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宪平：政府推进都市圈建设重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原标题：徐宪平：政府推进都市圈建设重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中国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徐宪平

【财经网讯】 “政府在推进都市圈的建设中，重在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政府主要着力点在于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基础服务均等化，特别是推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还要建立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但从以往的实践来看，政府抓的最有成效的事情就是基础设施一体化。最难办的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因为这涉及到你要拿出真金白银，涉及到中央与省、省与市的财权和事权的划分，当前最紧迫的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这个体制是改革的一个最大的难点了。这个体制破除了以后，才能逐步推动在城市圈内实现城乡一体和协同发展。”3月27日，中国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徐宪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如此表示。

徐宪平认为，在过去一个时期，无论是区域发展，还是城市化发展，都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有的区域战略确定的地理单元太大，包括十几个省，难以形成针对性的、差别性的区域发展政策，也就难以形成区域间协同发展的机制。“我原来在湖南省当副省长的时候，谈到城市群一体化，我看了一下跨区域的城市群，基本上还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要朝东我要朝西，你要抓狗我要抓鸡，就没有形成一个火力。”所以，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比构建跨区域城市群更能产生积极的落地效应和示范效应。

徐宪平进一步解释，现代化都市圈是以超大、特大城市为强大支撑，以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紧凑型、紧密型的空间生态，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省的行政区划内，比如说长三角的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像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武汉都市圈、重庆都市圈、成都都市圈，关中平原的西安都市圈，基本都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基本可以形成共识，整合资源，探索创造出了一个一体化发展、差异化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城市群太大了，而都市圈创造出来的经验可以以圈带群，逐步推广。

以下为发言全文：

张燕冬：粤港澳有一些其他的优势，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下面请出徐宪平老师，他是国务院参事，曾经也是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现在也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特聘教授，徐主任长期在政府工作，作为政策的决策者，他也参与了“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对中国的城市发展，都市圈的发展，都有一些纵向和横向的思考和观察，下面我们有请徐主任，从您的经历来看，您觉得都市圈也好，城市群的发展也好，都有怎么样的都市的脉络，给我们提供怎么样的启示？

徐宪平：谢谢主持人，这些年提城市群，提特色小镇，提中心城市，现在又在提现代化的都市圈，那么现代化的都市圈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我想了一想，结合我的工作，我想谈一个观点，就是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比构建跨区域城市群更能产生积极的落地效应和示范效应，为什么这么说呢，记得2010年我还在发改委工作的时候，负责编辑了全国的功能区规划，对我们国家960万平方公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进行了分析评估后，在确定农业主产区，生态功能区同时，划分了21个城市化地区，当时预测未来中国人口的高峰14多亿，10亿城镇人口就分布在21个城市化地区。

2014年3月份国家出台了新型城镇化的规划，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是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来带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但是客观上来说，各区在过去一个时期，无论是区域发展，还是城市化发展，都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有的区域战略确定的地理单元太大，包括十几个省，难以形成针对性的、差别性的区域发展政策，也就难以形成区域间协同发展的机制。我原来在湖南省当副省长的时候，谈的城市群一体化，我看了一下跨区域的城市群，不管是城市群都市圈，基本上还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要朝东我要朝西，你要抓狗，我要抓鸡，就没有形成一个火力。

现代化都市圈是以超大、特大城市为强大支撑，以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紧凑型、紧密型的空间生态，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省的行政区划内，比如说长三角的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像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武汉都市圈、重庆都市圈、成都都市圈，关中平原的西安都市圈，基本都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基本可以形成共识，整合资源，探索创造出了一个一体化发展、差异化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城市群太大了，都市圈创造出来的经验可以以圈带群，逐步的推广，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

张燕冬：谢谢徐主任，您的主要观点，都市圈的发展建设，要比跨区域的城市群更容易落地，有一种落地的效应，主要的问题您还是觉得城市群之间的协调能力不够，这是主要的原因，是吗？

徐宪平：主要的原因就是区域单元太大了，十几个省，你怎么形成针对性差异化的政策呢，区域政策十几年的发展，我们推了这么多年，还是不够理想。

张燕冬：你觉得不够理想的主要问题，除了协调不力，还有什么主要原因呢？

徐宪平：我的第二个观点，就是政府在推进都市圈的建设中，重在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这是我特别想强调的观点，在都市圈的建设中，政府做什么？我觉得政府主要的着力点在于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基础服务均等化，特别是推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还要建立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但是我们从以往的实践来看，政府抓的最有成效的事情就是基础设施一体化，从高铁到地铁，从路网到枢纽，这些年一年一大变化。最难办的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因为这涉及到你要拿出真金白银，那就涉及到中央与省，省与市的财权和事权的分发，当前最紧迫的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这个体制是改革的一个最大的难点了。这个体制破除了以后，才能逐步的推动在这个城市圈内实现城乡一体和协同发展。

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我认识一对夫妇，男的来自陕西农村，18岁当兵，现在45岁，在北京呆了27年，是开车的司机。女的17岁来北京，现在38岁，是一个理发师，他们有一个孩子，现在上一年级，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孩子是不是可以在北京考高中、考大学。实际上我们国家2018年城镇化率59.58%，户籍的城镇化率只有43.37%，这里面差了16.21个点，去年13.95亿的人口中，按照这个比例算，8.3亿的城镇人口中有2.2亿的农民工，我一直在建言，这些人能不能居住在城里，有稳定的职业，有稳定的居所，年满10年或者是15年以上的，是不是可以一次性的解决户籍和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个不仅是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同时有利于扩大消费，扩大投资。2018年农村居民的年均收入1.46万，城镇居民的年均收入3.92万，农民工的年均收入4.62万，他们不是包裹，而是财富。

嘉宾提问：谢谢！我是香港商报的记者，想问一下怎么样从体制上促进大湾区内的人才流动！谢谢！

徐宪平：区域发展也好，创新发展也好，都要人才驱动，粤港澳大湾区的话，它的面积在世界大湾区肯定是最大的。我相信它的人口也是最多的，我相信它未来的总量，也会变成第一。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的政策。我带着北大的学生到斯坦福合作办班，我去参观了Facebook，不仅是聚集了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学生，包括硅谷初创的公司，50%是移民，工程师70%都是外国的移民，所以我们国家的人才，现在我们还是要强调对我们自身的人才，要给予更多的精神鼓励，包括市场回报，用股权来激励，总书记曾经说过一句话，要让科研人才名利双收。关键还有就是国际上的人才，中国大湾区要发展的话，怎么吸引国际上的高端人才，我在深圳调研的时候发现，深圳作为大湾区的一个中心城市，它的人才的数量和硅谷比，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比，不在一个等量级，特别是高端的人才，所以我们在人才的方面，一定要实行更有竞争力的，更有吸引力的人才政策。

我一直在建言，吸引国外的人才，现在都是实行报批制，像粤港澳这样子的地方，能不能提出一些需求，国家认定了以后，可以给他们一定引进人才的自主权。