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周天勇看一带一路”系列稿件NO.003
作者|周天勇（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讲座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从宏观经济运行和增长理论看，“一带一路”规划行动中，特别需要避免的是，在国内经济与对开放之间关系上发生重大的战略性失误。对此，学界讨论较少。也就是说，从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开放的角度看，需要平衡对外投资、资金流动、产业转移，与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等内外经济的关系，形成适当的格局。本文就此展开学理和政策方面的分析。
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与资金流入流出的平衡
2013年倡议的“一带一路”规划，国内背景实际是中国工业化到后期，经济开放模式上，生产过剩使产业开始发生提出性转移，资本开始较多地向外输出，从主要引进来，到大规模走出去的转折。然而，如图2所示，国内投资持续从2007到2012的年平均增长24.7%下降到了2013至2017的年平均增长13.26%，特别是2017年更是下降到了7%，加上消费需求增长乏力，以及出口需求的不确定性，对国内经济增长形成较大的下行压力。GDP增长速度也从2007年14.2%下降到了2017年的6.9%，从未来看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这就形成了两个悖论:（1）从投资需求拉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一方面，国内制造业过剩对资本形成了挤出性的流出压力，需要“一带一路”产能合作，资本输出加以化解；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增长的投资需求拉动力持续减弱，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增速的放缓，给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增长带来了严重的影响。（2）从资金流出方面看，一方面，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似乎到了资本流出大于资本输入的阶段了，是正常的一种资金流出；另一方面，国内投资不足，经济增长下行，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是因国内产权保护不力、财产不安全和体制前景不明确，一些企业和家庭向国外转移产业和资本，特别是资金外逃所致。
从图1数据看，2002到2011年FDI平均增长9.81%，而2012到2017年平均年增长只有3.28%；2009到2011年ODI平均增长10.44%，而2012到2016年平均增长高达22.49%。2017年因对资本过度外流进行管制，才有所回落。
中国对外的ODI除了从正规渠道走的资金，进入大的矿业投资、工程、企业并购、工厂建设等等外，一些资金大量地从地下钱庄、边境携带现金等非正规渠道流出，进入境外加油站、超市、餐馆、小型企业投资，以及住宅等不动产。甚至一些民营企业的大中型投资，其资金也通过地下钱庄方式进行。
考虑以上因素，需要在“一带一路”ODI及其产业转移与国内经济运行、增长和国内产业安全方面进行平衡，即处理好对外更多投资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开放经济条件下，与一个封闭国家的经济运行不同的是，其平衡模型为：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支出+贸易余额+外部净要素收入+转移净收入；需要经常帐户，即贸易余额+外部净要素收入+转移净收入=储蓄和投资；还要经常帐户余额+资本帐户余额+金融帐户余额=0。当然，现实的国民经济开放运行中，不可能绝对平衡，但是，格局不仅要有利于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规划时，更多地向外投资，建设和提供国际公共和准公共产品、国家产品、国际私人产品，也能满足国内经济平衡和增长的资金需要。科学地处理好对外开放走出去与促进国内经济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钱纳里在论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平衡和增长中发现，其不是面临与投资机会相配合的国内储蓄短缺，就是面临着进口资本产品和中间产品所必需的外汇短缺，即或存在着储蓄缺口或外汇缺口。他构建了“两缺口模型”：投资-储蓄=进口-出口。如果储蓄小于投资，就会出现“储蓄缺口”；如果出口小于进口，就会出现“外汇缺口”。其解决办法是引进外资，刺激出口，提高储蓄水平，达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的。他认为，成功地引进外资将得到双重经济效果：既增强一国的商品出口能力，扩大了出口创汇；又提高国内储蓄水平，改善国内筹资状况。也就是说，要想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必须较多地引进外资，并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
