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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德国版
第23期：艾哈德和欧肯——理论是近亲，但无隶属关系
自《国富论》发表以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一直被奉为圭臬，其本人也被不少人视为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但实际上，亚当·斯密虽然对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人及其思想并不能代表经济学的全部，也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代代经济学家共同的思想结晶，除了亚当·斯密，世界上还有哪些经济学大师？德国因其严谨的治学风格，一直是世界经济学大师诞生的摇篮。
路德维希·艾哈德，曾任德国总理，同时也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者。一直以来，主流的经济学界一直忽略了艾哈德对德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战战败的德国，为何能在一片废墟上实现经济的再次崛起？
网易研究局推出“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独家策划，听中国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刘光耀独家讲述艾哈德的经济思想，揭秘德国崛起背后的秘密。德国二战之后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与我们前几期介绍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行有很大关系。一直以来，不少人把弗赖堡学派的代表人物——瓦尔特·欧肯视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开创者，而把德国前总理艾哈德视为弗赖堡学派的追随者，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艾哈德从来不是弗赖堡学派的成员，更不是弗赖堡学派的追随者。”
——刘光耀
艾哈德和欧肯：理论是近亲，但无隶属关系
艾哈德主张“社会自由主义”，特别强调“社会”的功能。欧肯主张“奥尔多自由主义”（“秩序自由主义”），特别强调竞争秩序和秩序政策。艾哈德的思想和理论与欧肯的思想和理论是近亲，而非一家，各成体系，无隶属关系。
1891年1月27日，瓦尔特·欧肯（Walter Euken）生于德国耶那市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鲁道夫·欧肯是耶拿大学著名的哲学教授，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知识渊博，德高望重。母亲伊勒娜19岁时嫁给了比她大17岁的欧肯教授。她操持家务并照顾孩子。欧肯的父亲治学严谨，但作风民主。家庭里充满着一种追求知识、尊重知识、民主讨论的和谐气氛。欧肯的家庭好像一个无边无际的知识大海洋。青少年时代的欧肯如同一条永远感到饥饿的小鱼，自由自在地漫游，寻觅自身需要的各种知识营养。
欧肯中小学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1909年5月12日，欧肯中学毕业。从1909年春季开始，欧肯在基尔大学读历史、国家学和国民经济学。从1910年秋季开始到波恩大学学习。1911年春季开始到耶拿大学学习。1911年秋到波恩大学学法律。1913年3月5日，他结束了波恩大学的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1919年12月至1920年12月在柏林大学任教。1921年3月7日，欧肯获得在柏林大学正式执教的资格。1925年4月1日，34岁的欧肯被任命为图宾根大学的国民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
1927—1950年，欧肯在弗赖堡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33—1945年，他培养了45个博士。1933年，有两个法律工作者来到弗赖堡。一个是来自布拉格的39岁的汉斯·格罗斯曼—多特（Hans Grossman—Doerth），另一个是38岁的从柏林来的在大学取得执教资格的弗兰次·伯姆(Franz Boehm)。他曾在帝国经济部的卡特尔局工作过，现在来到弗赖堡大学的法律和国务政治系。那年，欧肯42岁。这三位学者志同道合，知识渊博，相互尊重，在他们之间很快建立了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三个人都曾独立地研究过同一个题目。后来，弗赖堡学派的第二号人物伯姆曾对他们研究的题目作过一个概括：“就是在自由社会中私人权势问题。它必然导致出现一个问题，如何创立一个自由经济制度。”后来他们三人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逐渐发展成为德国的弗赖堡学派的核心和主力。欧肯是弗赖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师从当时历史学派的反对者——德国最杰出的边际主义理论家波恩大学教授海因里希·迪策尔（1857—1935）。欧肯的主要著作有：大学时的博士论文为《海运联盟的产生》。《德国货币问题的批判研究》（1923）、《资本理论研究》（1934）、《国民经济学的本质》（1938）、《国民经济学基础》（1940）和《经济政策原则》（1952）。
