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终止增持频繁上演 专家：加强约束机制

（原标题：A股终止增持频繁上演 专家：加强约束机制）

随着增持期限进入“倒计时”，一些公司的增持主体不仅是“零增持”状态，而且干脆宣布终止增持计划。业内人士表示，有必要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加强对这类行为的约束与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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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市场行情回调的背景下，A股掀起了新一轮上市公司“增持潮”，但随着增持期限进入“倒计时”，一些公司的增持主体不仅是“零增持”状态，而且干脆宣布终止增持计划。多位业内人士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必要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加强对这类行为的约束与惩戒。同时，从对投资者负责任的角度出发，建议增持主体在披露计划前先把资金落实到位。

终止数量创近年新高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2日，今年A股已有15家公司发布终止增持计划的公告，创近年新高。具体来看，2018年只有6家，2017年和2016年各有1家，2015年不到10家，2014年为2家。

值得一提的是，从时间看，前述15家公司中，有12家是在4月份以来宣布终止的；从增持主体看，除了控股股东、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终止增持计划更多牵涉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人员。

从终止原因看，1家因股价超过拟增持价格上限无法增持，1家因被暂停上市无法继续交易，其余13家基本为“由于金融市场环境变化、融资渠道受限等原因，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

从增持实施情况看，宏图高科等有6家公司发布终止增持计划公告时，相应的增持主体还处于“零增持”状态；银鸽投资、亚联发展等8家做了部分增持，但与增持计划设定的目标尚有较大差距。比如，银鸽投资董事高管拟耗资2000万元-400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拟终止前增持了549.50万元；亚联发展公司实控人拟增持的金额不低于3亿元，拟终止前增持了8554.55万元。

部分终止增持计划涉及金额较大。比如，粤泰股份控股股东或其一致行动人拟增持股份金额介于4亿元-10亿元，拟终止前未有增持；融钰集团董事长尹宏伟拟增持金额为5亿元到10亿元之间，增持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5%，终止前通过控制的公司累计增持了993.87万股，占融钰集团股本的比例为1.18%；阳普医疗实控人邓冠华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拟增持金额为1亿元到10亿元，终止前部分高管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做了增持，增持金额为1748.30万元，实控人未增持；*ST雏鹰控股股东、部分董监高、证券事务代表及其他部分核心管理人员拟合计耗资不低于5亿元进行增持，终止前控股股东、实控人侯建芳增持了约3863.83万元，其他主体未增持。

此外，据记者统计，从发布增持计划到宣布终止计划这个期间内，上述15家公司中有12家的股价为下跌状态，累计下跌幅度均超20%，有的更是遭遇股价“腰斩”。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公司在发出终止增持计划的公告后，股价出现大跌。

落实好资金安排

鉴于终止增持的原因多与资金筹措相关，是否有必要把资金落实好再发布增持计划？中国证券报记者就该问题采访了多家上市公司董事长、高管，观点一致认为有必要做好资金安排再披露增持计划。

江苏某上市公司董事长告诉记者，“资金安排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增持计划披露前已把资金筹措好。第二种是资金安排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但还没落实到位。第三种是资金根本没着落，先发一个增持计划公告再说，这种情形在后面筹集资金时很容易出问题。我觉得，第二种情形比较多。”

北京某上市公司高管认为，“从严肃性以及对投资者负责的角度看，增持肯定是应该先落实资金安排的，不然的话，其实它就会成为一个无根之水，没有办法执行。有些根本就不是为了要真正增持，而是为了一时对股价有影响，所以就没想过资金安排，这个出发点是不负责任的。”

华昌达董事长陈泽直言，“增持计划应该提前安排好资金，按计划实施增持。但由于一些公司股价长期低迷不振，大股东为提升股价，会公告大额增持，但实际未准备好资金，最后只象征性增持一些。”另一位来自北京的上市公司董秘表达了类似观点，“不少增持主体其实没想好资金安排，而是为了托股价。”

对于是否适合加杠杆进行增持，上述受访人士多持谨慎态度。“杠杆增持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杠杆比例不宜过大，以免股价波动太大造成被动平补仓的风险。一旦股价持续下跌，杠杆增持风险很大。”

加强约束机制

不可否认，一些增持计划会因客观因素终止或搁浅，比如年报、半年报披露窗口期、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股价超过拟增持价格上限、相关增持主体从上市公司离职等，但不排除一些目的不纯的“忽悠式”增持。因此，分析人士认为有必要加强对责任主体的惩戒，而不仅仅是道义谴责。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尚需建立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其实从法规上并没有严格来说一定不能终止增持计划，只不过要求有合理的解释。目前好像也没说筹集不到资金是一个不合理的原因。所以，从法规上来说不能直接监管或处罚，又或者是限制这些大股东的。”前述上市公司高管认为。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大股东增持向来是受监管鼓励的，但不排除一些增持计划除了稳定市场信心外，还有配合市场炒作的目的。从制度层面看，对于未能兑现的增持计划，很难鉴定是主观行为，还是客观行为，这让一些增持主体钻了漏洞。对投资者而言，索赔会面临取证难的现实问题，建议理性投资，立足公司基本面，而不是盲目跟风参与概念炒作。

陈泽直言，“作为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承诺的事项，如不能如实履行，应该作出一定处罚。”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靳明明表示：“如果违反增持承诺，交易所可能会采取一些监管或惩戒措施，比如下发关注函、警示函、通报批评或公开谴责等。监管机构应该有一些更具体的惩罚机制来约束‘忽悠式’增持行为，但需要从技术层面厘清‘忽悠式’与‘非忽悠式’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