、南城等地,这种专业化、细分市场的形成正是“外部规模经济”的体现。

其三,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应该控制人口数量,提升人口质量。但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基数越大,人才规模才可能越大,二者就像金字塔的塔基和塔尖,塔尖有多高取决于塔基的大小。创新、技术进步既依赖于教育和技能提升,也与人口基数、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人口规模大有利于促进创新,在大市场中微小的需求也可以形成市场,细小的技术创新都得以生存。人口结构年轻也有利于创新,因为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弱于年轻人;而限制生育加剧老龄化,会对创新创业活动产生负面作用。

中国高铁里程达 2.9 万公里、居世界之首,同时中国也是美国、欧洲之后第三个自行研制民用大飞机的地区,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等引领全球,均得益于中国巨大的人口体量。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2018 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 2.9 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成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的国家,位列第二、第三名的日本、西班牙分别仅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约 8.1%、7.7%。2017 年 5 月,中国自行研制了 10 年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 C919 完成首飞,标志着中国有了完全按照世界先进标准研制的大型客机。当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欧洲、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此外,近年来中国还成为全球瞩目的互联网产业“高地”,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子行业发展迅速,消费者越来越习惯通过互联网来满足日常的购物、饮食、出行、旅游、娱乐、教育等方面需求。上世纪和本世纪初,全球顶尖科技公司中难以找到中国企业的身影,而我国用近 20 年时间里逐渐孕育出了一批世界一线的互联网企业,如 BATJ 和小米等。

其四,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使用,但又会催生在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因此不用担心人工智能进步造成人口无用。硅谷企业家马丁·福特 2015 年发表《机器人时代》,认为无人驾驶汽车、3D 打印等技术将最终取代很多人类的工作。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及同事安德鲁?麦卡菲 2016 年发表《第二个机器时代》,认为智能设备的普及将消除许多工作机会,将导致“轻劳力”经济。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表明或存在不一样的结果,以美国为例,1939-2018 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 908 万增至 1989 年的 1806 万,后降至 2018 年的 1281 万,但服务业就业人数从 1883 万上升至 12931 万人。普华永道 2018 年发布《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认为,未来 20 年人工智能将取代 26% 的岗位,尤其是在工业和农业领域,但创造 38% 的岗位,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领域,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将为中国净增 12% 的岗位,相当于增加约 9000 万个就业岗位。

3.3 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当前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人口总量快速增长,而是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和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与其它危机不同,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

一是人口峰值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按照当前生育形势,2015-2100 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 19% 降至 7%,2100 年、2200 年或分别降至 8 亿、2 亿左右。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 2.1,按照当前 1.5 左右的总和生育率(低方案),大致意味着出生人口和总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 30%,每隔两代人将萎缩约 50%。按照当前生育趋势,中国人口峰值将在 2024 年前后到来(实际上 2018 年仍存在部分生育堆积效应,加上晚婚晚育等因素影响,未来总和生育率仍有可能继续下滑)。如未来大力鼓励生育,使总和生育率分别回升到 1.65 (中方案)、1.8 (高方案),则中国人口峰值分别延迟在 2027 年、2031 年前后到来,峰值规模最大也不到 14.4 亿。人口规模见顶之后前 25-30 年内人口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根据我们低方案预测,2050 年中国人口将较 2024 年减少仅 8%,2075 年中国人口将较 2050 年减少 21%,2100 年中国人口将较 2075 年减少 23%,即降至约 8 亿。1950 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 22%,2015 年小幅降至约 19%,2100 年将大幅降至约 7%。如果进一步展望至 2200 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仅约 2 亿,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继续下降。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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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 年将比 2018 年大幅减少 24%。中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 2010 年、2013 年见顶,而 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 1991、2009、2013 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从绝对值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 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 50%)。2018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 9.9 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到 205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 2018 年的基础上再减少 2.4 亿至 7.5 亿,即减少约 24%。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80 后、90 后、00 后人口分别为 2.19 亿、1.88 亿、1.47 亿,90 后比 80 后少约 3100 万,00 后比 90 后少 4100 万。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

三是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2018-2050 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 12% 快速升至 30%。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寿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长期实行,人口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 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 19.3 岁快速升至 37.0 岁,预计 2050 年将达 50 岁。从国际看,2015 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 37.6、41.6、46.3、26.7 岁,到 2050 年将分别为 42.0、46.6、53.2、37.5 岁。从 65 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 7% 的老龄化过渡到超 14% 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 126 年、英国 46 年、德国 40 年、日本 24 年(1970-1994 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20% 的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 36 年(1972-2008 年),日本用了 21 年(1995-2006 年)。中国 2001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 年占比达 11.9%,预计中国将用约 22 年、即于 2023 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 10 年后即 2033 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 年达 30.0%,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 1.7 亿,预计到 2050 将达 3.9 亿,届时平均每 3.3 个中国人中就有 1 个 65 岁以上的老人。

该放开生育了!

该放开生育了!

我们呼吁,一方面,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坚决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其一,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1981-1991 年)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一旦错过,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改善人口结构,则将事倍功半。其二,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 18 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 0-3 岁入托率从目前的 4% 提升至 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通过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等机制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另一方面,进一步挖掘人才红利、市民化的人口红利,开发老年人口红利。在人才红利方面,中国潜力很大,这将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支撑。2018 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首次超过 800 万,并且未来几年仍将持续超过 800 万。当前中国大学以上学历人口接近 2 亿,但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仅约 13%,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联合国统计,2017 年中国 2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 7.8 年,而美国、德国、日本分别为 13.4、14.1、12.8 年。在市民化红利方面,推进约 2.9 亿农民工落户城镇,有利于减少农民工因年龄变老而返乡的现象,将增加劳动力供给、并通过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效率。并且,市民化也将激发巨大的消费需求,并推动人力资本提升。在老年人口红利方面,在寿命延长趋势下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即使鼓励生育也不可能逆转,中国必须逐渐积极主动适应这一局面,并通过延迟退休等政策调整支持、鼓励部分老年人口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提升整体的劳动参与率。不过,当前中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随着年龄增大而逐渐降低,多数老年人口的学历为小学水平、技能较弱,比较难以适应产业升级,这需要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其劳动力市场竞争能力。

郭晨琦 本文来源:泽平宏观 责任编辑:郭晨琦_NBJ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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