欧肯是一个秩序经济自由主义者。他认为，没有经济自由，便没有经济的发展。但如果没有一定的秩序，经济自由就会走向灾难。他主张权利分散，反对垄断；要对收入和财产进行再分配；在经济萧条时实行最低工资标准。
1946年4月，欧肯第一次同出版商赫尔穆特·屈坡 (Helmut Kuepper)结识。两个人都担心，计划经济的追随者们有可能在将来经济制度的争论中占上风。几个月后，屈坡建议，要出版一个研究维护秩序政策的国民经济学杂志。他把这个杂志取名为《奥尔多》（Ordo），并要求编辑部最迟在1947年初开始工作。不久便出现了欧肯和伯姆共同编写的《年鉴》并命名为《奥尔多》（Ordo）。这是自1948年以来关于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年鉴。
“Ordo”是拉丁字，原义是指一种有次序的、有规则的、公正的、适当的排列、合理的安排和秩序。政治上指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地位、等级和阶级差别等。天主教也用这个字来指教会内部的等级。
欧肯所用的“奥尔多”（Ordo）的内涵和外延比拉丁字“Ordo”的原意有更加丰富的内容。欧肯认为，“奥尔多”（Ordo）的含义，一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应当建立一种公正和合理的秩序。虽然社会成员的地位和所从事的工作不同，但在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人人都应有自己的尊严。人们要努力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特权、没有贵贱高低之分的社会。因此，欧肯的“奥尔多”是要建立一种合乎理性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最理想的秩序。二是指人们应当摈弃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无序痼疾，同时也拒绝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统制，要按照“奥尔多”（Ordo）的理念建立一种有秩序的、高效率的，同时尊重人的市场竞争秩序。
弗赖堡学派关于“奥尔多自由主义”的理论已成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欧肯要求建立公正的“经济秩序”。欧肯认为，历来存在两种关于经济秩序的不同观点。一是“经济秩序”（Wirtschaftsordnung）。这是一种客观上存在着的经济秩序。当然，这种经济秩序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种经济秩序，社会成员从自身利益出发，褒贬不一，观点和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推崇，有人反对。有人想保持它，有人想改变它。二是“经济的秩序”（Ordnung der Wirtschaft），亦即按照“奥尔多自由主义”（Ordo）建立的经济的秩序。这是欧肯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经济的秩序”。欧肯认为，这样一种“经济的秩序”，不但可以使经济持续、健康和高速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类的尊严和自由可以得到保障。这种“经济的秩序”必须通过人们长时间的百折不挠的努力方能实现。
欧肯还认为，经济秩序和经济活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必须严格区别开来，绝不能混为一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成熟的竞争政策和秩序。与自由经济不同的是，这个竞争政策所要求和所需要的经济秩序决不能交由经济中的利益集团和个人去建立。与计划经济不同的是，这个竞争政策要求，凡是在能够进行正常竞争的地方，必须要有个人自由的经济活动。国家可以，而且必须制订经济运行的框架，但它不能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人们应当拒绝国家经济计划和国家对具体经济生活的参与。
欧肯指出，良好的竞争秩序不但可以向居民提供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好的货物，而且还可以使公民免受私人和国家权势的欺负和蹂躏，并可以享受应有的自由。竞争秩序有力地限制了私人权势的形成和发展。竞争秩序是自由放任政策和干预主义政策的唯一的替代选择。这是竞争中的“第三条道路”。
欧肯最终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经济有效运转和尊重人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这就是说，在这种社会中，要尽可能地消除物品短缺。同时，要使自我负责的生活成为可能。有效运作意味着效率。人的尊严意味着对生活的自我负责。这样，生活便处于自由之中。