中国虽然2010年以来，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压力也在加大。从开放条件下的国民经济平衡看，遇到了这样一些问题：（1）国际贸易虽然还是顺差，但是出口增长速度放缓、波动和不稳定，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在下降；（2）因在外投资资产盈利性较低或亏损，部分投资盈利不回流国内，一些在外居民可能要移民而不汇回工作收入等原因，使经常项目下的国际要素净收入流入不太理想；（3）部分企业家和居民，对国内信心不足，甚至觉得资产不安全，向外移民，向外转移资金；（4）留学、旅游、养老、健康、在处购物等，也使服务和货物贸易出现了可能没有完全被统计逆差和资金流出；（5）从图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境外对中国直接投资二者间的消长变化看，中国对外投资增长较快，境外对中投资下降，2015和2016发生了前者大于后果的情况，制造和服务业投资总体上可能是净流出的。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为1201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9.4%，境外对中直接投资为1310亿美元。
二、“一带一路”是一个资金共筹和长期建设的事业
“一带一路”需要提供的基建投资数额规模较大。实际上，对于沿线和相关国家和地区最为吸引的是规划提出的设施联通，即沿线国家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所要提供的产品是：（1）陆上公路、高速公路、铁路和高铁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2）口岸、港口、机场等设施及其多种运输方式接驳系统的建设，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对各国边界交通枢纽及线路进行便利化、快捷化提升改造；（3）水利发电站、电网线路、油气管道等能源互通设施建设；（4）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
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包含欧盟成员国）覆盖近50亿人口，经济总量约为39万亿美元，分别达到全球总量的70%和52%。[1]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具有刚性的财政约束，许多国家基建投资支出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相关指标如人均公路、铁路、输电线、管道等公里长度，人均发电量和信息网络设施等水平等，远低于中国；而且机场、港口和公路铁路交通枢纽供给不足、不成体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发展中国家目前每年基建投入约1万亿美元，但要想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速和满足未来的需求，估计2018年到2020年每年至少还需增加1万亿美元。[2]按此估算 “一带一路”规划境外需要的基建投资年均在2万亿美元左右。2021到2030年，考虑价格变动，每年也将在3万亿美元。这些基础设施，在这些国家内部来说，是他们自己的公共产品，或 者准公共产品。
这样巨额的投资，对于中国提供的部分来讲，产品类型如何划分，年度投资规模如何安排，需要科学确定。中国在以国际公共和准公共产品、国家产品的方式，向“一带一路”有关国家进行投资建设实施时，需要考虑这样一些因素：一是基础设施是投资大、周期长、重资产、变现难、收益低或无收益类产品，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财力紧张无法偿还，或者在借款时就没打算还款，或者政局动荡、经济形势恶化违约，其中中国当作准公共产品（无息或者低息贷款）和中国国家产品（需要还本付息和获得合理的利润）的投资，实际上很有可能转化为无偿的国际公共产品。二是确定中国年提供国际公共和准公共产品，以及中国国家产品可能被核销或毁约等外援支出占GDP的比例，以中国经济实力的承受能力为限。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各发达国家外援占GDP比例，并根据中国实际的发展水平，再加构建人类共同命运体和担负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来较合理地确定中国提供国家公共和准公共产品占GDP的比例。三是需要以外援规模不影响中国国民经济宏观平衡、增长动力和社会发展为界限，尽量不要影响国内经济增长投资建设的资金需要。四是既要在国际社会奋发有为，也要避免陷入与发达国家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准公共产品上竞向示好，以及发展中国家竞相索要攀比方面的恶性竞争之中。
如果我们对“一带一路”规划项目投资较大，国有企业投资加大，产业过剩挤出式资金转移，再加上一些国内高收入人群，民营企业家，因对财产安全担心，对未来体制预期不明，大规模向外移民，缩小生产和服务规模，关停国内企业，有的向国外转移生产能力，有的将所积累利润转移国外，甚至有的押抵套现后投向国外。从流程上看，实际上是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大量流出，如果向外直接投资大于国外对我直接投资，即投资净流出，则会对国民经济增长形成负作用。
