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小学减负调查：减下包袱更要减轻忧虑

（原标题：南京中小学减负调查：减下包袱更要减轻忧虑）

从教和学各自的角度看，过量的负担、无效的负担，才是问题所在。有教育工作者认为，本次减负政策所引发的讨论，是教育主管部门意识到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顽疾，但政策执行的落点出现偏差，不是教育改革的战略方向有问题，而是战术方向出了问题。

南京已经连续3个月没有下雨了，但这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家长们，尤其是孩子面临“小升初”和“中考”的，心情比久旱的大地更加焦灼。

今年秋季入学后，家长们发现，孩子们没有以前那么忙了：书包变轻了、作业变少了、各种测验断供了、放学到家早了、考试也不公布分数排名了、常规性考试变成练习了……简言之，涉及到孩子上学中的课程、作业、考试、辅导、作息、竞赛、教辅等一系列流程，都被压缩了，孩子们减负了。

接管和陪伴孩子们减负的家长懵了，“再这样下去，孩子就要成学渣了。”家长们的担心，最终在社交平台集中爆发。

10月30日晚，南京市教育局针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回应：一是，近期确实对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行为等问题开展了专项整治专项督查行动；二是，存在对督查工作理解不准确、执行规定简单化的现象，引发误解；三是，对督查整治中发生的偏差，要及时纠正，确保义务教育规范有序发展。

事实上，这并非是南京中小学生第一次减负，更非南京一个城市，同样是对减负政策的贯彻执行，为何在南京会发酵成社会热点？

“现实+心理的交互作用，引发了南京部分家长的担忧，这是对当前畸形的义务教育阶段负担过重问题的集中反弹。”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何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从教和学各自的角度看，所谓负担本身不是问题，过量的负担、无效的负担，才是问题所在。”有教育工作者认为，本次减负政策所引发的讨论，是教育主管部门意识到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顽疾，但政策执行的落点出现偏差，“不是教育改革的战略方向有问题，而是战术方向出了问题。”

为娃消得人憔悴

“孩子以前有作业培训做题等束缚着，还能认真学习，减负后，小孩那种爱玩的天性就彻底暴露反弹了，明年就要小升初考试，我能不着急吗？”11月7日，南京河西地区某小学一位家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另一位家长也表示，以前考试的分数、排名公布后，还可以针对性进行评价，该表扬表扬，该督促督促，现在到底学得怎样，不知道！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中小学家长大多出生在改革开放前后，对比两代人小学初中的学习经历，诸多家长有相同的感叹：一是，初中、高中阶段是自己心智“开窍”的关键阶段；二是，以前“天分+勤奋”的学习法宝面临诸多教育培训机构的“方法论”冲击；三是，以前的课堂教育为主已变为课外辅导班为主。

学习压力的低龄化，在近年来越发明显，集中于当前的义务教育阶段。

一位在大学任教的家长对本报记者说，现在“小升初”太重要了，上不了好的初中，大部分孩子的学习天花板基本上被定型了，直接影响未来的激烈竞争。

有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指出，过去几十年，人生成长轨道上的分流，从高中阶段前移到初中，再到现在的小学阶段，这种分流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命运，一旦得不到优质教育，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就成为了小概率事件。

不过，也有家长对当前的减负给予赞同，“从孩子的角度看，精力已普遍到了极限；从家长的角度看，教育上的支出也到了极限”。某家长对记者长叹：仅钢琴培训一周学费就要1200元。

“学习与负担其实并不矛盾，但有些不负责任的教育工作者，并没有能力和心思真正帮助孩子学到东西，而是利用家长和孩子的焦虑，有意无意地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依靠贩卖焦虑和混乱的认识，诱导大家把对学习挑战性的期盼，转移到僵化重复的学习上去，同时裹挟学生和家长额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辛苦劳累地搞培训。”某初中老师这样评价。

家长们担心的背后，是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引发的竞争。对于大部分家长们来说，有些积蓄但教育投入有限，对孩子有较高的期望，希望投入就能有回报，而教育是他们的唯一期待和选择。

“教育是专业的，各学科都有特点，家长掌握知识是一回事，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能够让孩子明白是另一回事。”一位家长感叹，减负政策执行以后，相当于把这样的重任推给家长，而且要辅导各个学科，家长即使具备高学历，也不可能样样精通。

除了义务教育阶段规定的课程和相关的课外辅导班外，记者初步统计发现，孩子们的课外学习班种类繁多，报名最多的包括：琴棋书画、体育类、英语、演讲与口才、自然科学类等等。

关键在于，只有将这些知识与技能融于一身的孩子，才能更有信心面对顶尖初中的“综合素质”考试。如果不上培训班，“综合素质”考试中的 “抽象能力、想象力”类考题根本无从入手，仅靠教育大纲下的课堂教育是不够的。