欧肯为代表的弗赖堡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国家应该制订一种秩序政策（Ordnungspolitik），保障经济正常运行，不能让市场过程参与者随意决定经济活动的形式。秩序政策是指：国家必须确定经济主体都必须遵守的法律和社会总体条件，以便使一个有运作能力和符合人类尊严的经济体制得到发展。国家必须为竞争秩序确定一个框架，并不断保护这个框架。在保证自由进入市场和防止垄断行为的条件下，市场过程的参与者可以自主作出决策。同时，市场则把各个市场参与者协调成一个国民经济的整体过程。因此，秩序政策是保障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和“整体秩序框架”。
欧肯的经济政策理论首先着眼于区分经济秩序同经济过程之间的差别。所谓“经济的秩序”是指经济活动在法律上和体制上的框架，而所谓经济过程则是指经济主体和一切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交易过程。在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制度下，国家扮演着“夜警国家”的角色，既不主动确立经济秩序，也不干预经济过程，而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国家则包揽一切，制定并掌控经济秩序，参与并主导经济活动全过程。
欧肯提出了保证竞争秩序的必要的经济政策前提，也就是竞争政策的七项原则、国家进行调控的四项原则、竞争秩序的构成原则、政治说服工作和民主原则。
欧肯提出的竞争政策的七项原则是：
第一、创立一个能在平等的条件下充分竞争的有效价格体制，这必须成为基本原则。这个价格必须是符合供求关系实际情况的。这是充分竞争的前提，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重要标准。无此，一切经济活动便会出现混乱。
第二、必须实现币值稳定，这是创立一个有效的价格体系的有决定意义的前提。一切实现秩序的努力，如果没有币值的稳定那就是徒劳的，而币值的稳定不是由政府部门人为地确定，而应当是按照市场的供求规律自然形成的。在竞争秩序中，货币政策必须置于优先地位。
第三、必须实行公开市场，实行商品自由进入市场。必须取消进入市场的禁令和限制、反对卡特尔、反对对竞争的限制。
第四、私有制必须得到法律的保护。
第五、必须有契约自由，因为它对于竞争体制取得成果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在滥用这种自由时才被加以限制。只有当人们自主地决定同谁或不同谁签约时，竞争才能在竞争者之间出现。契约自由能使人力资源得到最充分的挖掘和运用。
第六、必须实行自负盈亏。所有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要对其经济活动作出广泛的担保，这样他们便会认真计算成本和利润的关系，小心行事。
第七、必须实行经济政策的稳定。经济过程本身就包含着关于未来发展的许多不确定因素。国家不应再去扩大这种不稳定因素。为了使企业在承担市场风险的同时，不必再承担政府政策带来的风险，国家必须推行一项稳定的政策。国家政策必须要有科学性、稳定性、持续性、透明性、可知性及可预见性。只有这样，企业才有持续的投资势头。
这七项原则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只有这七原则同时实现，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竞争秩序。这些经济政策原则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方向。
国家进行调控的四项原则是：
第一、国家必须通过竞争政策及时地阻止垄断和卡特尔的出现。如果由于技术上的条件无法阻止避免垄断出现的话，那么，必须将其置于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反垄断机构的监督之下。
第二、国家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借助于累进所得税制对收入分配进行校正；分配社会产品是根据个人在竞争中的个人成就在满足他人需要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分配的结果没有体现社会公平，那么就必须用征收累进制税金的方法加以调节。
第三、在进行经济核算时，不仅应将企业内部的成本，而且还将由于从事生产而对总体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一并考虑在内。用现今的用语来表达就是考虑外部成本。
第四、纠正非正常的供应行为。在某些市场上，例如在劳务市场上，价格呈下降趋势，国家必须通过规定最低工资或最低价格的方法将非正常行为限制在一定程度。在经济状况不佳时，资方对劳动力需求减少的情况下，要保证工人的最低工资。要通过规定劳动时间、妇女和儿童的工作范围来保护劳动力。