从图2可以看出，我们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在资金供给和分配方面，面临着两难境地：国民经济结构转型发生的资本和产业挤出压力，客观上要求中国资本与产业向外转移走出去；而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却需要吸引和留住更多的资金，增加投资拉动需求，以支撑和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如何打破这种两难困境，需要有这样的逻辑思路：吸引不应该发生的资本外流（比如觉得财产不安全、体制和发展预期不明而发生的移民、转移产业、转移资金），堵住不法和灰色资金外逃；改革一些限制、阻碍国内投资的体制，寻找国内能更广阔的能留住吸引资金的领域。从中盘整出更多的资金，在内外投资方面分配，既尽可能能保证“一带一路”规划建设的实施，也能满足国内经济增长的需要。
三、保持国内外经济平衡和持续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为了使中国“一带一路”规划能够有更多的资金，向沿线和其他有关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准公共产品和中国国家产品，需要有这样一些方面的导向、开拓、调控和改革。
一是在国内舆论宣传方面，需要加大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保护企业家和居民产权、有恒产才有恒心、鼓励发展民营经济等党和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特别是党政纸媒和网站减少一些敏感话题的公开讨论，避免企业家和居民对预期形成不安全的误判，使移民、转移资产、转移产业、和转移资金热度降低，保证国民经济在资金和国际收支方面的安全和稳定，也能够使我们腾出较多的钱投入“一带一路”建设之中。
二是面对制造业过剩、利润微薄、成本较高的等情况下，需要真正减税清费降社保，并且降低企业经营的其他成本，休养生息，以减少国内企业因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减税和提高进口关税等竞争向其流出的产业转移投资。
三是需要通过调水技术和调水工程，改造土地技术推广和应用，增量土地产权改革，改以往政府投资为社会力量进入改造土地，扩大拟外流的社会资金能够在国内有投资的新领域。
四是通过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使农村（特别是东北广大林区和农区）土地生产资料和宅地居住生活资料，也即现在体制下的休眠和僵尸资产，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有价值的资产，农民能有财产性收入，在土地用途管制、防止农村炒地炒房泡沫、引导农民理性进入市场的前提下，使农村资产能够吸收城市社会和金融机构资金向农村和农业合理流动。
五是在严格禁止党政事业官员和一般党政公务事业工作人员本人经商投资外，放开其子女、配偶和其他亲属，可以投资制造业、服务业，特别是与新经济有关的实体经济，但是严格禁止其子女亲属利用党政事业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权力投资经商，严格禁止他们在其管理的地域、行业和业务范围内投资和经商，严格禁止党政事业领导干部及相关的一般党政事业工作人员，在其投资和经营中，利用自己的权力和管理权限，影响公平准入、经营和交易等市场规则和秩序，为自己的配偶、子女和其他有关亲属谋利。这主要是防止这部分群体的资金过于集中地进入房地产领域，或者因国内特殊限定无投资领域而在国外配置资产往外转移的资金外流。
这样我们在寻找新增长动能，留住一些过度外流的资金，着力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做强国内经济，使中国有向国际社会更多和可持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准公共产品和国家产品的能力。因而，科学地平衡对外经济开放与国内经济发展二者对资金流动和分配的需要，在规划实施中，部署中国国内资金多大规模投入“一带一路”规划投资建设运营之中，既要满足规划各项工程项目投资的资金需要，也要考虑宏观经济平衡和适当经济增长速度国内需要的投资。形成两全其美的对外资金流出和使用方案。
当然，在“一带一路”规划实施中，并不是对每一个设施、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时段，每一个部分，都绝对要求盈利，因为设施先行、初始投资、培养市场等等，一定时间内、局部和个别项目，有一些亏损，避免不了，也是合理的。然而，兼顾中国的国家利益，综合、总体和长远看，“一带一路”规划投资建设运营等实施，一方面，中国既要满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义”的全球价值观需要，中国作为第二经济规模体，应该承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准公共产品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对外总投资中，国际公共产品要降低成本、节省投资、提高质量、提供合格和高标准的产品；国际准公共产品中，尽可能地收回贷款，得到规定的低息，防止贷款豁免规模的不合理扩大；而中国政府提供的国家产品，一定要合作共赢，收回本息，合理盈利；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提供的国际私人产品，更是要保值增值，有净利润流回到国内。
（原标题：“一带一路”行动：两个重大的经济平衡，载于《现代经济探讨》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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