减去校外培训机构负担

在教育减负下，老师们并没有太多的不适应。

在南京鼓楼区某小学，虽然下午3点放学，不过家长们会在5点以后来接，因为大多数孩子在放学后选择了校内培训班，且价格比外面低。

“教育部门已经意识到减负带来的问题。”江苏某区一个有着30年教龄的初中老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之前曾刮过一轮减负风，结果导致某届上初中的孩子有很多常规字都写不正确，“以往15分钟完成的教学内容，这届学生得用更长时间，而且效果还不好。”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2019年秋季开学后，因为省级检查减负，江苏的小学和初中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以县（市、区）名义进行统一期中考试，而是由各个学校自己组织考试。

与南京不同的是，尽管江苏各个设区市也同样进行了不同方式的减负，但并未引发家长们太多的议论。在诸多县城初中，在减负的政策下，已取消了晚自习，学生在校时间从早六点半持续到下午五点半。

对此，一位教育系统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江苏多个城市的义务教育阶段以公办力量为主力军，主要是通过公办教育在校内完成的，但省会南京的教育市场化程度更高，各类校外培训机构发达，义务教育阶段很多内容从校内转移到校外，因此减负在南京发酵不排除各类机构的煽风点火和家长的盲目从众。

“现在小学阶段上课，知识点大多一带而过，因为老师们基本上默认课本上的知识已在课外培训班学过了。”有教育工作者告诉记者。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们来说，近些年来的感触似乎处于“增负”之中。有老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有时突击检查，有时推门听课，或者检查人员当场出卷考察学生合格率，这些往往迫使学校教务处不得不对原来安排好的学期教学秩序进行调整，非主课的学习常被替代。

事实上，在谈到减负时，无论是学生、家长抑或教育工作者，甚至教育职能部门的人士都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出一个结论：减负更主要的是减去校外培训机构带来的负担。如果过于强调校内减负，反而会加大校外负担，让家长不得不在校外培训机构上投入更多的金钱和精力。但是，改来改去，考试仍然是教育改革的指挥棒。

教育机会均等化

在分析近40年来两代人的义务阶段教育差异时，一位家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年之所以能考入县中，是拔尖考试的结果，依靠的是题海战术和勤奋在文化科目上发挥关键性作用，以及一些解题技巧。

但如今，不仅仅是南京，每个城市扮演着教育风向标的顶尖初中，在“小升初”选拔中，除了文化课，还有对“综合素质”的考量，以及琴棋书画等才艺。

从实践中看，这些题目往往不在教育部规定的考试大纲中，而是通过校外辅导课学来的。此外，由于校外辅导课与诸多关键性的升学考试密不可分，尤其是一些掌握一定范围的教育教学话语权、命题权的人士往往是教辅机构的“首席”或“特聘”，课外传授的题型和解题技巧可以代替过去学生的悟性。也就是说，课外学习更适合在考试中取得分数，学生是否上过培训班在“综合素质”测试中差异尤其明显。

南京仙林地区某顶尖初中的一位学生家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孩子的学校搞了一个模拟联合国的游学活动，从会场到衣着，很多细节百分百对标联合国的设置，“一般的家庭根本承受不起这样的活动，而且孩子也无法融入到场景试验中，况且，学校的出国游学是常态，每次游学费用都以万计。”

很多普通家庭被“模拟联合国”这样的场景及其所需要的投入直接吓退，主动放弃进入这类代表教育水平风向标学校的机会，竞争和差距也由学生转为了家庭。

参与过多个教育改革课题研究的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何雨指出，当前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均等化，在设施设备上已经达到国家的要求，但机会均等化远没有实现，学生能否进入优质教育的录取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能否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与家庭教育的支出能力成正比，走向了赢者通吃的局面，“决定教育改革的指挥棒是考试，但考试最终又由录取方式决定。”

不过，也有教育系统人士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认为，当前无论是小升初、中考或高考，其考试难度仍是兼顾到所有学生，兼顾到效率和公平，其难度并没有增加，否则就不会出现较高的录取率。

对此，有学者指出，尽管考试的难度没有提升，但考试的内容在设定上则可定向性选择。比如，一些考试题目要对股票的k线图进行分析，这显然对城市学生更加有利，或大多数题目对于参加过课外培训的学生更有胜算。

“现在确实解决了人人有学上的问题，但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头部名校集中，小学、初高中名校垄断了上升路径，导致名校入学竞争的践踏效应。而各种教辅机构，不是解决有没有学上的问题，而是解决上哪个学校的问题。”有教育研究者直言，“一旦进入名校，就代表了进入‘985、211’的机会，以及未来的人生道路。”

有教育实践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考试固然功利，但只有考试才能真正检验教学教育的成果。因此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能否给社会提供真正有效的考试，并以此为指挥棒，引领义务教育教学逐步走向有效的教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