毫无疑问，欧肯为代表的弗赖堡学派理论是德国战后发展经济的极其重要的思想宝库，欧肯对战后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德国很多学者高度赞扬欧肯。弗赖堡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伯姆在回顾和评价弗赖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欧肯时说：“他是作为思想家和人的精神的鼓动者——前无古人，从没有这种全国公认的类型的人，具有天才气质，他更像一棵慢慢生长的参天大树，大器晚成，他的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好像在这几年……才得到发挥，他有充沛的潜能、体能和智能……他不要求革新大学，而是要求激活科学，就是说，是按照所有科学问题的基本要求，按照事物的‘秩序’，按照‘奥尔多’，重新赋予新的含义。”欧肯当年的一位学生在欧肯追悼会上说：“欧肯教授向我们指出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秩序的世界”。（注1）
很多德国学者称他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框架的设计师”，竭力贬低艾哈德，把他硬说成是以欧肯为代表的弗赖堡学派的成员或积极追随者。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艾哈德从来不是弗赖堡学派的成员，更不是弗赖堡学派的追随者。持这种观点的人，如果不是没有很好地研究艾哈德的科学之路和独具特色的理论，就是先入为主，抱有严重偏见。
欧肯比艾哈德大六岁，基本上处在同一个年龄阶段。艾哈德和欧肯是在大致同一个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城市和地区，不同的家庭氛围，不同的学术环境，不同的工作条件下，独立自主地分别研究有某些近似但又不同的经济科目。两人的思想和理论各自成体系，各具特色，不能说艾哈德的思想来源于或从属于欧肯为代表的弗赖堡学派。反之亦然。
在德语区有一批新自由主义的法律和经济科学家把艾哈德的思想和政策的核心内容按照自己的需要做出了符合自己愿望和思路的解释。他们认为，艾哈德的思想来源于弗赖堡学派的奥尔多自由主义者欧肯和伯姆等，来源于1937年以来在日内瓦教书的勒普克，接着是1952年从伊斯坦布尔回到海德堡教书的吕斯托，来源于1947年提出社会市场经济概念的米勒—阿玛克，甚至还有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哈耶克也被说成是艾哈德政策的指路人。有时还把哈耶克的老师冯·米瑟斯（von Mises）说成是对艾哈德的影响者。
著名新自由主义者吕斯托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德国有一个唯一的国民经济学小组。这个小组拥有一个非社会主义的建立在自由倡议和绩效竞争之上的经济制度的合乎逻辑的计划。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竞争秩序，这种新的竞争秩序被米勒—阿玛克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的竞争秩序。”他接着说，这个无所畏惧的力量的方向的代表艾哈德在绝境中领导了德国的经济政策，并出现受到全世界称赞的奇迹。“如果人们要想知道他的整个结构和内涵，那么有本书可以满足这种需求。这本书就是欧肯的《经济政策原则》。”（注2）
温舍强调，作为经济科学家，艾哈德同包括欧肯在内的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没有值得一提的接触。
当然，艾哈德自己认为他属于德国新自由主义范畴，但对德国其他新自由主义者们对他的评价不以为然，明显表示不快。艾哈德郑重声明，绝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者只是看到了他在1948年以大无畏精神实行了经济改革，把放开价格同货币改革联系在一起时那种符合他们理念的极其大胆的自由化行动。
艾哈德严肃地指出，遗憾的是，“我的新自由主义朋友中（指德国的弗赖堡学派的奥尔多自由主义者欧肯和伯姆、二战期间在1937年以来在日内瓦教过书的勒普克、1952年从伊斯坦布尔到海德堡大学教书的吕斯托和1947年提出社会市场经济概念的米勒—阿马克—作者注），没有一个人从根本上研究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没有真正理解社会市场经济”，甚至像米勒—阿玛克这样一个与艾哈德共事多年的同事和战友也没有真正理解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的真正内涵、精髓和灵魂。
艾哈德认为，就连勒普克这样艾哈德非常尊重的好朋友在他1950年发表的评估（在这个评估中，他认为德国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也没有从他的政策的特殊角度来研究问题，而是一般地讲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优势。
事实上，许多人对艾哈德的政策没有深刻的具体的评述，许多赞扬是言不由衷的。实际上，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对艾哈德的政策在内心里并不同意。他们只是利用艾哈德过去取得巨大成功的光芒四射的耀眼光环，打着社会市场经济这个大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他们内心知道，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同艾哈德的思想和理论有着很大不同，甚至有本质上的区别。
