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中西经济比较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2019年6月12日，由中国经济史学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经济学报》共同主办的“千年中西经济比较研讨会- 历史GDP核算及古代中国的增长”在清华大学召开。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欧洲经济史学会会长斯蒂芬·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分享了历史国民收入核算的最新研究成果，就大分流时代的起始时间、东西方古代经济发展脉络等热点问题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魏明孔研究员致开场辞，高度评价了本次国际会议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讲到经济史的研究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紧接着，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致辞，关于中国历史国民收入核算及其国际比较这一重要话题，研究院的团队长期关注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对于千年中西经济比较的研究有三个基本发现：第一，历史上中国GDP占世界比重先升后降，明末达到顶点（34.6%）；第二，东西方“大分流”始于1750年代，而非工业革命；第三，古代中国（生活水平方面等）落后于欧洲主要国家始于1600年。李稻葵教授强调，经济史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的重要命题，还可以“以史为鉴”为现实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欧洲经济史学会会长斯蒂芬·布劳德伯利

接着，布劳德伯利教授做主旨发言，向与会者介绍了其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布劳德伯利2016年获授英国科学院院士，以经济史、长期经济增长及历史国民经济核算（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等领域的研究见长。他首先对安格斯·麦迪逊教授开创性的千年经济史研究表达敬意，过去十年自己及其跨国团队一直致力于对麦迪逊的数据和结论进行修正，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对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世界各国经济的长时段经济发展提供了数据基础和支撑。与加州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同，布劳德伯利认为欧亚大分流的起始时间为1700年左右，这一结论与史学界的传统观点保持了一致，并在数字层面有更确切的证据。过去六年，布劳德伯利教授与研究院的经济史研究团队合作，重新估算了中国古代980年至1840年的国民收入。研究发现，中国在北宋年间曾领先世界，但随后扩张的领土不宜耕作，人口增加剧烈，导致人均GDP显著下降。通过与其他地区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意大利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明朝超越中国，欧洲整体在18世纪初也完成了对中国人均GDP的超越。布劳德伯利特别指出，越接近工业革命，决定古代经济发展更重要的因素越不是提高增长，而是减少衰退。麦迪逊估算的经济增长平稳、持续，而新的核算法则显示，欧洲各主要经济体直到19世纪后，增长率才超过衰退率，而同时期的中国则处在持续下降的区间中。至于欧洲能够避免经济崩溃的原因，布劳德伯利认为，取消身份限制、开放社会，通过分工、劳动使普通人进入精英阶层，此种社会制度下的经济发展与传统自然国相比，不太会受相对价格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院、《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众

《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魏众指出，关于中国GDP的测算，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只是不断逼近现实。大分流的出现并非欧洲国家高速增长，而是中国人均GDP的下降所致。这种因技术、制度、产业结构问题导致的落后，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常务副主编 仲伟民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常务副主编仲伟民认为布劳德伯利教授关于大分流开始时间的这一发现印证了主流观点，不同于加州学派。在他看来，也许大分流的开始还要更早一些，甚至可能在大航海之后就开始。另外，关于古代经济增长的解释赞同从制度角度的分析。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认为，麦迪逊作为该类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虽没有考虑到波动因素，但仍功不可没，李稻葵教授团队的研究更为完善，也更贴近现实。中国逐渐落后的原因有二：人口角度，人均GDP降低；技术角度，背负沉重人口负担的小农经济使发展受限。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教授肯定了相关经济学的比较研究，认为是国际合作的典范。龙登高指出，虽然中国整体发展水平虽然偏低，但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均值的三倍，因此应分别比较荷兰、英国、欧洲、长三角和整个中国。另外，土地交易和盐的相关计算在国民收入核算过程中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财经金融学院教授何平

中国人民大学财经金融学院教授何平首先肯定了历史GDP核算的重要意义，也指出关于不变价计算等长期GDP核算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此外，还提到中西经济比较的过程中，关于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可能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予以考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张亚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张亚光指出对于经济史的研究意义重大，布劳德伯利教授关于18世纪古代中国经济开始衰落的观点，对于中国历史上辉煌时段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张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张凯强调，没有发展出产权制度，没有发展出近现代科学，是大分流出现的原因。而究其根本，黄张凯认为欧洲中世纪大学极大促进了人力资本发展，而中国的科举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释放信号，而不是传播知识。另外元明一系的户籍制度，相对于欧洲的学徒制度，也不利于职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赵学军、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日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珏、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彭凯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管汉晖出席会议并发言。一同出席会议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范世涛、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金星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助理研究员缪德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隋福民、《经济学报》编辑部主任王红、《比较》编辑部副主编吴素萍、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许心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为鹏、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伏霖等专家学者。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