由于艾哈德所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获得巨大成功，使德国经济出现空前繁荣，人们达到共同富裕，艾哈德成为德国崛起的象征，德国新自由主义者们不好正面批评艾哈德的思想和理论，但实质上在宣传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架空艾哈德。他们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艾哈德的重大行动都是在弗赖堡学派推动下采取的。
温舍严厉批驳了吕斯托等人的观点，明确而又严肃地指出，人们不能人为地把艾哈德的思想和理论融入欧肯的秩序政策理念之中，也不能说米勒—阿玛克只是把欧肯的竞争秩序洗礼命名为社会市场经济。这种极端片面和主观的看法在德国有相当的影响，误导了许许多多的人。
艾哈德认为，社会市场经济同欧肯的竞争理论虽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并不是一个理论体系。
德国很多学者认为，欧肯的《经济政策原则》是新自由主义纲领。这个纲领成了艾哈德政策的构成要素。温舍指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艾哈德从欧肯的《经济政策原则》中没有得到多少东西。
艾哈德早在七十年代就严肃指出，完全可以排除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和欧肯的竞争理论的关系被搞混淆了。
温舍强调说，艾哈德同欧肯的“经济政策原则”并无多少联系。艾哈德称该书是经院式著作。（注3）
艾哈德同意埃里希·施特莱斯勒（Erich Streissler）对欧肯的评述：“欧肯事实上是一个这样的人。他认为，经济政策能够实现充分竞争和一个理论家的抽象的模式理念”，并认为欧肯这种模式理念是不可能实现的。
艾哈德指出，欧肯关于整个国民经济按照一个只是想象出来的极端的市场形式去建设的政策建议，根本上是不严肃的。事实上，不少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欧肯关于完全竞争的纯粹的市场形式是理论上的。许多人引用欧肯的原则只是表面的。
艾哈德与欧肯相比，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艾哈德不但有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长期处于领导岗位，能够把自己的理论和思想同实践结合起来。如果发现问题，还可以随时进行纠正。而欧肯只是一个优秀的经济理论家，没有机会直接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确实，他在战后和联邦德国成立后，曾作为经济咨询顾问和学者向作为美英双占区的经济管理局局长和联邦经济部长的艾哈德提出过许多颇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报告，艾哈德根据自己的理论和德国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纳其中的建议。
新自由主义者成功地使人们相信，似乎艾哈德的政策来源于他们。把艾哈德归类到弗赖堡学派之中，或者说艾哈德是弗赖堡学派的成员，或者说艾哈德是弗赖堡学派的积极追随者，或者说艾哈德是弗赖堡学说的一个成功的实践者等不一而足。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他们贬低和歪曲了艾哈德的许多思想和观点，给人们的印象似乎艾哈德的思想和理论只是欧肯的奥尔多自由主义的竞争纲领的门面或装饰。他们把艾哈德领导下德国取得的辉煌成就硬说成是他们的经济政策的胜利。（注4）
温舍指出， 新自由主义者不懂艾哈德构想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内涵，特别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真正含义。在欧肯的《经济政策原则》中显得特别明显。虽然有些段落论述19世纪的社会问题，但欧肯并没有对现实社会政策的论述。只是欧肯的学生K·保尔·亨塞尔（K.Paul.Hensel）和欧肯的遗孀整理《经济政策原则》并出版时才加了几句关于社会政策的话。
欧肯的“经济政策原则”被很多新自由主义者强制性地奉为圭皋和指路明灯。艾哈德甚至怀疑，“经济政策原则”署名是否出自欧肯。这可能是出品人选择的书名。
艾哈德认为，欧肯“经济政策原则”和他的社会市场经济不是“同源”，不能“混淆”。（注5）
人们在欧肯“经济政策原则”和艾哈德的经济政策汇总之中找到两点近似的东西：一是两人都非常重视货币政策和币值稳定的重要性。二是两人都重视市场上个体的自主和自治地位。不过，艾哈德关于个体自治的内容要多得多。
社会哲学家、科学理论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卡尔·R·坡普尔（Karl R. Popper）对那些从理论上构思出来的社会制度有深深的忧虑。他认为，如果做得不适当，这样观点可能导致灾难。
艾哈德认为，欧肯关于充分竞争的竞争秩序是学术性的和脱离现实的。在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中，经济自由和社会负责必须得到保障。欧肯要求，在所有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充分竞争。
米勒—阿玛克正确指出：“可以肯定的是，他（指艾哈德）对欧肯和伯姆的著作经常给与特别的关注；但直到战后才开始了个人的关系。艾哈德感到自由主义的弗赖堡学派的思路是他的近亲。然而，人们不能把他称为对战后年代经济政策思想形成有着如此广泛影响的学派（指弗赖堡学派—作者注）的直接的成员。”（注6）
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和理论来源是多元的，社会市场经济有很多父亲。欧肯是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父亲，但应公正地说，艾哈德是最重要的父亲。1948年，社会市场经济这个“婴儿”是在艾哈德而不是别人的亲自操作下呱呱坠地的。艾哈德和欧肯是相互尊重的，两人的理论和思想存在一些共同点和相似点。但不能说，两个人的思想和理论是一样的，更不能说艾哈德的思想和理论只是来源于欧肯的思想和理论。艾哈德对欧肯和以欧肯为代表的弗赖堡学派是很重视的，称他们是“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弗赖堡学派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特别是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艾哈德在他参与的货币改革和亲自领导的经济改革以及大力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都吸收了欧肯和弗赖堡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的一些思想和观点，但他主要是靠自己的理论去指导工作的，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首先，直到1947年底，弗赖堡学派的活动才引起了艾哈德的注意。那时艾哈德担任“货币和信贷特别处”的主任。弗赖堡学派撰写过许多关于货币政策问题的文件。人们把这些文件寄到在巴登的法国军事占领当局，最后这些文件辗转到了艾哈德手中。艾哈德共收到218份文件，弗赖堡学派的报告是其中的一个。艾哈德比较重视弗赖堡学派的报告。他邀请欧肯、特尔哈勒和戈尔罗夫参加了1947年1月在巴特霍姆堡举行的“货币和信贷特别处”会议。从文件的记录看，被邀请的经济学家们几乎未对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和处理，艾哈德很不耐心地对讨论进行了总结。他说：毫无疑问，专家们对基本思想和必要性发表了意见，只是人们必须要问，改革后形成的价格能否站得住脚，能否正常发挥作用。人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真正地废除各类经济管制，与会者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找到一个答案。
其次，1948年1月23日，在经济管理局成立了科学咨询委员会。弗赖堡学派的成员欧肯、伯姆和拉姆坡参加了。拉姆坡在咨询委员会成立几天后的1948年2月9日就去世了。此前不久，埃尔温·封·贝克拉特进入该委员会。另外，弗赖堡学派的批评者诺尔廷、席勒、魏泽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1948年3月2日，艾哈德当选为经济管理局长。1948年4月1日，科学咨询委员会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货币改革后的消费调节、管理和价格政策措施》呈上。报告说：只有彻底变动迄今为止的经济控制，货币改革才有意义；孤立地搞，肯定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艾哈德也持这种观点 。
第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艾哈德担任了第一任联邦经济部长。在联邦经济部内成立了有欧肯参加的经济科学咨询委员会。他们定期向联邦经济部长提出研究报告和建议，对德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德国许多学者和政界的不少名人都认为，欧肯代表作《经济政策原则》是社会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思想来源。然而，艾哈德基金会《方向》杂志主编温舍却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对于艾哈德来说，可以肯定，他并没有使用欧肯《经济政策原则》中的思想。欧肯的书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书中不但有缺点，而且是在1952年出版的。艾哈德最迟是在1948年开始建立他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在改革的决定性阶段他不可能依靠欧肯的《经济政策原则》，而且后来他也没有这样做。
温舍指出，弗赖堡学派（奥尔多自由主义）的整个著作，对经济政策的任务进行了美化和加工并把竞争理想化了。他们试图影响市场的参加者。每个人都应当这样表现，使得竞争占统治地位。如果还有问题，他们就推荐执行别的经济政策。这样竞争在市场经济政策中就占了最高的地位。
没有人知道，“正确的竞争”是怎样的。
关于1934/35年冬季学期以来的会见和讲座问题，温舍认为，这些会见和讲座是在卡尔·迪尔的住宅举行的。康斯坦丁·封·迪策、瓦尔特·欧肯、阿道夫·拉姆坡是经常参加的。这是私人的交谈和活动，没有记录，没有照会，没有公开发表。
关于对战后第一次世界教会的文件《经济和社会》纲领性附件问题，温舍认为，封·迪策、欧肯和拉姆坡等参加了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期间举行的世界教会会议，并受委托起草了这个文件。该文件直到1979年才发表。卡尔·戈德勒领导了这一工作，而艾哈德从他那里没有听到这些情况。艾哈德在纽伦堡和柏林曾见过他。戈德勒1930-1937年任莱比锡市长，1931/32和1934/35同时任帝国价格监督局长。艾哈德在他1944年7月20日被处决前还同他交谈过。在被处决前几天，戈德勒还向他的朋友们推荐艾哈德作为他们的顾问。他称“纽伦堡德国工业研究所的艾哈德博士”为经济专家写了处理战后债务问题的很好的文章，“他会很好地给您们咨询。”他推荐了艾哈德，而不是弗赖堡学派的作品。
关于1943年以来在《埃尔温·贝克拉特工作集体》出现的文件问题，温舍认为，艾哈德没有看到过这些文件，因为这些文件直到70年代才找到。1986年发表时才冠以美名《通往社会市场经济之路》。艾哈德那时差不多已去世10年。
在贝克拉特工作集体中，除了贝克拉特和弗赖堡学派的教授们（封·迪策、欧肯、拉姆坡）外，还有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伯姆（Boehm）、普莱泽尔（Preiser）、封·施塔肯贝格（von Stackelberg）和魏塞尔（Wessels）。这个圈子的活动秘密进行。除了这个圈子的人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活动。1944年7月20日后，成员们都处理了他们的文件。因此，后来是很难找到的。
应当说，艾哈德在创立社会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和社会制度过程中，吸收了弗赖堡学派、流亡经济学派和米勒—阿玛克等的思想，但他主要是依据自己的理论创立了社会市场经济。（未完待续，每周持续更新，欢迎关注微博话题#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讨论，关注网易研究局官方微信公号（ID:wyyjj163）获取最新内容）
注释：
（1）[德国]Herausgegeben von Lueder Gerken:Walter Eucken und sein Werrk Rueckblick auf den Vordenker der soziele Marktwirtsxhaft Mohr Biebeck,第108页.
（2）[德国]Horst Friedrich Wuensche：Ludwig Erhards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Wissenschaftliche Grundlagen und politische Fehldeutungen lau Verlag,第60—61页.
（3）[德国]Horst Friedrich Wuensche：Ludwig Erhards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Wissenschaftliche Grundlagen und politische Fehldeutungen lau Verlag,第61页.
（4）同上书 第62—63页.
（5）同（4）第67页.
（6）Schroeder,Gerhard.MuellerArmack,Alfred.Hohmann,Karl.Gross,Johannes. Altmann,Ruediger (Hrgs.): Ludwig Erhard Beitraege zu seiner politischen Biographie Festschrift zum fuenfundsiebzigsten Geburtstag, Propylaeen Verlag.1972,第473页.
刘光耀先生简介
河北省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1983年11月至1985年1月在外交部第一期经济调研干部培训班学习并以优异成绩结业。1976年至1982年在驻奥地利使馆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1985年至1989年在驻德国使馆研究室工作，任一等秘书，主管经济调研。1990年至1993年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世界经济处工作，任处长。1993年至1996年在驻德国使馆工作，任政务参赞兼研究室主任。1996年至2001年任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作长达18年之久，深入地研究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双边关系以及欧洲联盟的形成和发展。
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往期回顾：
第9期：艾哈德的七位人生导师——安德雷亚斯·弗格特、卡尔·特奥多尔·封·艾贝格、阿道夫·君特、弗里茨·施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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